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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邦、特里普拉邦和喀拉拉邦都拥有空前的政治影响力。
而在中印战争的进程之中，印度左翼阵线一直没有中断过在印度国内进行和平反战宣传的努力，并因此而遭到了曼莫汉。甘地内阁和印度军政府的严厉打击和血腥镇压。而在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印度共产党人还是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军队的敌人并非是印度民众而是盘踞在新德里，一意孤行的印度军政府。在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西塔拉姆。耶丘的努力之下，印度共产党人利用其在印度东部的影响力，帮助中国军队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和社会次序，为战争最终的顺利结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印两国山水相连，中印两国的共产党人在历史上更多次并肩携手为了亚洲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大业而奋斗。左派政党是印度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支持中印友好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印度左派政党保持着密切交往，这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愿同印度左派政党扩大交往、加强交流、互相学习，也期待着印度左派政党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为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随着加尔各答的陷落，大批被印度军政府拘押的印度左派政党领导人重获自由。而面对中印战争之后印度国内纷乱的局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建华在北京亲切接见了以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巴塔卡列为首的包括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全印前进同盟在内众多左派政党领导人。
在会谈中胡建华赞扬了印度左派政党各位领导人长期致力于中印友好，为中印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看到印度国内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试图凭借武力，挑起战争，称霸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地区，这一点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热爱和平的全亚洲人民所无法容忍的。而事实更雄辩的证明了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目前正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两国深化全面合作、实现互利双赢提供了宝贵机遇。双方应该洞察世界发展潮流，以战略和长远的眼光把握两国关系，抓住有利时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合作、共同发展。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意图早已不言自明，除了要求印度吐出多年以来非法侵占中国藏南地区的领土之外，中国政府对印度并不没有过多的领土。即便是战略位置险要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中国军方也仅是暂时接管而已。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之上，中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以印度各邦为单位的四分五裂的国度。如果可能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左派政党可以发挥其在印度国内的影响力，接管在中印战争之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印度本土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印度新政权。
不难想象在中国政府核心领导层的心目之中，未来理想的南亚政治版图不应缺少一个继承新德里绝大部分遗产的社会主义印度。这个新兴的政权将在南亚政坛之上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对内而言，印度共产党将领导将近9亿人民最终解决困扰印度近半世纪的温饱的问题，对外社会主义的新印度将会与中国携手开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新纪元，无论是以中、印、缅、孟四国为主构建的环孟加拉湾经济圈，还是未来由中国主动的环印度洋地区经济合作联盟，一个统一、富强的印度都将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虽然这个美好的蓝图要想变成现实，依旧需要中国政府和印度左翼联盟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毕竟只要印度左翼联盟首肯，那么他们将迅速接管昔日新德里所控制下的28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中包括：西孟加拉邦这10个主要的邦以及德里、昌迪加尔这2个中央直辖区。
虽然这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印度共和国的版图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可以说中国政府已经竭尽了所能。毕竟在印度南部是处于英国皇家远征军控制之下的马哈拉施特拉、卡纳塔克和果阿这3个邦以及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达曼和第乌、拉克沙群岛这3个曾经的中央直辖区。以及在战前中国政府许诺由泰米尔族人自治的泰米尔纳德以及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而位于南亚次大陆半岛最南段的喀拉拉邦目前正处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如果印度左翼阵营可以接受这一安排的话，中国政府将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支持。
“北京方面正试图在新德里的废墟之上培养出一个和他们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新政权。他们企图如果最终变成现实，将以为着这个星球上将有1/3强的人口重新回到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格瓦拉曾经挥舞过的红旗之下。”面对着中国政府在如何处理妥善战败后的印度所进行的努力，华盛顿方面并非一无所知，面对中国试图扶植印度左翼政治力量的计划，一向对共产主义怀有深刻敌意的美国“鹰派”显现出了空前的不安。随着铁幕帝国的解体，大多数的西方资本国家都认定他们是这场世纪之战的最终胜利者，共产主义的幽灵终于不在游荡于欧洲的天空，虽然朝鲜、古巴、越南、老挝等国家依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在强大的西方眼中他们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顽石而已，如果不是中国的存在，他们几乎可以宣布共产主义的最终消亡了。但是随着中印战争的结束，他们再度看到自己恶梦的复苏。
“我们的确可以用武力的手段阻止印度这个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极权者的手中，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否作好面对一场放大了无数倍的越南战争的准备了呢？”针对“鹰派”政治力量在国会内的煽风点火、鼓吹要在印度使用武力保障“民主”，迈克。李总统不得不悲观的向自己的同胞们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卤莽行动的预期。虽然在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之中不乏对中国远征军怀有深刻敌意的年轻人，但是美国军队的介入在对殖民统治有着切肤之痛的印度人眼中将是更将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虽然印度左翼阵线未必有控制全国的号召力，但是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印度人将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反抗美国入侵的行动中去，而与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糟的是，美国在印度并没有一个合适的代理人集团。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印度左翼阵线在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委婉拒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由其重组印度全国政府的建议，只希望在其原先处于执政地位的印度东部地区组建一个松散的社会主义联邦政府。这一结果后来在一些中国史学家的记述中被如此表述：“印度左翼阵线的行为几乎是在全国解放的前提之下，自己要求划江而治甚至退回陕甘宁边区。”而很多年之后当印度共产党元老—西塔拉姆。耶丘在回忆这段历史之时，依旧在他的个人回忆录《印度的曙光》一书之中不无遗憾的写道：“当2008年的新德里向印度共产党人打开大门之际，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却将这个无比辉煌的权力颠峰视作了空前可怕的陷阱。机会就在他们的畏首畏尾之中白白的失去。”
尾声：恒河沙数
关于印度左翼阵线联盟放弃接受中国远征军移交印度次大陆的核心区域，最终选择龟缩一隅的原因。后世的史学家们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给出了无数种答案和解释。在中、美两国的相关档案资料还没有全面解密之前，各种冠以内幕、黑幕、秘史头衔的无端揣测和昵想曾一度吸引过无数世人的眼球。这些几近于推理小说的文字之中，往往将印度次大陆最终出现的如此结局的原因归咎于以下几个方面。
大多数人都愿意相信中、美两大超级大国早已完成了对南亚次大陆的势力划分。所谓由印度左翼阵营出面执政，建立一个富强的印度不过是中国政府掩人耳目的障眼法而已。人们猜测着在印度崩溃的过程之中，中、美、英、巴四国高层曾有过一系列秘密协定，其历史作为或许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以及雅尔塔协定，只是这场针对印度毕竟还不象曾经的德、日轴心那样早已沦为了全民公敌，而美、英两国更要在全世界面前保持着“局外中立”的形象。因此这些会议的结果最终无法形成象《波茨坦公告》那样统一的声音，只能以密约的形式被参与国封存在保险库中。
不过还是有好事者竟从中、美、英、巴四国外交部对外公布的一些只言片语和外事活动之中勾勒出了一张所谓“印度路线图”的秘密会议日程表。首先在处理印度战后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据信是美、印、巴三国，在协助中国解除印度核武装的问题上。美、英两国的特使曾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地区与巴基斯坦军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基亚尼上将进行过长时间的磋商，这些会谈的内容至今都没有向外界解密。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美、英、巴三国在考虑瓦解印度核武库的同时，也早已商定瓜分印度中西部地区辽阔疆域的问题。
而协调中巴两国之间步调的会议，则据说是在中国西部重镇—兰州召开的。在这次“兰州会议”之中，来自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总统特使除了与中国总参谋部的代表协商了中国远征军入巴参战的问题之外，有关印巴边境的重新分割以及如何处理战败后的印度自然也在讨论的范围之内。最终随着巴基斯坦政局归于稳定，中、美两国围绕伊斯兰堡倒向问题上的争夺最终以拥有强大地面优势的中国逼退远渡重洋而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而以全胜告终。尘埃落定的中、美、英、巴四国自然而然的选择了重开谈判。而这一次会议的地点则众说纷纭。西方学者坚持认为这次最终决定印度命运的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展开，因为根据官方的报道当时正有一支由中国国防部副部长—吴辉上将率领的中国人民国防军高级军官代表团在当地访问，而同期抵达的还是英国国防大臣约翰。里德。因此西方史学家一直坚持这次“檀香山会议”最终决定了四国瓜分印度的协议。
而东方的史学家往往对所谓的“檀香山会议”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否定和怀疑。中国官方的历史研究团队认定在处理战后印度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并没有与美、英两国有任何的地下磋商。而一些民间团体在这个问题则显得相对宽松的多，他们认为中、美、英、巴四国在处理战后印度的问题之上必然有着一系列协商和妥协。但是对于会议的地点，他们大多认为所谓的“檀香山会议”不过是第一轮接触，真正在南亚次大陆势力划分问题上一锤定音的是在“檀香山会议”一周之后在中国东部城市—天津举行的中、美、英、巴四国会议。根据中国民间研究者收集的信息，在吴辉上将率领的中国人民国防军高级军官代表团结束完对夏威夷的访问一周之后，白宫分管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斯文顿、英国国防大臣约翰。里德以及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塔立克。马吉德上将均相继抵达天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座中国环渤海湾经济圈的中心城市曾在决定印度命运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种“密约说”曾流行一时，毕竟在战后印度的处理问题之上，从结果来看中、美、英、巴四国的确各取所需，表现出了空前的默契，相安无事。不过也有相当一部份西方史学家对“密约说”嗤之以鼻。在他们眼中“贪婪成性”的中国巨龙根本不会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遵守所谓的“密约”，印度左翼阵营之所以无法上台执政，重新统一印度，完全是由于其与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之上存在着“路线之争”，这些持所谓“路线说”和“换马说”的西方学者往往会援引印度左翼阵营的一些政策和文件试图说明印度左翼阵营所坚持的不过是伯恩斯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提出的修正主义的模式，在经过了毛泽东思想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印度左翼阵营存在着严重的“路线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无法说服对方改弦易章的前提下不得不选择“换马”。
和“密约说”一样，坚持“路线说”和“换马说”的西方史学家们同样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往往会旁征博引的用大段大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说明“路线之争”在共产国际中的“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影响。在印度左翼阵营各主要党派在随后岁月里的停滞和没落，以及印度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似乎更从一个侧面应征他们的分析。
但是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许永远将成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之谜。但无论如何从后来事情的发展中来看，几乎对新德里崩溃毫无准备的印度左翼阵营根本不具备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