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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学校》
作者：约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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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前 言
约翰？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评论家。他于1899年辞去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主任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他兼任这三个方面的教授职位，而且被认为在每个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很难说他自己更喜欢这些角色中的哪一种，是成体系的哲学家、科学心理学家，或是实验教育家？实际上他认为这三者是直接关联的。他也许认为在他指导下创设的芝加哥实验学校是这个时期里他的主要成就。他反复强调，实验学校不是“实习学校”，也不是“模范学校”，而是“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实验室”①。
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年（1894~1904）。在这个时期里，他从事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以专著、论文、讲演、报告和书评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逻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其中教育著作占有极重要的地位②。19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教育事业蓬勃兴起的整个历史背景和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实际经验，在教育理论上给他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源泉。
①详见凯瑟琳？坎普？梅林、安娜？坎普？爱德华兹：《杜威学校》，王承绪、祥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阿瑟？G。 沃恩：《作为教育家的杜威——他的教育工作的设计（1894~1904）》，纽约，1966年版。
②仅在1895~1898年杜威就发表了以下一系列的教育著作：《教育中的伦理原则》《我的教育信条》《心理学上的反射弧概念》《与意志训练有关的兴趣》《努力心理学》《想象与表现》《教育中的美感因素》《儿童研究的成果在教育上的应用》《幼儿园与儿童研究》《大学初等学校组织计划》《一个教育学的实验》《初等教育中的迷信》《评现在儿童研究的方法及其他》《作为大学的一门学科的教育学》，等等，有还关于教育伦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讲授提要等。见《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5卷，J。A。 博伊慈顿编，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1904年杜威离开芝加哥到哥伦比亚大学当哲学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每年在师范学院开一两门课，并继续撰写教育著作。他对于与师范学院的联系很感兴趣，师范学院附设的幼儿园和霍拉斯？曼学校更引起他的注意。虽然他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可是他与师范学院的联系和他的思想对师范学院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以至他的名字和师范学院的名字在许多地方专业教育家的心中是连在一起的。
杜威认为自己的一生“开始、最后和全部时间都从事哲学专业”①，他从来没有离开哲学。重要的是，他的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教育理论直接联结在一起，在他的教育理论中到处可以看到他的哲学的阐明、应用并经受检验。正因为这样，他是一个专业哲学家，却作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教育家而驰名于世界。
①杜威在其90岁生辰庆祝会上的讲话，见G。 戴克休齐：《杜威的生平和思想》，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本书选译的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时期和在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以前的教育著作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几种。下面就这几种著作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作些初步的介绍和说明。
一、教育信条
1897年，杜威应《学校日报》的要求，发表了著名的《我的教育信条》。这是杜威早期教育理论纲领性的著作，预示着他后来大部分教育著作的内容，在教育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杜威提出了五个信条。第一个信条说明什么是教育。他说，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教育，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他就成为一个固有文化资本的继承者。因为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而社会便是许多个人有机的结合。“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就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①这里，杜威提出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一直贯穿在他后来的许多著作中。
第二个信条说明什么是学校。他认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是社会生活的过程，而不是生活的预备。”学校作为一种制度，应当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现代教育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结果是，它们并不成为儿童的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因而并不真正具有教育作用。杜威把道德教育和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形式这个概念联系起来，认为最好的和最深刻的道德训练，恰恰是人们在工作和思想的统一中跟别人发生适当的关系得来的。现在的教育制度，由于它对这种统一的破坏或忽视，使得达到真正的、正常的道德训练变为困难或者不可能。
①杜威在《大学初等学校组织计划》（1895）里开头写道：“教育上的一个最后问题是协调心理和社会的因素。……因此，这个协调要求儿童能表现自己，但必须按照实现社会的目的来表现自己。”（见《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5卷：1895~1898，第224页）在《教育中的伦理学原理》（1897）中杜威写道：“社会是许多个人的社会，个人总是一个社会的个人，他不由于他本身而存在，他在社会里，为了社会和由于社会而生活，正像社会除非为了和通过构成它的那些个人便不存在一样。”（同上书，第55页）
在第三个信条里，杜威谈到教材问题。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学校课程的内容应当注意到从社会生活的最初不自觉的统一体中逐渐分化出来。“学校科目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关于这些社会活动，杜威强调指出了烹调、缝纫、手工等的重要性。这些科目不是附加在其他科目之外，而是代表社会活动的基本类型，通过这些活动作为媒介，把儿童引入更正式的课程中。就在这个信条里，杜威指出了他的教育哲学中的几个观点，即“教育即生活”“教育应该被认为是经验的继续改造，教育的过程和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东西”。这几个观点在杜威的以后许多著作中都可以反复见到。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是以“教育即生长”“教育的目的”“教育即改造”等专章来详细论述的。
第四个信条说明教育方法的性质。他把方法问题归结为儿童的能力和兴趣的发展问题。在儿童本性的发展，“自动的方面先于被动的方面”，如果使儿童置于被动的、接受的或吸收的状态，那就是不允许儿童遵循自己本性的法则，结果就会造成阻力和浪费。他相信，兴趣是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教育者应当经常细心地观察儿童的兴趣，这些兴趣不应予以放任，也不应予以压抑。压抑兴趣等于压抑心智的好奇性、灵敏性和创造性，并使兴趣僵化；放任兴趣等于以暂时的东西代替永久的东西。杜威强烈地指出，“除了死板和呆滞、形式主义和千篇一律之外，威胁我们教育的最有害的东西莫过于感情主义（sentimentalism）。”
第五个信条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改革仅仅依赖法规的规定或惩罚的威胁，或仅仅依赖改变机械的或外在的措施，都是暂时性的、无效的。教育是达到分享社会意识过程中的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惟一可靠的方法。三四十年以后，杜威引证一百年前霍勒斯？曼的一句话：“公共学校是人类的最大发现，其他社会机关是医疗的和补救的，这个机关是预防的和消毒的。”①杜威是就“学校作为政治民主的安全工具”来说而坚持这个信念的。最后，杜威以别具风格的语言表达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无上的重要作用；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每个教师应当认识到他的职业的尊严，他是社会的公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性的社会生长，这样，“教师是真正的上帝的代言者，真正的天国引路人。”
①杜威：《民主对教育的挑战》（1937），见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二、学校与社会
《学校与社会》（1899）是由杜威对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学生家长和赞助人的三个讲演和他的著作中的一些材料汇集而成的，出版后引起教育界和公众的极大注意，立即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是他的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罗素认为这是他的所有著作中影响最大的。①
“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生活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变革。”杜威是以比较广阔的社会观点面对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社会急剧变革而提出上述观点的。他指出，教育方法和过程正在发生的变化，乃是社会情况改变的产物。他以手工训练的典型事例说明其他教育上的革新。必须把木工、金工、纺织、缝纫、烹调各种作业看作是生活和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各种特殊的职业科目。通过它们，学校自身将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形式，而不仅仅是学习功课的场所。芝加哥实验学校就是采用各种不同形式的主动作业，使学校的整个精神得到新生。
①罗素：《西方哲学史》，纽约，1945年版，第819~820页。
杜威回溯了几个世纪前的学术实际上是由一个阶级垄断的，绝大多数人缺乏任何手段去接近知识的源泉，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这样的情况，即一种学术上的高级僧侣防守着真理的宝库，而只在极严格的限制下对人民做点施舍。可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一场知识的革命已经发生。知识不再是凝固不变的东西，它已经成为变动不定的东西，它是在社会自身的一切潮流之中积极活动着的。在杜威看来，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学校必须彻底改变。
杜威所寻求的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主动作业，使学校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形式，或者说，成为一种雏形的社会生活，“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我们将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的最深切的而最好的保证。”用L。A。 克里明的话来说，杜威认识到“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学校必须摆脱孤立的状态而成为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中心”，归根到底，“照杜威分析的新的主要的东西乃是他的社会改良主义”。
关于学校与儿童的活动，杜威对传统的课堂组织形式作了批判性的描述，指出课堂是一排一排地按几何顺序挤在一起的，课桌都是一样大小，以便尽可能没有活动的余地。这些全是供“静听”用的。“静听”意味着是被动的、吸收的，其重心是在儿童以外，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惟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他说：“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和哥白尼把天体的重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杜威深信，当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以儿童的生活为中心并把儿童的生活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发现他首先是一个静听的人，而是恰恰相反。
关于“儿童中心”这个概念，杜威在《芝加哥实验的理论》（1936）一文中指出，与实验学校开办以来许多参观者带回的认为实验学校是“儿童中心”的印象相反，实验学校把社会方面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在意图上是“社会中心”的。①在这里，“儿童中心”和“社会中心”交错在一起，似十分矛盾。不过，在杜威的心目中，“儿童中心”是就心理的因素，也即就方法论来说的，“社会中心”是就社会的因素，也即就目的论来说的。这一点杜威在《大学初等学校组织计划》里已明确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