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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傅聪获奖后，受到当时的波兰总统贝鲁特接见
1955年傅雷夫妇陪同来访的波兰文化代表团官员埃娃夫人
青年傅聪在波兰（195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上海中山公园（1956年）
傅雷与傅聪在杭州（1956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在杭州（1956年）
青年傅聪（1956年）
青年傅聪在上海家里练琴（1956年）
图为1961年的傅雷
图为1961年的朱梅馥
傅雷在江苏路宅邸的书房内（1961年）
傅雷在江苏路284弄5号宅院内（1961年）
傅雷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傅雷书房内（1961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1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傅雷与傅敏在寓所小花园内（1961年）
傅敏在北京女一中宿舍内备课（1963年）
傅雷与周煦良（1964年）
傅雷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4年）
傅雷（1965年）
傅雷在杭州（196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院内（196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之阳台上（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8月）
1965年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之阳台上。1966年9月3日凌晨含冤弃世于此。
1979年4月26日追悼会后，傅聪和傅敏送骨灰盒去骨灰堂
图为傅聪与傅敏（1981年）
傅聪与钱钟书和杨降夫妇在钱钟书宅邸（1981年）
1982年傅聪与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队在排练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1982年1月傅聪结束在京的演出和讲学后，李德伦和吴祖强在机场送行。（1982年）
傅聪在上海音乐学院讲学
1999年12月18日，三联书店在韬奋中心举办“艺术与爱的教育……《傅雷家书》座谈会”，傅聪和傅敏出席了座谈会。
图为傅敏在讲学（2000年）
图为傅聪在昆明演出（2001年）
傅雷摄影作品
黄山（云海）1956
黄山（散苑精舍前之日出）1956
黄山（始信峰古松）1956
黄山（狮林精舍的云海）1956
纪念傅雷…施蛰存
1966年9月3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15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几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1943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他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1958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的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地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洁白的纪念碑……读《傅雷家书》…刘再复
一
翻译家死了，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留下了一颗蓄满着大爱的心。
二
纯真得像孩子，虔诚得像教徒，比象牙还缺少杂质。
三
把全部爱都注入洁白的事业，像大海把全部爱情都注入了白帆。
四
莫扎特的曲子中醉了，因为畅饮了善的纯酒。能在善里沉醉的人，才能在恶的劫波中醒着。
五
雪，任凭风的折磨，雨的打击，总还是一片洁白。
六
人的意志可以把雪抛入泥潭，但不能改变雪的洁白的颜色。
七
我爱默默的白塔，翩翩的白鸽、白鹤与白鹭，但更爱洁白的、不被尘埃污染的心怀。
八
比诗还令我泪下，比小说还动我情感，比哲学还令我深思。征服人的心灵的，是心灵本身。
九
心灵是文学的根抵。伟大的文学仰仗着心灵的渗透力，把高洁的芬芳注入世界。
十
未能发现心灵的潜流，只能盘桓于文学的此岸，感慨彼岸他人笔底的波澜。
十一
是时代的镜子。显示着一代天骄怎样闪光，怎样凋残，怎样怀着忠诚，至死还对故土唱着亡我的爱的恋歌。
十二
是心灵的镜子，照着它，能使人纯洁，使人文明，离兽类更远。
十三
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
十四
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十五
不懂得珍惜水晶心，那是真正的不幸。
十六
碎物的珍珠不是悲剧，毁灭心的珍珠才是悲剧，被毁灭的价值愈高，悲剧就愈加沉重。
十七
应当为失去江山国土而忧愤，也应当为失去洁白的心灵而忧伤。
十八
正直的战士，保卫着祖国的森林、海洋、城廓和田野，也应当保卫洁白的心灵和智慧的前额。
十九
纪念碑飞翔了，洁白复归了，我感谢春天母亲的情怀，她懂得爱，懂得珍爱那些和自己的乳汁有着一样颜色的儿女。
赤子之心…傅聪谈傅雷
北京饭店长长宽宽的走廊里，冯亦代先生和我匆匆地找寻着傅聪的房号——我们相约，在他养病期间作一次长谈。门开处，傅敏迎了出来，床上坐着微笑着的傅聪。这是一次尽情的畅谈。对祖国深深的爱、淡淡的愁，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对艺术的挚爱与追求，对父母的思恋和怀念……。沉静的傅聪竟是那样容易激动；以音乐为生命的他，却具有一副哲学家的头脑。记得一篇文章的开头两句话：“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是的，同是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
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原因是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书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让它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政治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它，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冯：疑虑？
聪：这词不好翻，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格不同，难翻。我爸爸是个赤裸裸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出来了。但这些信都是他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的人，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了。
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我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作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来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到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不行的，不择手段本身就把目的否定了。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因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真正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否定自己，是那样一种真挚的感情。
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象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