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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准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还有一个从空军地勤退役的前中校，据说曾发表了数百篇新闻通讯，后在某著名大学新闻系读研，也到社里应聘。这位仁兄面试时是一问三不知，连“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空军人士不知航天飞机，晕），只是口口声声说“我这人只知埋头写，那些事……平时没怎么关注”当时一名主编没和他客气：“不对吧？你说只知道笔耕，你的试卷上连目前中央领导集体何许人也都答不上来，难道你不觉得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不了解这些是不可原谅的吗？”
北大病了，天知否
在和新闻出版界的几位同行说起这些事，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断定我们碰到的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凭！我们自然清楚那并不是假文凭。要不是我亲自参加批阅那批学生的应聘考卷，我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面对的现实：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existwhileI‘m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太讲“人文精神”了。
第64节：次品是怎样产生的
不知怎么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这个词我就郁闷。“人文精神”如今已经是一个用得滥俗得不能再滥俗的词了。上世纪80年代呼唤“人文精神”主要是针对象牙塔外的蛮荒现象而言，侵蚀心灵的丑恶之源主要存在于社会上……那个年代报道的个体户天价酒席打擂台比富的丑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象征。可是，今天我们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还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征吗？我对此存有很深的疑问。
北大一“怪杰”曾写过一个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袜子扔在床底下；其实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袜子臭，而是他的脚臭。虽说这位“怪杰”的莫名走红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来评价，但这个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咱们都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换一换，不要一味抱怨大学生，不要总是谴责他们如何如何百无一用，而应该多想想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味……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
“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小的时候，外婆会指着画片教我说：这是兔子，这是小花猫。外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目的就是不让我把兔子认成猫，把小花猫认成兔子。老人家只想告诉我：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了解这一点是明辨是非的第一步。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但是我听出了其中的沉痛意味。
如今口口声声讲“通识教育”，可良好的心理状态或理性智性训练，在今天被诠释为“奶酪”、“加西亚”一类的“三分钟离地飞升术”，这就是今天某些人对通识教育的理解！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开眼。我无心拿北大说事，但我一直想写一篇《北大病了，天知否》的时文，以此为实例辨析一下作为中国教育范本的名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分析一些名校的怪现状，是一个针对“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探源之路。
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
买了不好用的次品，你的投诉对象肯定不是这产品，最终追问的是生产了次品的厂家。录用的不合格的大学生，就只有找学校，从教育这条生产线上着手。
“次品是怎样产生的”，多年前就有人开始思索这个命题了。可悲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它并没有因人们的焦虑和呼吁而得出答案并改进；反而随着教育产业的财源兴隆变得越来越突出，直到它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被纳入技术层面来应对。
你知道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小的时候，我内心仇视教师这个行当。在我看来，父母亲一辈子过的是一种晦气重重的生活。当年我填报高考志愿时，是坚决不填师范专业的。直到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这才改变了我对教师职业的看法。这篇文章就是我母校的老校长梅壬摹洞笱б唤狻罚梢运嫡馄恼律钌畹卮ザ宋摇�
第65节：读书人要像读书人
至今为止，我的学兄弟妹们还能共同朗诵这样的名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我老是挂在嘴上的“读书人要像读书人”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我咂摸了多年《大学一解》之后的个人化总结。我曾经有感于梅先生《大学一解》，创新一篇《大学三叹》，过会儿我拿给你看，聊博一笑，但确实代表我的心声。
按梅先生说的以“生新民”为要务的大学机构，今天似乎有点“变了颜色”，大学那种崇高的、理应让人敬仰的形象在逐步黯淡。我给你看的这篇文字，就是半年前我回到我曾教书的武汉那所大学的“失望之旅”后写下的。那一次我回去本来是想给我原先所在的那个系投点钱，也算是给我未完成的“教书育人梦”做一点弥补吧。可当我回到学校时，几个强烈的感官冲击促我打消了捐款的念头。还是那句话……“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我站在校园里，只有“思古”的份。
几座巍峨的大楼拔地而起，寓示着学校的发达兴隆。原先的那座古色古香的象征建筑虽被“仁慈”地保留了下来，但已经变成了煞风景的赘物。学校业已合并了周边的另几所大学，换了个更阔气的名字。人文精神的沦失，某种程度可以从这种“做大做强”的风气中得到反映。国人如今一般喜欢把“做大”“做强”联起来说，但明里人都明白，做大和做强并不是一回事。尤其对某些高校的“航空母舰化”更是如此。我只看到了“高楼平地起”“分田分地真欢喜”的虚骄心态，心中的大学已经荡然无存。学校领导的好大喜功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摆“天价宴席”擂台的反人文丑剧在这个领域翻版上演。
这让我想另一个笑话：我的一个哥们装修完房子，请大家去参观。一进他家，我便惊呼：“嚯！哥们儿你行啊！居然能把7000/平米的房子装修成3000/平米的档次！一般人想做成这样都不容易！”并非我说话刻薄，实在是因为我那哥们儿品味不怎么样，叠床架屋，把一个好好的居住环境搞得令人生畏。这个装修房子的类比正可以形容当今某些大学的扩容。
语文老师都知道，教学大纲中有一条是培养良好的“语言思维品质”。而如今，一些名校因为扩容或者“升级”，放弃原有的名字，取而代之以俗不可耐的新名字。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暴发户的思维品质移植到了我们的大学校长头脑中？把一个好端端的、方正简洁的大学牌子给改换成民办大学的类似字样，这就不能简单的从笑话的层面上去理解了……端正的思维、读书人的品质，首先就从这个牌子上丧失。关于大学的改名，我只是举个例子；但这个小例子，就可以反映出当前学校思想的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