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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狠揍了一顿。陶先生听了幽默地说：“哎呀，这怎么行，中国的爱迪生恐怕被你枪毙掉了。好奇心是孩子的天赋，这样对待孩子，会起什么作用呢？”随即他讲了爱迪生被学校开除后，了解他的母亲，把家里的地下室让出来给他做实验室，终于使爱迪生成为发明大王的经历。
那孩子的母亲听后有些惋惜，陶先生接着给她面授了一个补救的办法：“你可以带孩子把金表送到钟表铺，让钟表匠将表修理一下。但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在一边看师傅如何修理。这样，修表铺成了课堂，修表匠成了先生，令郎成了学生，修理费成了学费，孩子的好奇心也得到满足。同时，还能学到技术。或许你的孩子将来会有所作为呢！”一席话，说得那孩子的母亲心说诚服。
后来，那拆坏金表的孩子果然成为轻工业系统的行家里手。
孩子们只要不撒谎，不要板着面孔威吓孩子，他们惟一不能忍受的是虚伪。
——列夫·托尔斯泰
多读没有字的书——叶圣陶不把考试分数看得那么重
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在小学时曾因学习成绩不佳留过三回级。后来，经过努力，他考取了一所以学风严格、学生成绩优异而闻名的省立中学。他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又因为有四门功课不及格要留级。刚进中学就留级，至善非常难过，面对那些不及格的成绩单，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叶至善的母亲很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她看到至善的成绩报告单上分数那么低，总是唠唠叨叨，说孩子不争气，没出息。而大名鼎鼎的教育家、至善的父亲叶圣陶却从来不说什么。他不大注重考试，也不大相信分数，他认为，一门功课学得好不好，得看是否能把学的知识全部消化，以达到终身受用。成绩的好坏不是单凭考试能衡量出来的。他了解儿子：至善最不愿死记硬背什么东西，特别是国文和英文，考试要默写整段甚至整篇课文，可他偏偏不愿死记硬背，当然考试不会及格的。他从平时和儿子的对话中感到儿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弱，知识面也不窄。因此，他面对孩子的成绩单并不责备，只是说，不要哭，也不要思想上背包袱，还是再换个学校吧。于是他让至善进了一所私立中学。这所学校和省立中学完全不同。叶至善进了这所学校，有了明显的转变，对学习感到有兴趣了，也不用整天在做练习题和做作业上花多少工夫，因而有足够的时间看课外书籍，以及唱歌、吹口琴了。
孩子的兴趣变广了，父亲很高兴，又鼓励他说：“这很好，以后还要多读没有字的书。”他解释说，所谓“没有字的书”，就是通过观察、实验、思考，向社会和自然学习知识和技能。有用的知识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在那些教科书里，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叶圣陶喜欢看书，各种内容的书都看。孩子们可以随便到书架上拿书，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他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来问至善，让他回答，借以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叶至善这个在小学和中学留过四次级的孩子，终于成为著名作家，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儿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一个美好的家庭，有如沙漠中的甘泉，涌出宁谧与安慰，使人洗心涤虑，怡情悦性。
——兰尼
不要把许多杂乱的词句塞在脑子里，而是要启发了解事物的能力，使得从这种能力之中流泻出——像从活的泉眼流出一样——一条溪涧（知识）来。
——夸美纽斯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
——列宁
考试对于那些准备得最好的人来说也是难以对付的，因为最大的傻瓜也可能问出连最聪明的人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科尔顿
他爱三弦，就给他买一把——李德伦从一把三弦开始走上乐坛
他热情诙谐，豁达爽朗，虽然年事已高，却依然精力旺盛；一谈起音乐，他两眼闪着光芒，话题滔滔不绝，仿佛全身都沉浸在一种美的环境中。他就是我国享有盛名的音乐指挥家李德伦。
1917年，李德伦出生在北京一个官僚家庭。父母和家庭成员都没有对音乐产生任何兴趣，惟独他，自幼就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爱好。那是他四五岁的时候，一天，家里人带他去天桥玩耍。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热闹的场面；抡大刀的、耍杂技的、练武把子的……看得他眼花缭乱。然而最吸引他的，却是一个弹三弦的人。小德伦站在那人跟前，发痴似地看着那把三弦和那双不断挥动的手，久久不肯离开一步。回家后，他缠着父母非给他买一把不可。起初，家里人以为小孩子图新鲜，不想给他买。后来母亲观察到小德伦真是热爱三弦，便向他父亲建议：“他爱三弦，就给他买一把吧。”父亲也满口答应。
从此，小德伦抱着三弦，整天坐在僻静的角落里，不断地拨弄着。虽然在他的手下，这把小三弦没有奏出悦耳的乐曲，但它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后来成名的李德伦说，那竟是他走向乐坛的开端。
李德伦的童年，正值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年代。他的家从北京迁到天津，又迁到长春，最后又迁回北京。几经周折家产越来越少，但三弦一直没有离开李德伦的手。
30年代初，李德伦进了中学，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音乐。那时候，许多电影院里都有乐队为无声电影配乐，电台有时也播放一些名曲，每遇到这样的机会，父母就让李德伦去看去听。
那时的李德伦，包括他的父母，只是把音乐当做一般爱好，但究竟它有何积极作用，谁也说不清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李德伦和同学们一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音乐家吕骥发起组织“北平歌咏联合会”，父母让李德伦马上报名参加。在多次示威游行中，李德伦领头教唱抗日歌曲，使斗争取得胜利。实践使他对音乐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
1940年，李德伦到上海考入了国立音专。1946年，他从音专毕业，入了党，并接受周恩来同志的邀请，在红色政权的第一管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担任教员和指挥。从此，他开始了创造性的音乐生涯……
儿童特殊的问题，是把握着儿童自然的冲动及本能胜利导之，使之进入较高的知觉及判断，并养成他们更有效的习惯。
——杜威
我们对于孩子喜欢某事应当设法帮助他努力。他爱虫鱼，说不定就是达尔文；他爱玩把戏，说不定就是爱迪生；他爱弄音乐，说不定就是贝多芬；他爱涂颜色，说不定就是密雷。
——张宗麟
父母是启蒙老师——丁肇中的成才之路
1974年11月，一个震撼世界物理学界，特别是高能物理学界的消息传开了：丁肇中领导的实验小组发现了“丁粒子”。1976年，丁肇中继杨振宁、李政道之后，成为第三位中国血统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回忆他的成才之路，也包含了父子情深。血浓于水的亲情。正如丁肇中所说：我的父母待我思重如山，他们不但生育了我，抚养了我，更注重教育我，琢磨我，我的成才成器，首先应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启蒙良师。
丁肇中的祖籍是山东省日照市。父亲丁观海、母亲王隽英都是大学教授。1936年，丁观海和已有身孕的妻子隽英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2月4日，王隽英意外早产，在美国安·亚柏尔大学的医院里，临盆分娩了一个男婴，他就是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丁肇中。
3个月后，王隽英怀抱婴儿回到中国，回到丈夫身边，并于暑假间同去山东日照了宅省亲。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观海和王隽英又携儿到重庆。丁观海在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任教，王隽英则在四川教育学院工作。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小肇中没能进小学读书。为了教育好孩子，夫妻俩共同商讨制订了教育儿子的方案。夫妻俩都有了双重的教育任务：白天在大学里当教授，晚上则在灯下教自己的孩子读书。
他们对小肇中的学习一点也不放松，白天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灯下先由母亲检查批改作业，然后由父亲教新课。亏得小肇中聪明好学，知难而进，因而尽管功课压得很重，还是游刃有余，空下来不是画几幅静物写生，便是拍皮球，而他玩得最多的还是用黏土捏各种玩具摆龙门阵取乐。
1948年冬，丁肇中随父母定居台湾的台中市，先后人台中市丰原中学、台北市的成功中学和建国中学就读。读高中时，他最感兴趣的是历史，但很快又意识到，在历史上寻找真理比在自然科学中寻找真理要困难得多，因而又把兴趣转向物理和化学。
中学毕业后，丁肇中被保送进台湾成功大学，但他一心向往的是进台湾大学。他报考了台湾大学又名落孙山，最后还是回到了成功大学。此时，他没有灰心。他认为，这次失败并不能代表前程的失败。他更加踏实地学习。父亲看到他的刚毅自信的精神，表示全力支持。母亲则鼓励他说：你要记住一点，不管你学哪一行，你一定要成为那一行的佼佼者。
1956年9月，丁肇中赴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并经过艰苦努力，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尼文斯实验室，经过两年的努力，发现了重氢分离子，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实验成果。接着，他有一系列的新发现。特别是在1974年8月，在高能加速器的质子碰撞实验中，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粒子，即“丁粒子”。“丁粒子”是已发现的原子核子几百种粒子中重量最大、寿命最长的一种，轰动了沉寂十多年的高能物理学界。为此，丁肇中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并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是美国科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母亲对于孩子是第一所学校。
——穆尼尔·纳素夫
善于发现天赋的父亲——傅雷教子艺术
傅雷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的儿子博聪19岁时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艺术比赛，获钢琴三等奖；21岁时，又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三等奖。傅聪成名后，当问及他的艺术成长道路，他总是把父亲称做他学音乐的第一位老师。那么，傅雷是怎样引导孩子学习音乐的呢？
傅雷的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朋友们聚在一起谈文学艺术，论人生哲理。开始，傅雷认为傅聪和他的弟弟傅敏年纪小，不懂事，不让他们在场，更不让他们插嘴。而小孩子呢，天性好奇，总想挤在大人中间表现自己。大人越是不让听，小孩就越是想来听。有一次，画家刘海粟到傅家做客，与傅雷在书房内鉴赏藏画，两人之间免不了一番高谈阔论。说话间，傅雷忽然要去外间取东西，打开门竟看见傅聪带着傅敏正偷听得人神。孩子的好奇心让傅雷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意识到，接纳孩子参与大人谈话，有弊但更有利，让小孩听大人论事，可以让孩子早涉人生，促使孩子早慧。于是，等孩子们稍稍长大一些，傅雷就允许傅聪和傅敏旁听大人的谈话了。
傅雷的朋友大都是社会名流贤达，有高尚的人品素养，所以傅聪从其孩提时代的“旁听”中，学到了许许多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傅雷对教育子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在孩提时期，父母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天赋，并进行正确引导，如果逆天赋而行，那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傅雷在给周宗荷的信中写道：“天生吾人，才之大小不一，方向各殊；长于理工者未必长于文史，反之亦然；选择不当，遗憾一生。爱好文艺者未必真有文艺之能力，从事文艺者又未必真有对文艺之热爱；故真正成功之艺术家，往往较他种学者为尤少。凡此种种，皆宜平心静气，长期反省，终期用吾所长，舍吾所短。若蔽于热情，以为既然热爱，必然成功，即难免误人歧途。”基于这样的想法，当傅聪还在三四岁时，傅雷就在他稚嫩的心灵活动中寻找他天赋的闪光点，开始为博聪铺筑人生之路了。
起先，傅雷曾让傅聪学习美术，因为傅雷觉得自己精通美术理论，又有许多朋友是中国画坛巨匠，如果博聪能拜他们为师，博采百家之长，定会在绘画上大有作为。
谁知傅聪不是绘画的料，他在学画时心不在焉，那些习作几乎都是鬼画桃符，乱笔涂鸦，丝毫没有显露出预期的那种美术天赋。而与此同时，傅聪的一些细微爱好则引起了傅雷的注意。他发现儿子钟情于家里的那架手摇（发条动力）留声机，每当留声机在放音乐唱片时，儿子总是一动不动地依靠在它旁边静静地听，而每当此时小男孩那固有的调皮好动的天性即一扫而光。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