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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二者的本质差别还不在于此。
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行政管理人才，其主要弊端是通过对文学水平的考察来断定一个人的行政管理能力，可谓南其辕而北其辄。高考的实质，是对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分配。高考成功者只是可以享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并不限定个人的发展方向……重点本科、一般本科、专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基本相同。通过科举的人唯一出路是做官，通过高考的人则拥有现代社会所有的发展可能。这种从一到多的飞跃，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大家可以想象，一道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而另一道有上百个选项可以随意选择，这两道选择题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还能不能说“反正都是选择题，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高考成绩主要说明：你的基础知识学得不错，有进一步深造的能力。它根本没有为国家选拔官员的目的……这个目的其实和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更接近一些。高中学的、高考考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基础知识，并非实用知识，如果你高中读完不再继续学习，这些东西确实没有多大用处。但这些知识进一步深化，就非常有实用价值了：
进入大学以后细分专业，学机械学建筑的，以高中物理知识为基础，四年之后就可以设计图纸用来造机械造房屋了；学医药学生物，以高中化学为基础，毕业之后就可以治病救人甚至研发新药了；学地质的，以高中地理知识为基础，四年之后就可以探索矿藏，为国家勘探煤炭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学英语的，大学毕业后日常的读、写、说便没有什么问题了；学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的，以高中的文科知识以及数学知识为基础，大学毕业以后便可以代理诉讼、为企业为国家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反之，如果没有高中的知识为基础，要能够在四年内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一本书《最高命运》是我大四毕业时写的，16万字7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内容涉及五个国家不同时代的历史，高三毕业的时候，无论文字功底、历史功底、政治学功底都差的远，写出来的东西甚至够不上在校级刊物发表的资格。但如果没有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基础，没有高中政治关于国体政体方面的知识，没有高中语文的遣词造句（看似简单实则玄妙无穷）、古文阅读方面的训练，再过四年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讲到这里，我插一点我对高考作文改革的看法。有人，应该说有不少人认为，作文成绩在高考语文总分中的比例太低，需要增加，甚至整个高考语文就考一篇作文。这种创意听起来很人性化，也很“罗曼蒂克”。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与高考的目的相悖。
高考的目的不在于选拔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而在于对一个人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做出评估，再以此为依据分配高等教育资源。高中语文学习的基础能力是多方面的，写作仅仅是一个方面。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将来以写作为生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语法基础、文学常识、阅读能力比写作能力更重要。他们可能从事各种与写作无关的职业，但打下深厚的阅读基础、包括古文阅读基础，能够在工作中高效率的阅读书信文件，平时浏览报刊杂志，在茶余饭后读一些散文、历史陶冶性情，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才是大众化的语文教学最主要的目的。仅就写作能力而论，日常生活中的写作无非个人信件、总结汇报之类，能够写得清楚明白足矣，用不着文采斐然、旁征博引。
有人说一篇作文完全可以反映其字、词、句、阅读、表达各方面的能力，不知道说这个话的人参加过高考阅卷没有，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严重违反人力资源评估的基本原理。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是两方面的，既要考虑被评估者的表达程度，也要考虑评估者的接受程度。就算作文能反映各种语文素质，评卷老师流水作业式的批改能够把这些素质正确的评价出来吗？根本不可能。对一篇文章的“好”与“坏”做出评价都往往会在众人中争论不休，要在十几分钟之内做出从0到150的一百五十个等级的判断，还要区分五六种语文素质，只能昧着良心乱来了。作文评分的主观性太大，通过一篇150分的作文对学生能力的评估所产生的偏差将大得难以令人接受。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考场作文的水平都是很低的，与真正的“文学创作”没什么关系。科举考了一千多年，没有出过一篇为后世称道的文章。科举状元中后来真正成为大文豪的也就那么四五个。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要是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参加科举，写出来的东西也必定很丢人。”我看过那些炒得很火的所谓“满分作文”，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由此可知，作文占150分，将既不能准确考察一个人的语文基本素质，也不能准确考察一个人的写作水平和写作潜力，纯粹是“文学浪漫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空想。其实想一想，当初科举用文学的方式选拔行政人员，何尝没有某些“儒学浪漫主义者”的“功劳”。历史上很多好的理想，最终变为罪恶，其原因也大抵相仿吧。
第17节：高考考的是基础知识
还有人爱用“钱钟书考清华数学考了0分，语文考了满分”来论证现行高考制度不合理。其实这也可以用“高考考试形式与考试目的”的观点来反驳：高考考的是基础知识，为社会挑选合格的人才，而不负责发现天才……天才不应也不能通过考试筛选。现代教育是一种“平民化教育”而非“精英化教育”，中国历史上出了多少钱钟书似的大文豪，但真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难道是靠这样几个文化精英吗？显然不是，而是靠全民族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啊。
而且，钱钟书数学考了0分，语文考了满分，是不是说凡是数学考0分语文考满分的人就能成为钱钟书？显然不是。钱钟书最后进入了清华，是不是说如果他不进清华就不能取得后来的成就？我觉得象他这样的天才人物，在哪里都是一样，说不定因为考试落榜受了刺激，从此更加发奋治学，成就更高也未可知。总之，要找几个天才的例子来反对高考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只是这样的例外实际上毫无意义。
言归正传。高考与科举最根本的差异在于：高考不存在考试形式与考试目的严重错位的情况。它选的是“可塑之才”，而非“可用之才”，所以考的是“基础知识”，而非“实用技能”。高中学的知识有用，高考考的东西也有用，只是这个“用”不能马上“转化为生产力”，而是在为更深入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们不仅是在“为了考试而考试”，同时也在学习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高中的学习不论从“高考取胜”还是“学以致用”方面来讲，都是很有价值的。
二、高考是能力的考试
高考是能力的考试，而且是很多种综合能力的考试。
德育的“缺位”不能归责于高考，高考也不应该试图去评价考生的道德水准。
一个人要想在高考中考高分，单纯死读书是不行的。高分的背后，除了知识基础扎实外，还隐藏着以下这些才能：
1．专心致志，能排除干扰专心学习
2．持之以恒
3．有较高的自制力
4．能够为了一个目标付出精力和汗水
5．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能够理解众多知识点并把握其内在联系
6．能够有效利用自己的时间
7．在面对考验的时候能够保持心态平稳
有一种说法十分的流行，就是说古往今来成大事者，读书的时候考试肯定不能前三名，或者说前三名都成不了大事。我不知道是谁先总结出来的“规律”，总之这种说法可以说是谬种流传、祸害匪浅，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两个例子，一个是克林顿，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学校的前三名，什么各种各样的奖学金、优秀学生的评选等没有一次捺下过。还有一个是叶利钦，他在自传中就说自己的成绩一进十分优秀，从小学到中学只有一次考试有一门课不是拿的5分，还是因为和老师闹矛盾被故意扣的，现在想起来都懊悔不已。他后来这样教育成绩优秀的孙子：“只要不是5分就不能算是好成绩。”既然拿了那么多满分，那至少也是并列第一吧。这两个人，两个总统，两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最有权力男人，都是学习的时候名列前三名的人，不知他们在私下会唔的时候有没交流过“学习心得”。普京是不是前三名难以考证，但他确实是圣彼得堡大学的高材生。在苏联时代，只有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都最优秀的大学生才可能被选入克格勃。被克格勃录用以后，还没毕业就直接分了一套房一辆车。
与前面的论调相比，还有一个引起了更加严重误解的说法，叫“高分低能”。
咱们的汉语表达讲究简明精练，不像英语那么讲究语法和句子结构，很多连接词为了追求对偶或音韵而省去。比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要是按照英语的语法，就必须说成“因为清风徐来，（所以）水波不兴”。因果关系连接词被省掉了，但意思不变，读起来很舒服。不过优势与劣势总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候省略的过了头，往往会产生歧异。“高分低能”的原意本是“虽然高分但是低能”，是转折关系，表明这种情况有悖常理；但很容易让人理解为“高分而且低能”，成了并列关系，低能成了正常情况，分数和能力高低没有什么联系；甚至有人干脆理解为“因为高分所以低能”，成了因果关系，要想高分就得低能，只有低能才能高分，这就谬以千里了。语言学家或社会学家要研究语言表达方式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这可是一个经典案例。
怎样正确理解分数和能力的关系呢？
首先要把“才能”和“道德”区分开来。
比如02年的清华学生刘海洋泼熊事件，这就是道德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如果说重点大学的学生道德水平高于普通大学的学生，我坚决不会同意……分数的高低和道德的高低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如果你说分数的高低和一个人的能力没有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重点大学的学生的综合素质高于普通大学的学生，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事情。片面追求分数而忽略了道德培养，这确实是咱们现行教育制度一个比较失败的地方。不过话又说回来，道德教育是全世界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因为“道德”这个东西太抽象，很难象“知识”一样按照整齐划一的课堂教学进行教授，更不可能用选择填空、计算写作来测试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我觉得，道德问题在高校录取中应该是一个“否定性”而非“肯定性”的标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道德不合格，那就无论他考分多高都不能录取。但是，不能对道德做分数上的评估。只要平时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就应该推断这个人的道德水平符合社会基本道德水准，这就够了，然后不再考虑道德差异，完全按照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量才录用。所谓“见义勇为加五分”的做法是非常荒谬的，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学习能力未必很高。咱们的传统观念在道德上喜欢采用两分法……“君子”和“小人”，“英雄”和“坏蛋”，好像一个人如果道德不高尚就必定道德败坏一样。实际上，在“大德君子”和“卑鄙小人”之间，还有一种人……普通人，或者说“善良人”。他们十分在乎个人利益，舍己为人或舍生取义的事情不太愿意去做，但仍具有基本的道德良心，杀人越货、骗人钱财、偷鸡摸狗的事情不会去干。这种人才是社会成员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基于利己之心，个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最后增进了全社会的福利，而这其实并不是他本来的愿望。在个人只顾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下，最后所增进的社会利益往往比个人有心的去增进社会福利的结果还来得大。……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如果雷锋参加高考数学不及格，而另一个把挣大钱出大名作为人生理想的人达到了北大分数线，我认为后者进入北大念书对社会更有好处。
第18节：德育的缺位不能归责高考
所以，德育的“缺位”不能归责于高考，高考也不应该试图去评价考生的道德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