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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国内大学现在的问题是，不可能用那么高的门槛要求前来应聘的人，因为学校的薪资待遇还不足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应聘。另一方面，已经成为教授的人，在过去并没有经历严格的筛选。
郑元芳解决这一问题，确实比较难，需要一步步走。我认为，对于年轻的应聘者，就要实行较高的薪资待遇，我会尽力在交大的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里这么做。今后，所有新进的人员都应该按照我所说的几道筛选程序来筛选，不能够对新进人员设立很低的标准，如果新进教师没有经过严格考核、筛选就进来了，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教授队伍，我们也必须进行改造。国内很少有大学将教授称为终身教授的，从规章制度上说，教授是合同工，而实际上，基本上都是终身的。这种做法，其实很不好。对教授来说，他不会认为教授岗位有多么的珍贵，不像国外一流大学那样，获得终身教授席位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会努力工作来珍惜自己的荣誉。但终身教授绝不应是一个教授最终追求的目的。拿我来说，给我十个终身教授席位，我也不会停止工作，我的追求是做最新的东西，做最好的我。我们每个教授都会这样，只要他对学术充满崇敬，对事业充满执著。
熊丙奇你具体打算怎样改造教授队伍？
郑元芳我要具体分析每位教授的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教授如果已经不具备创造知识的能力，那么我希望他能多承担一些教学工作，多上一些课，他们可以说是教学教授；还有的教授，他们具有知识创造的能力，但是以参加科研的目的被聘用的，这些教授可以作为科研教授；另外的一些教授，他们应该是责任教授，既承担教学工作，又承担科研任务。对于不同类型的教授，我们要建立不同的评估指标，并给予不同的薪酬待遇。对于教授而言，我们要通过科学的指标体系，引导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们擅长做、应该做的事情当中。
熊丙奇不知道你注意到这句话没有，“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三流管理”，这句话是描绘高校师资队伍、管理队伍的。刚才你谈到了改造教授队伍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大学应该首先改革行政干部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否则，再好的教授也发挥不了作用。
第37节：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郑元芳高校管理有很深的学问，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它更具挑战性。国外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多，但个个都是精英。大学应该有一支一流的管理干部队伍。在这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
熊丙奇据说，你上任后，给应聘副院长的人提出要求，一周五天，每天在行政岗位上工作八小时，你只考核他把学院管理得怎么样，至于科研搞得如何，你不进行考核。
郑元芳大致如此。我没有限定每天一定要做八小时管理，只要他把管理工作做好了，利用一些时间搞科研，也是允许的。事实上，我还鼓励他搞一些科研。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会考核他科研做得如何。我们会对每个岗位的职责进行科学与完整的描述，与岗位职责无关的业绩，不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
熊丙奇面对这样的要求，应聘的人多吗？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些人把在学校里担任行政职务，作为获取更多资源的一条途径，你用什么办法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郑元芳应聘的人很多。用几年时间全心做管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你做得很好，今后可以做院长、副校长，甚至校长，成为教育管理专家，或者三年以后你可以重新去做教授。如果由于做副院长，影响了科研，这是你自己的事。归根到底，这是一种选择，你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至于资源的调配，拥有一定的行政岗位，肯定拥有一定的资源调配权，但是我们要有规定来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就是你绝对不能动用学院的资源来做自己的科研，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自己的利益，无论通过怎样的形式都不行。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在美国担任十一年系主任期间，我没有花系里的一分钱用于我自己的课题研究。
作者补记我们的很多措施，显得很“人性化”，比如，对于身在管理位置的领导干部，要考虑他们今后从领导位置退下来的“退路”，因为他们可能因为繁忙的管理事务，而影响了自己的业务能力。这种周到的安排，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多吃多占”，突出“强势群体”，强调“特权利益”，而非公正平等的。谁又主动为普通老师设计过他们的出路和未来呢？
原因16：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我们要用盲审的机制来保证博士生的质量。可事实是，博士生的质量并没有因为盲审而有丝毫提高。
博士和博导，成为今日大学校园中最倒霉的“群体”，老是成为大众茶余饭后嘲笑的对象。
今天做博士，不可谓不苦……
成家立业的年龄，每个月只有可怜的300元左右的国家补贴。跟着老板做课题，跟对人了，一个月还有几百元收入，没跟对人，可能分文未得。要么跟家里讨钱（这个年龄有点羞人），要么只有去打工赚钱。
经济困境自然带来心理压力，早一点毕业出去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为博士们努力的目标。可是，导师没有好的课题，做学问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出来，三年博士学习，还包括一年必修课安排，剩下两年，要完成十万字的有价值的论文，要发表若干篇核心期刊或国际杂志论文，这种折磨，不把博士弄得目光呆滞才怪。
今天做博导，不可谓不窝囊……
最大的窝囊，是不能拍胸脯“我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眼睁睁地看着学生的学位论文被送出去让别人把关，摆明了就是对你不信任。
其次的窝囊，是学生不领自己的情，带的学生多了，本以为桃李更快满天下，却发现没有一个感情是深的，还不如以前三年带两个强。而且，要求严格了，学生不能按期毕业，有的学生会觉得不通情理，而周围的眼光分明在说：“这家伙带学生的水平不行。”
还有的窝囊，是“博导”这个头衔，广受非议，可是自己必须守着这个头衔，于是即便没有课题经费也得硬着头皮招收学生，因为如果连续几年没有招生的话，不但自己的资格受到挑战，而且博士点的生存也会出问题。
对话观点：
（美国）教授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道德，他们有很高的学术伦理标准，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涉及的面很广。
在国外念博士，几乎没有自己出去打工挣钱的，一般都有资助，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任务。
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准，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水准的缩影，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对话人：郑元芳
熊丙奇关于教授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声誉，我想先问你两个问题：美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时，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吗？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是怎样构成的？
郑元芳美国大学不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三人组成，一个是导师自己，另外两个是导师和学生一起请的教授，个别教授也可以是从外校请来的。学校研究生院也会派一个人参加，但一般不作学术评价，只是对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以及按规定高质量执行进行监督。要通过答辩，必须四人一致同意才行。
第38节：博士生的质量
熊丙奇这能保证博士生的质量吗？会不会存在有人送人情将博士学位授予某个人的情况？
郑元芳不能绝对排除这种情况。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虽然参加答辩的专家几乎都是熟人，但是他们会坚持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学生。有两方面因素决定了这一点。一是国外大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成熟的系统，每个教授本身的质量以及对学术的要求都很高，他们都经历了强度很大、要求很高的研究过程，可以说，首先是教授的质量对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有了一个基本保证，如果导师很差，很难想像，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会很高。二是教授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道德，他们有很高的学术伦理标准，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涉及的面很广。在做学术研究时，他们往往十分追求工作的创意、文章的严谨，不但要求独创性，还追求高质量，研究工作深入细致，经得起重复性考验。在待人方面，他们可谓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好朋友之间可以有不同甚至完全背离的观点，这不会影响友情，而对于没有友情的人，他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赞同的观点。
熊丙奇如果博士生没有通过答辩获得学位，他会记恨导师吗？
郑元芳在这种伦理道德氛围中，学生不会因为没有通过答辩而埋怨老师（当然也有个别特例），他只会反思自己哪里还做得不好。导师其实希望每个获得学位的学生都很强，取得相对比较显著的科研成果，得到社会认可，而不希望一个学生勉勉强强毕业，这其实对学生无益。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人在念博士时，就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果，甚至博士论文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例子也不鲜见，《美丽心灵》的主人翁原形纳什，就是一个例子。
熊丙奇国内读博士很辛苦，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学生都希望能早一点拿到学位。美国大学是不是也有不少博士生渴求早日拿到博士学位的情况？
郑元芳在美国，拿博士学位，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一直在学校里念博士，七八年才拿到博士学位的，也不是不正常。在国外念博士，几乎没有自己出去打工挣钱的，一般都有资助，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我认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都在美国大学读博士，俩人一个月的奖学金有3500多美元，这足够过比较好的生活了。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任务。
作者补记研究生必须在一流的研究氛围中才能得到成长。没有乐于奉献、勇于拼搏的一流学生，也就成就不了一流大学。杨福家院士在海南中国科学学术年会上讲到（《杨福家、杨振宁：我们要有怎样的一流大学？》，赵亚辉、贺广华，人民网，2004年11月22日。），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之所以称为一流，除了有大师外，最重要的是有一批从世界范围挑来的、风华正茂、思想敏锐的优秀博士生。他们在充满好奇与激情、充分发挥民主的欢乐集体中，沉醉于科学前沿的难题林海中，日夜奋斗。人类社会很多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在科学家们年轻时获得的，比如说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为美国三位科学家所得：加州大学圣达巴勃拉分校的葛洛斯、加州理工学院的普利泽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塞克。获奖的依据是197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助理教授（相当于我国的讲师）的32岁的葛洛斯和他的博士生、22岁的威塞克所写，另一篇为当时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24岁的普利泽所写。至今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最年轻的纪录保持者是英国的小布拉格，在1915年获奖时仅25岁，当时他是剑桥大学的学生。
熊丙奇相比之下，国内博士生确实要艰难得多。据了解，有的博士读书期间还在兼职打工。
郑元芳念博士期间去兼职打工，很难集中精力做高水平的研究。
熊丙奇对国内的高校，有一种比较分析，说的是内地的高校，学校周边的商业气氛不浓，社会提供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校园里的学术气氛还稍微浓厚一些。而沿海一带的高校，处于市场经济的包围之中，校园越来越商业化。按理说，美国的商业气氛相当浓厚，机会也很多，那美国的大学怎样保证学术氛围呢？大学教授怎样抵挡诱惑呢？
郑元芳我想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第一流大学对教授提出高标准的要求，你很难有时间去从事额外的兼职工作。二是教授的待遇本身就具有诱惑力。美国的4口之家，中等收入为5万多美金；而一个大学教授，哪怕就是一般的教授，他的收入大约也在7万美金到11万美金之间，换句话说，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