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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会很奇怪或很羡慕美国人毫无负担地公开自己对某个位子和事物的追求。而美国人可能也会觉得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会羞于启齿自己对某个位子和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一个大大咧咧，一个羞羞答答。可谓大相径庭，泾渭分明。
美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要自信，不但要勇于肯定自己的追求，还要善于肯定自己的追求。儿子受这种新教文化的儒染，也迈出了自己艰难的一步。
那是矿矿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把电视关掉，独自静静地又画又写……
看他那份专注，那份投入，我隐隐觉得儿子今天有点不同寻常。于是，派妻子去侦察侦察。
妻子侦察回来，没说什么，只是笑。
“我没说错吧！有'情况'，对吗？”
“自己看去吧！”
“喂！到底什么回事？”
“一会儿你就知道啦。”
果然，没一会儿功夫，儿子进来了，背着手，一股神秘兮兮的笑意。
这种时候，如果你稍稍有点特殊的表情，他会顺着杆儿往上爬，弄得你上不去，下不来的。
我不露声色，并稍带严肃地问：“什么事呀？”
儿子望望他妈妈，从背后拿出一张画。画面的正中画着一个雄赳赳的X－MENoX－MEN是当时最流行的一部卡通片中的主角，是矿矿最崇拜的英雄。X－MEN雄赳赳地站在画面的正中，手中高高地举着一块牌子。细看那块牌子上写着“请投矿矿一票！”
那个惊叹号大得惊人！
这是他自己设计的竞选广告牌。
大概是看到我的眼神中掠过他意料得到的神情，儿子说：“爸爸，明天我要竞选班代表！”
儿子的声音很平静，但却像一声春雷在我的心头炸响。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惊诧，平静地问：“什么班代表？是怎么回事？”
“每一个班要选一个代表，这个代表要把班里小朋友对学校、老师、教学、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见反映给学校领导。”
“各个班的代表是不是要定期到校长的办公室开会？”
“当然啦，不然怎么叫'班代表'？”
“什么时候选？”
“今天下午已进行初选，有五六个小朋友报名。我和塞思得票最多。明天，我要和他最后竞选这个班代表。”
我一听，儿子已干了一仗，还赢了。精神为之一振！
“你得了多少票？他得多少？”
“不知道！”
“是无记名投票？还是举手？”
“举手。”
“举手怎么会不知道票数呢？”
“爸爸，小朋友举手投票的时候，我是低着头的，不能看人家投票的。”
“既然你低着头，那你怎么知道你得的票数和塞思得的差不多？”
“低头是低头，但得票多的，老师数票的时间就长呀！”
多么可爱的儿子！看他那个好像是干了坏事，但因为人们对这件“坏事”如此简单的谜底又无法理解，于是忍不住又把谜底揭穿的既调皮、又羞涩、还有点揭穿魔术后的兴奋的样子，恨不得拍他一板屁股！
说实话，选中国那种“班主席”还差不多，有点权，有点像领导。“班代表”就像民意代表，纯属服务性质的。不过，美国的议员也是叫做“代表”的，权力不小。
当然，如果还没选，我可能会劝他不要选。既然已参选，并且还赢了一仗，孩子已大大争了口气，这种热情就更应该保护。更何况还是五五波，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打呢！
据我所知，有一帮调皮的男孩很服他，又有数量不详的女孩或明或暗地对他有点好感，胜选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于是，我们明确表态：支持儿子竞选！
我们虽然没有竞选的经验，但常识告诉我，竞选的演讲非常关键！
我在国内大学里虽然没竞选过什么职位，但每次参加演讲比赛都得第一名，从未失过手！于是我自告奋勇要捉刀帮儿子“润色”演讲稿，并指派妻子帮儿子设计竞选广告。
谁知道，儿子不买我的账，只要他妈妈帮他多弄几张竞选广告，并不要我参与他的竞选演讲的策划，更不要我“拔”刀相助！连演讲要讲什么内容都不肯透露，对我的从教育管理改革、教学改革的角度的出谋划策，连声否决。
“路得靠自己去走”，这个道理不算深，但真正理解不容易。
我无可奈何地看着儿子在写卡片，准备他的竞选演讲。
第二天，我们商量好，要尽量显得不经意地、自然地问关于竞选的事，不要一进门就很急切地追问，让儿子觉得我们特别注意他的竞选结果，以防竞选失败，造成太大的心理冲击。
终于等到儿子放学了。我们忍住，没问他。儿子的脸是个晴雨表，什么事情都能一眼看出来。但今天他的表情没有明显的答案。
不过，他没有主动说今天的竞选，可能是没赢。也难说，这小子会不会像参加竞选一样，突然爆个冷门？
吃晚饭时，儿子菀尔一笑：“咦？你们怎么没问我竞选的事肝
然后，忍不住自己说了起来：“塞思选上了，我失败啦！”
我望望妻子，妻子瞅瞅我。
“其实，当不当那个代表无所谓，别在意！”妻子很轻松地说。
“早上，我到班里贴竞选广告。小朋友都叫喊'选矿矿！''选矿矿！'我以为我肯定能选上……”
我打断儿子的话：“你是怎么演讲的？一定是演讲没讲好！我都说要帮你写，如果你听我的，抓住教学改革的主题来谈，没有不行的道理……”
儿子打断我的话，“谁说我的演讲不好？我说：'如果你们选我做你们的代表，我一定会叫学校食堂在我们的意大利比萨馅饼里放多多的奶酪！'小朋友听了，欢呼喝彩，拍手叫好！”
“你怎么不谈教学改革，却去谈什么'比萨馅饼里放多多的奶酪'。
“爸爸，没人要听你的教学改革！”
“那你为什么没选上？”
“塞思的妈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教塞思贿赂小朋友！”
“什么？”
“塞思带了很多糖去，谁投他，他就给一颗。我的朋友，达斯腾吃了他的糖也没投他……”
儿子败得很有点悲壮。但从他的情绪看来，竞选失败这件事，基本上没有在他心理上留下什么阴影。我们搬到西金库市后，矿矿与塞思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每到假期，都要我们开车送他回牛津市塞思家去住上一两天。
最近我曾问矿矿：“如果现在有类似的选举，你还参加吗？”
他笑得很神秘，没回答我的问题。投不投自己一票？
我是1988年元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YORK学院讲学的。此前，我学的是中文，教的是中文。英文多是自学的，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大学时学的那两年，任课老师也是从俄文转过来的。现在要到美国大学用英文教课，特别是（汉字源流与中国文化）一课，难度是相当大的。
我父亲是北大西语系的学生，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利用假期打工的机会给在昆明修机场的美国空军当翻译，因此，对西方文化有相当的了解。
父亲对我说：“英文里有一个词，是selfesteern，一般翻译成中文的'自尊心'，但不够传神。你看美国人那种在别人眼里很有点'舍我其谁'的'自我感觉良好'，就是selfes－teern。为什么说，有些人'穿起龙袍不像太子'？龙袍是有了，差的就是selfesteern'舍我其谁'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内心状态。你在国人面前有selfrespect，在那些'舍我其谁'的美国人面前，更要有self．esteem。记住爸爸这几句话，你就能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面前有了selfrespect；英语没有美国人那么好，这完全不奇怪，比他们好那才真叫奇怪；来到你班上听（汉字源流与中国文做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没有一个比你对”汉字源流与中国文化“更有心得；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汉语能与你的英文水平相比……”
被打成“右派”，不知对父亲self－esteem的伤害有多大？但他老人家给我的selfesteern却是铭心刻骨的。
我在（跨越文化的旅行）一书的（只身闯江湖）的章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现截录如下：
1988年1月13日，我将飞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YOrk学院讲学。
提前三天到广州办理机票，繁杂的手续办好，离出国还有两天。冬阳暖暖的，但妻的胜有，发明暗不定。
临行前，父亲交给我们100多元钱，嘱咐到广州买一件像样点的呢子大衣。
他知道我们俭省，再三交待：“一定要买！宾州冷，可御寒。中国来的访问学者，有了selfrespect，还要有'龙袍'，总要有点样子嘛。再说穿上它，你就觉得爸爸站在你身边，会多一点selfesteern。”
那时百多块钱是有点分量了的，须讲师一个半月的工资。
有一天，Yor有个很富有的黑人医生请我到当地最名贵的法国餐馆吃饭。
我们俩的大衣交给侍者保管。
出来时，换了一个女侍者，她看看我俩，又看看那两件都是黑色的呢予大衣，于是以貌取“衣”，先递给我一件。
我一接过来，立即发现手感不对，那件大衣非常厚重柔软，这不是我的！
再看医生，大概是selfrespect受损吧，脸色有点怪，我赶紧和他交换大衣。
出得餐馆，棉絮似的雪花纷纷扬扬，餐馆里烛光闪耀，我突然想起父亲用英语给我讲过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摸摸身上的大衣，我想起瘦弱的父亲。
知儿莫如父，当时在广州还真想省了那笔钱。后来，又鬼使神差地买了，说是有“纪念意义”。
两年后，父亲患了绝症……
我还在做博士论文，父亲就默默地离我而去。
在广州买的这件大衣，曾经重载着父亲对我的寄托，现在却成了我对父亲永生永世的怀念！
女侍者错把极富有的黑人医生的大衣给我，可见父亲提到的那种“舍我其谁”的Sef－esteem，我在总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面前是多少有了一点的，不然哪来以“貌”取“衣”之细节？
但是，内心有Sefesteem，与敢不敢公开肯定自己，敢不敢投自己一票？常常是两回事情。前者是内心的自我肯定，后者是公开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肯定。前者是后者的内在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外在表现。
YOrk学院有一项政策规定，任何一门新课在第一学期都是临时的或者实验性质的。上完第一学期后，如果想要列为固定课程，必须经过几个步骤：
第一是由授课的教授本人提出申请；
第二是由听课的学生作出评价；
第三是学院或系部指派有关教授去听课，并作出评价；
第四是系部将学生和听课的有关教授对这门课的评价分发给全系的教师，然后全系的教师进行投票。
根据合同，我原来在York学院仅授课一个学期。后来，学院打算第二个学年再续聘我四个学期。这样，我的课程必须要列为正式的课程让学生选修。
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上述四个步骤和程序。
我看过我的学生和有关教授对我的课程的评价，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
系部给每个教师发的选票和有关资料我也收到了。但因为受中国的所谓“满票”的观念影响，我把自己排除在投票者之列。我以为是其他所有的人对我投票，我没想到我自己也要参加投票。因此，我把那份记名投票的表格扔到抽屉里，就忘了此事。
一天，我刚上完课，回到办公室。系里的秘书就来到办公室，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黄教授，大家已对你的课程作了投票，现在就差你自己的投票啦！”
我非常吃惊：“我还要对自己投票？”
秘书对我的吃惊更感吃惊：“当然啦！”
我惊疑不定：……
秘书笑了笑，说：“全系教师，当然包括你呀！更何况是关于你自己的课程！记住，今天中午之前，必须把你的选票送到系部办公室。”
“如果弃权呢！”
“弃权？”秘书报狐疑地望望我，“那我得请示学院！不过，我猜想，可能你也得在你的选票上注明'弃权'。”
“先不要请示，让我想想……”
秘书走后，我拿着选票犯愁。要命的是，这是一张记名选票。如果是无记名选票，填了拿去，也只有秘书知道。其实，真要是无记名投票，秘书也是不能看的。
打了几个电话，可以问这种“尴尬”问题的知心朋友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开会。
我个人事小，失“节”事大。我不想让别人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想来想去，我决定去探探秘书：别人是怎样处理类似情况的？
我去时，正好系部办公室没人。
“秘书，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怎么投票？”
“如果我是你，而我又认为自己的课程应该通过，我就投赞成票！”
“自己投自己一票？！”
秘书非常吃惊地看着我，想了想，一字一顿地说：“如果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