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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陈郁一点没客气，说：“新闻这门学问大得很，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吃下这碗饭的。建议你还是去大学里当当旁听生，感受感受吧。”
我的自尊心被伤了，默不作声地从电脑里取出软盘，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这位子是我自己努力争取来的，没有人白给，也决不会轻易交出去。我要以行动回击看不起我的人。我一字未改把软盘直接交给编辑。
第二天，在报社的评稿栏上，我的新闻处女作被老总评为好稿。周主任看到我，竖起了大拇指：“好好干，有前途。我看中的人差不了。”
同事们都客气地祝贺我，只有陈郁没有任何表示。从这以后，我和他说话很少。对他，我保持了应有的礼貌。而他始终是一副拒人千里的面孔。在工作上，陈郁的表现还算不错，至少是中规中矩。我留意了他写的稿子，不能说不好，但也很难让人情不自禁地说好。新闻要素一个都不少，叙述清楚，没有语病，也有一定深度，但总让人觉得差点什么。
陈郁以学院派自居，时不时在同事面前搬出一套新闻理论。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不过是野路子，登不得大雅之堂。甚至那些学其他专业的同事，他都有些看不上眼。
我想抓起墙角的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报社与一家企业合作搞了一个爱心助学的活动，资助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的贫困生。经济新闻部的记者倾巢出动，深入城市的各个角落，去贫困生家庭采访。
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我找到了贫困生小李家。两间破旧的平房，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小李和他的父母毕恭毕敬地接待我。故事并不特别，千千万万类似故事中的一个：夫妻双双下岗，做点小生意度日。小李考上了重点大学，第一年需交各种费用一万元。夫妻俩拿出仅有的2000元积蓄，又各处求告借得3000元，而余下的5000元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办法了。开学日期临近。一家人心急如焚。说着说着，小李的父亲，一条七尺汉子，眼角滚出了豆大的泪珠。一旁的小李，瘦瘦弱弱，眼神十分无助。
我心里一阵难受。如果小李无法跨进大学校门，也许会像当年的我一样，缩在一个卑微的角落，小草般默默无闻地生长……而这小草本应成为大树。
采访将完的时候，小李母亲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塞到我的手里。我怎忍心吃？再三推辞，都被三双手同时挡住。三双眼睛看得我的脸滚烫。我埋下头默默地吃，热气迷住了我的眼。出门时，三人坚持要送我。我掏出两百元，放在小李手掌里。小李和他父母都有点不好意思，却也收下了，再三道谢。他们把我送出巷子，一直送到大街上。
我走出很远，回头看到他们还站在那里，像三座雕像，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也就是这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记者角色。我想，我要对得起这一家三口纯朴、信任的目光，我要做个好记者。我熬了一个通宵，就小李的遭遇写成一篇长稿。刊发后，小李被列入爱心助学活动的资助名单，顺利进入大学校门。一家三口来到报社，紧紧抱住了我。
同事们从一个个贫困生家庭采访归来，聚在一起交流采访心得，纷纷感叹底层民众生活之艰难。陈郁却在一旁发起牢骚，说什么他去采访的那一家穷是穷，却也太抠了；说他要是写篇稿子就能帮助那家人解决几千元的学费问题，一个劲埋怨那家人连他去采访的来回打车费都不给他报销。
同事们听他这么说都不说话了。陈郁还越说越来劲，说是依他看，任何社会都有贫富差距，穷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再正常不过，大学少了他们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个词迅速窜入我的脑海：“激情”。是的，陈郁的稿子里面缺少的正是激情。对一个新闻人来说，没有激情，无异于一个匠人。激情取决于一个人是否用心在生活。生活本身是门大学问，它的内核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第57节：我工作很努力
我工作很努力，玩命似地找选题、采访、写稿。我还时不时虚心向老记者请教，学习获奖新闻作品。很快我成了报社里突出的记者，开始参与一些重头报道任务。我站稳了脚跟。一次经过周主任办公室门口，无意中听到周主任对人感慨道：“江风是个人才啊，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比有些大学毕业生强多了。”我心里一热。
三个月见习期满的那一天，老总叫我去了他们办公室。老总亲自为我沏茶，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和三个月前相比，老总的脸明朗了许多，说：“江风啊，表现不错。你刚来时我还有些怀疑你的能力，怕你没有经过大学里的系统训练胜任不了工作。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离城几百公里的一处地方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损失惨重。部门迅速策划了一套报道方案。因为是重大选题，单兵作战力量太薄弱，部门安排我和陈郁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和陈郁都有些不太乐意，害怕单独相处时的尴尬。但军令如山倒，只得接受。去往事发地的汽车上，我和陈郁几乎没说话。我费尽心思找了两个话题，但话不投机半句多。没辙，只好各缄其口。滑坡发生在一座又陡又高的山上。我们到达山脚下时，天已黑尽。就近找了家小旅馆，吃完饭，早早睡了：一是劳乏，二是免得无话可说太难受。
第二天早上，我们往山上望去，不由胆战心惊。滑坡从山顶处开始，那里有一条几百米长的大裂缝。山体变了形，漫山遍野都是从高处滑下来的泥层和乱石。田地看不到了，树木看不到了，有几处房舍露出屋顶，一条被泥石流掩没的死猪的尾巴耷拉在外面。在滑坡带的周围，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农舍。离山顶那条大裂缝很近的地方，孤零零立着两户人家，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两条小船。
我指着高处对陈郁建议去山顶找那两户人家采访，因为那两户人家就在滑坡的起点处，对事发时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陈郁看到盘山公路都被泥石流埋住了，觉得不好上去，不如在山脚下采访一些群众。我一再强调山顶上的人家我们绝不能放过，他们是感受最深、最有说服力的目击者。如果不采访他们，我们这个报道就差了很多东西，也算是失职。
见我语气坚决，陈郁没再吭声。我们默默地望着山顶好一会儿，根本看不到明显的路径。陈郁赌气说要去我一个人去他是不会去。我自己沿着滑坡边的梯田田埂往上爬。走了一阵，我听见身后有很重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陈郁跟来了。
越往上越难走，田埂没有了，只有乱石和杂草，很陡。我在前面手脚并用地探路。陈郁在后面10来米远的地方气喘吁吁，一会儿问：“还有多远呀？”一会儿骂：“狗日的鬼地方！”
忽听得扑通一声……陈郁攀住一块石头往上爬时，手一滑，摔了个狗啃泥。我赶紧倒回去，把手伸到他面前。陈郁看了我一眼，抓住我的手……就这样继续前进，一路无话。
当我们出现在那两户人家面前时，把他们吓了一跳，仿佛我们是外星人似的。得知了我们的来意，他们热情地迎我们进屋。
一位50多岁的老农一边帮着掸去我们衣服上的泥土一边说：“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记者，想不到还是在家门口看到的。稀奇，稀奇。”两户人家的十来个人都围拢了。主妇们拿来热毛巾让我们擦脸。在大家眼中，两个城里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爬到山顶，简直是奇迹。
我没有猜错，关于滑坡前前后后的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介绍得很详细。在一些细节的描述上，他们甚至显示了民间文学家的天赋。用新闻的行话来说，我们得到了“猛料”。
据他们说，政府部门的人来看过，让他们赶快搬出这里去投亲靠友，因为谁也说不准是否还会有新的滑坡。我问他们既然如此为何不搬？他们说，能搬到哪里去？亲戚远的远，穷的穷，拖家带口的不现实。再说，搬走了，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再说离开老屋也很舍不得啊。
他们的老屋还是土墙，家徒四壁。陈郁插话了：“有什么舍不得的？土墙房子，哪儿都能建。”
那位老农拍了拍墙，说：“小伙子，这可不是一般的泥巴啊。我们的上辈都在里面。”老农说完，一屋子的人都善意地笑了。我们辞别众乡亲，开始下山。
在半山腰的树林我们又遇到一处农舍，同样的土墙老瓦。我决定去看一下。一家人正围坐一起吃午饭。见我们进屋，所有人，包括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站了起来。一家五口：两位老人、夫妇俩和儿子。听说我们是记者来采访滑坡，主人一边惊讶，一边招呼我们入席吃饭。推辞不下，我们被拉到饭桌旁坐下。
桌上的一只大土碗，碗内是农家自制的豆花，孤零零地居于桌子中央。周围是几只盛着米饭的土碗。豆花是白的，米饭是白的。主妇从厨房又端出两碗豆花，放在我们面前，很不好意思地说：“乡下人家，莫嫌弃。”
我端起碗，把脸凑下去……豆花很香。
我听到异口同声地催促：“怎么不吃？吃呀！”
原来陈郁一直没有动筷。我看到陈郁慢腾腾地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纸巾，抽出一张，在筷子上来回地擦，擦了很久，擦得我想抓起墙角的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第58节：第一次有人喊我“老师”
我感到悲哀。那一家人都埋着头吃饭。时间像是死过去一般。陈郁扒拉着豆花，一点一点往嘴里送。我把碗里的汤喝得一干二净。陈郁剩下了大半碗。主妇像客人般拘谨。
采访将完的时候，主人说：“天灾免不了。粮食够吃，不生病，就谢天谢地了。”
走出这户人家，到山脚下进行采访，再到踏上归途，我没有主动和陈郁说一句话。
回到报社，我和陈郁面临一个写稿分工的问题。按照常规，这种两人一同采访的稿子，由两人各写一半，分工合作。我不想和陈郁分着写。说实话，有点“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思。我对他说，不如一人写一篇，写完后都交上去，上面愿意用哪篇就用哪篇。陈郁同意了。
因为心灵受到震撼，我提起笔就停不下来，直写到七八千字才罢休。陈郁的稿子写了三千来字。两篇稿子一同交上去。我的稿子被采用了。稿子刊发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读者通过报社给灾区捐了款。
陈郁主动找到了我，这是破天荒第一遭。我以为他要发泄不满。没想到他跟我说开始有点服我了。说是以前他确实有些看不起我，觉得我没上过大学，和他不在一个层次。现在看起来，我是个例外。
我说：“你错了，还有很多没上过大学的人，比我能干。人与人是否处于同一层次，除了教育背景之外，还有很多考量因素，比如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适应能力。”
此后，我和他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僵了，但也只停留在一般同事交情上。说不上有什么成见，也许不过是成长经历不一样罢了……我们是不同类型的人。
第一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
夏天，报社来了几个实习生，给我分配了一个让我带。乖乖巧巧的一个女孩子，叫章欣。她站在我面前，一声清脆的“老师”，喊得我傻愣愣的。第一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在报社呆了两年，一直是我叫别人“老师”。
章欣在一所大学新闻系读大三，利用暑假的两个月时间来报社体验一下实战的感觉。我告诉她当记者很苦。她说她就是专门来吃苦的。她就是喜欢记者这个挑战性强的行业，自由得很，也有成就感。我就告诉她当记者没什么大的诀窍，关键就是多跑，多想，多写。
第二天出去采访时，我带上了章欣。她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我让她镇定些，采访时多听我说。她忙不迭地点头。
没想到，第一次带章欣采访就砸了锅。刚开始她还比较安静，专注地听着我和采访对象的对话，在采访本上作着记录。后来，也许是紧张劲过去了，她活跃起来，急于表现，抢在我前面连连向对方提问，有时甚至不够礼貌地打断对方的话。而她提的那些问题呢，实在是不够地道，简单、有点小儿科，令那位采访对象直皱眉。我几次想重新夺回交谈的主动权，向她递眼色也没效果。
采访基本算是失败的。一些该问的要点没问到，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倒有不少。到后来，采访对象也失了耐心，推说有事下了逐客令。
看我脸色有点坏，章欣明白自己的表现不够好，大气不敢出。我的气也就消了，告诉她采访要掌握技巧，刚开始别太心急，要学会倾听。章欣一声不吭地听着，满脸委屈。
没想到接下来几次带她出去采访，她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一句话不说，像个木偶似的坐在那儿，连笑都不会了。每次我都当着采访对象的面给她留机会：“章欣，你有什么要问的吗？”她总是摇头摆手，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