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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先生觉得他当了一个美国城镇的学校系统的教育局长，对来自各种各样背景的数千名儿童负有责任。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这样去照料这些儿童若干年，即在他们结束学习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并做得很成功，不管他是去看管一台机器或管理一个企业，也不管他是去操持家务，在办公室上班，或是去教书。他的问题不是要传授每个人具体工作可能需要的知识，而是要保持儿童童年的自然兴趣和热情，使每个学生能够驾驭自己的身心，并保证他能够为自己做其他的事情。能成功地做一个人和一个美国公民，这是这个国家为其学生创办公立学校的目的所在；至于获得生计，也构成这个理想的一个部分，如果比较广泛的训练成功的话，当然也会随之而至的。在决定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法时，有许多因素要考虑，如每个儿童个别的特点，将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儿童生活的周围环境以及出钱维持学校的社区，等等。沃特先生的规划运用了这些因素中各个因素对整体计划所做出的贡献的价值。每一种因素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缺少了其中一样其余因素便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不论忽视了哪一样都会使结果受到损害。
对一个追求把学校经费用得最恰当，能给儿童和纳税人带来最大利益的教育批评家来说，一般公立学校组织中存在着一种惊人的浪费是显而易见的。整个学校建筑、场地以及各种设备器具，除了放暑假和星期六搁置不用外，平常每天也有一半时候空在那里。校舍是很费钱的，但完全不用的时候倒占去大部分时间。这种情形本身够铺张了，但是当我们来看看城里在公立学校念书的一般儿童每天在校外是如何打发时间，而他在校内受到的教育又是何等不完全时，我们开始真正认识到这种浪费是何等严重了。沃特先生决定让葛雷的学校从早开到晚，以免儿童不得不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拥挤不堪的街头巷尾游戏玩耍，因为这些地方带给任意闲逛的人往往是种种不利于健康和道德的危险习气。由于学校房屋一天之中仍有很多时间要关闭不用，并且一年空关了许多星期，因此沃特先生决定出资办校的人——即纳税者——有权利在校舍空关的时间内为了公共目的而使用教室，这样葛雷的学校就有了夜校、周六特别班以及夏季学期。这样做使得学校的维修费要比一年只开几个月时大得多，因此还要找一些更为经济的方法来管理学校设备。
儿童不可能整天静坐在课桌旁，就像现在大多数学校要他们每天坐上5小时那样；因此，如果要使儿童在每天8小时的上学时间内保持愉快和繁忙的状态，还必须给他们一些别的事情做。葛雷学校为了做到必要的节省开支，采用了一所校舍比平常一般学校多收一倍学生的方法。每一幢房子里都设两个学校，一个从上午8点至下午3点，另一个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每个学校轮流在通常的教室中上课，而不上课的另一半学生则去从事那些使葛雷得以出名的各种职业活动。用这种形式开支省下的钱就被用于装备学校的工场，聘请更多的教师开设正课以外的科目，并且支付特别增设的班级的费用。这样葛雷人交的税还是那样多，但他们办的学校除了给所在地区的成年人提供了在夜校上专门课程的机会以外，还利用了儿童的时间，大大增加了学习的设备。目前，葛雷的成年人利用学校设备学习的人数要比儿童人数多得多，当然成年人上学读书的时间要比儿童少。一所校舍办了两个学校，教室内的通常费用就省出一半，大量的钱就可以用于充实儿童一天8小时的健康保健活动，并且学校在晚间、节假日和周日向成年人开放。
每个校舍都设有健身房、游泳池和操场，还有一些体育导师，他们在每天8小时的活动中到场监护。体育训练和其他活动一样，成为日常学校工作的一部分，除了成为每个学生课程的一部分的体育训练外，每天还要开放操场2小时，让儿童自由活动。儿童不再到街头游玩，而是呆在学校并利用提供的机会做各种游戏。大部分的体育训练都采取有指导的游戏和器械运动的形式。这里的实验表明，和在其他许多地方的实验一样，学生对于那种正规的团体训练没有真正感到兴趣，他们被迫去进行这种操练，使得体操的好处大部分都丧失了。所以游泳池、网球场以及各种体育器械就大量地取代了这种正规的体操练习。体育辅导人员知道各个学生所需要的专门练习，这样使训练工作不会失去条理和效果。每个儿童除了符合他的需要的体格发展外，都有一个卫生而愉快的活动场地去游戏，再不用去校外消磨时间了。
人们期望葛雷的每个学生在学年中体质上有所获益，就像期望他在其他功课上保持成绩那样。每个儿童都经医生检查，对于体质不十分强壮难以从事课堂作业的学生，学校不是送他们回家什么也不做，直到比较强壮为止，而是给他们适合于他们体力的课程，他们的上课时间也减至最低限度，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场或体操房中度过，做着医生吩咐的使他们身体强壮的那些活动。学生身体的成长正像智力的成长是一样重要。通过对身体成长的关心，就像关心儿童在学业上的进步那样，学校经历了很长的道路，使自己变为一个小社会，这个社会对于正常的和自然的生活提供了每一个机会。
学校每天要开8小时，但是各年级的教师每天只上6小时的课，而体育指导人员整个时间都要值班。每所学校用4小时的时间进行通常的课堂作业或实验室活动，另有1小时在大礼堂听讲，还有1小时用于“应用性”活动或游戏。此外还有2小时，学生可以自由使用各种游戏设备，他们都用上了这些设备。由于学校轮换班次上课，因此教师的人数也不必增加，学生由于教师对他们所教的科目都受过专门训练而获益。每所学校的学生都被分成一个个的小组，所以班级的规模比大多数的公立学校要小些。早晨开始的2小时——从8∶15到10∶15——一个学校的学生使用教室、艺术活动室、校办工场和实验室，其中一组学生第一小时在教室里，第二小时在工场，而第二组学生则先从工场工作开始。另一个学校第一小时使用操场，参加与否不是强迫的，在第二小时，一组学生去大会堂，剩下的就在操场进行系统的体操训练，或有一个“应用性活动”的时间。然后在10∶15，第一学校学生去大会常和操场活动，第二学校学生则占用课堂和工场间2小时。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每天有2小时在通常的课堂中正式上语言、历史、文学以及数学课。六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每天有3小时用于这种正式的教学。所增加的1小时时间是从游戏和应用活动时间中抽出来的。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有1小时的科学实验室活动，或在工场里进行作业训练，还有30分钟的音乐或文学欣赏，30分钟的体育训练。六到十二年级则有整整2小时时间在工场里从事工业训练、科学实验研究，或音乐和绘画活动。
用这种轮班和轮校上课的方法，那些是学科专家的教师在较小的班级里，能够照顾比通常在一个校舍里所能照顾的数量多一倍的儿童。因为除了产业教师外，还有法语、德语、历史、数学、文学、音乐、艺术、自然研究和科学教师。这样额外增加的效率，所需经费都是因采用两部制上课形式而从校舍上节省下来的。每一年级的教室至少有四组不同的班级在利用，所以每个儿童没有专门存放个人物品的课桌，但是有一个小柜放书，并在课时结束后更换他的教室。每一个教师都不对某一组学生负责，但是对她所教的科目负责，同样，学生要对他们自己负责。显然，这样的上课方案需要师生之间有一种真正的合作精神，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校务管理。
沃特先生相信，许多公立学校之所以丧失很多像葛雷学校采用的那些做法的机会，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上面说的那种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校务管理。从企业的目的出发，成功地办好一所大型机构，这本身已是很难做的事。因此，沃特先生认为学校的校长和督导员一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之中，因为人们既期望他们管理这个企业，同时又贯彻教育计划。沃特认为学校的校长或督导员应当是一个企业管理者，一个只负责本校或本市的行政管理的官员。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大纲和方法，应当由没有行政琐务的专家们去考虑。这些担任督导的教育家们不应该按地区而应该按学科来任命，而且他们的任务应当定时定点地进行，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所担任指导的那些学科领域真正地保持接触，这样就不会出现有的学校里只偏重于某一门学科。这些督导们应当在他们临时任职的学校里如同该校的教务主任一样，而且督导机关要为所有的学校安排好课程。葛雷地区因为学校太少，还不能完成这样的计划，但是目前的组织表明他们具有同样的开阔胸襟和愿望，即通过葛雷制度，获得所有教师——从新助教到督导长本人的通力合作和所有工作的价值。
训练方面、社会生活方面以课程方面，凡是可能做到的，葛雷学校都在尽力而为。它们与教会和家庭合作，利用每一项经费来源，利用所有邻居及地方团体的影响力量，以求达到最好的教育目的。在训练人方面，学校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学校工作如此安排得当，以至于儿童一个个都想去学校；这里没有必要让专门处理逃学事务的官员硬拖学生上学，也不必施展严酷的权威去恐吓儿童。儿童一进学校，就觉得如同在家里，对学校作业就像在自己家里具有同样的兴趣和责任感。每个儿童都知道其他儿童和班级正在做什么，因为所有儿童经常在放置衣服、文具的房间里，或在每堂课后调换教室穿越走廊时遇到。大礼堂和各班旁听制度，还有由学生维修和制造学校设备，都是造成流行于学生间的那种精神的有力的因素。每所学校都有一个由学生们推选出来的学生会，专门注意学生团体的利益，维持学校的秩序。校医们用学校印刷机印刷材料，与英语课和礼堂活动协作，开展健康卫生运动。儿童对于这些事情发生强烈的兴趣，而且那样努力去做，以至于未入学的儿童的传染病发病率，比那些在校儿童为高，虽然后者有较多患传染病的机会。学校当局不是简单地强迫实施卫生法，而是告诉儿童这些卫生法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制定它们，实施它们又如何能帮助防止传染病及其他各类疾病。在化学课和烹调课上，教师则教学生许多有关细菌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对传染病和污秽物体的涵义有了了解。这样做的结果使学生自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止疾病的措施，当班里一个同学病了，他们就会实施隔离措施，并且立即通知学校医生。
各所学校还用同样的方法发起了一场清洁牛奶运动。学生从家里带了牛奶样本到学校检验，如果发现牛奶不清洁，就观察他们的家长是如何处理牛奶的。扑灭苍蝇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并引起了儿童真正的反应。在卫生健康方面，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的学校，不仅尽到了它们的一份责任，而且还承担了更多的事情，如协助卫生局的工作，免除城市医生的偏见和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在我们的各个侨民社区中十分普遍，而且使控制疾病和照顾上学儿童健康的工作十分困难。一旦医生们得到了儿童的合作和理解，诊治儿童的扁桃腺炎和眼科疾病也就不困难。儿童们懂得为什么需要做这些事情，即使他们的父母不去做的话；他们使得父母不但不干涉，反而会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
在外侨杂居的工业社会中，公立学校的另一难题就是如何使已到法定离校年龄的儿童继续留在学校里。葛雷的学校对付这个问题就像对付公共卫生问题一样，不是靠多立规章或试行强迫，而是寻求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