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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我们的学术会进一步繁荣。一些体力好的人，可以创作为主，口述书稿为辅；一些体力差而思维能力好的老专家，可以在学术上后继有人、死后有书。抢救知识与史料，是战略性时间性很强的大事，抓迟了要后悔。
怒安于1931年“九·一八”前夕，与我同船自巴黎回到上海，住在我家，始译此书，次年春天竣稿，油印过三十多册，发给毕业班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他善于教书，讲美术史课时，墙上放有名画幻灯，学生又发给明信片或小画片，互相对照，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使学生听得入迷。他讲罗丹的代表作，将此书主要精神介绍给学生，不搞死背硬记，希望发挥主观能动性，思考作品的精神实质。
当时也有人劝他：“坊间已有精装道林纸印的译本《美术论》流传，何必重译费事而又费时间？”
怒安说他译为自学一遍，方便后生，无意出版。这种治学态度，多么难得！后来他在翻译上的成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历经浩劫，孤本译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袁志煌弟好学，恭楷抄录一过，文辉见而称赞不已，告知故宫博物院彭炎副院长，彭老转告傅敏，傅敏请不忘怒安教泽、精于法国文学的罗新璋先生搜罗原文及有关资料，反复校勘，保存译文风格，纠正誊抄中的笔误及排列不当，用心良苦，使这颗明珠拭去尘翳，射出精光。出版社为之精印，对我和怒安亲友来说，都是平生一大快事！预计此书将在信达雅三方面不逊于怒安其他名译而见重学林。
一本外国名著，多出几个译本，读者可以从比较中体味原作的风神，译者们各显身手，精益求精，各逞瑰艳，是大好事。钱钟书夫人杨绛自西班牙文译出《唐·吉河德》，体现塞万提斯文采，犹若唐临晋帖，风骨劲健，没有女作家驱词用语的纤秀之气，固然足珍，而林琴南文言译本，傅东华（伍实）白话旧译本，传神或有欠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必偏废，读书也要有点气度，不能偏狭。
1986年，我和伊乔同游巴黎，看过很多博物馆与美术馆，在罗丹与蒲尔台故居，二公许多杰作经高手放大，陈列在露天草坪上，供游客与市民欣赏，这和在室内观摩不同，又添一番新意。我还到当年和怒安一起参观过的罗浮宫，重睹名画芳华，顷刻之间，忆起在艾菲尔铁塔上的同游，在威尼斯、日内瓦、罗马等地的快谈和争论，（争论也是巨大的享受，从不伤害友情）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德以沫，实在幸运。而今书在人亡，是悲伤，是怀念，是欣慰，是兼而有之，我也茫茫然难以言喻了。
清浮荡无着的学子…金梅
有三次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换，在傅雷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进展中，带有关键性的意义。而每次变换，都是他母亲决断和选择的结果，第一次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全家由落后闭塞的乡村，搬到略为先进开放的周浦镇。第二次，就是接着要讲到的，1920年年仅12岁的傅雷，由母亲从“小上海”把他送到当时中国最繁荣开放、文明程度最高的大上海，考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再一次，是以后将要谈到的，傅雷的出国留学。）
现在，离开了管教严厉的母亲，周围又是一群活泼好动的伙伴，傅雷的顽皮劲儿，又有些故态复萌了。交织上孤高和聪颖的性格，傅雷的不安分比起大上海的小鬼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南洋中学附小一年多，竟被校方指责为“顽劣”而开除了。
第二年——1921年，傅雷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徐汇公学即现在徐汇中学的前身。那时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由意大利神甫担任。在学生中，教友与非教友是分开编班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每一个环节的活动，又都是在监学督促之下进行的。早上起床后，刚漱洗完毕，就列队到自修室去自修。7点多，又一起进食堂用餐。吃饭也有一套规矩。学生们先是静静地站立在餐桌旁边，等到早就端坐在食堂高台上的监学，摇响小铃，大家才能坐下来开吃。早饭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中吃完。到了时间，监学的小铃一摇，没有吃完的，也得赶紧去排队，上操场。晚上自修到9点钟，熄灯睡觉。一个大房间内，一人一张床，每张配备有一根木棍。监学也跟学生住在一起。上床后，先把帐子挂好，然后把木棍压在帐子外边。早上一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把木棍放到地上。监学一看棍子在地，就知道你已经醒了。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得住校，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要由家长填写卡片，亲自来领，才能离校。上午8点走，下午5点必须返校。学校的种种制度是很严格的。
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中，傅雷常常感到有些不适应。他在班上显得很“个别”，和谈得来的人交往时很豪爽，很诚恳；对一般人，他不愿与之交接。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他也直言不讳，遇有一言不合，往往争吵不休，甚至动手动脚。对老师，他也从不盲从。教会学校中的老师有两类，一是世俗的，一是修女或神甫。不论是谁，傅雷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他们讲得不对，就要与之争论，不到对方肯定他的说法有些道理，他就不肯罢休。他的“傅”姓，在法文中拼写为Fou。有一次，胡毓寅等几位同学，将他的姓氏法文拼写，译成一个不太雅观的中文词语（“痴子”）用作他的绰号。傅雷听说后，火冒三丈，几乎要和大家拼命。
法语是徐汇公学的主课，每天上两节。傅雷在这里学了不到三年，打下了法语的基础。他对数学课很是头痛。有一次考试，他演算到一半，就将钢笔尖用力往课桌上一戳，把没有做完的考卷交了上去。在教会学校里都得念圣经，傅雷对此很反感。他用激烈的言辞，公开表示反对宗教信仰。这样，在初中未正式毕业时，他又被学校开除了。
离开徐汇公学后，傅雷于1924年，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在学制上进入了高中阶段。以后两三年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自幼刚直不阿、并能独立思考的傅雷，随着见闻的丰富、认识的发展，越发表现出了不安分的个性。尤其到上海后的几年中，少年傅雷的心灵，经受了五四运动流风余波的冲撞，他在政治思想上，开始表现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鲜明色彩。到大同大学附属中学的第二年——1925年，傅雷从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目睹了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同胞，同学和友人遭到巡捕毒打的情景。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演讲呐喊，控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血腥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年——1926年春天，在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大同大学附中的学生们，开展了反对学问的斗争，被称之为“大同风潮”。傅雷和他的同学姚之训，是掀起这一风潮的带头人。大同校董吴稚晖，为了压制风潮，串通租界巡捕房，下令逮捕学生。当时甚至有传说，傅雷是共产党，这就更增加了他被捕的危险性。傅雷母亲闻讯后，为了儿子的安全，立即赶到学校，硬是把他拉回了乡下。以后，傅雷再没有返回大同附中继续上学。
在大同大学附中时，傅雷结交了第一个终生相交的知心好友——雷垣。俩人的结交，开始是很偶然的。傅雷学的是文科，雷垣则是理科的学生，他们本来并不相识。雷垣也喜欢国文，作文写得不错。一次，他写了自己的身世，文章贴到了墙报上。傅雷看到雷垣的文章后，由于所叙的身世与自己的遭遇太相同了，——雷垣自幼父母双亡，孤儿的生活度日如年，傅雷深受触动，潜然泪下。他找到雷垣宿舍握着他的手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愿意与你结为知心的朋友。”雷垣欣然允诺。文理科学生的宿舍本来是分开的，傅雷为了能与雷垣有更多交心的机会，便从文科搬到了理科，与雷垣住在一起。傅雷去世后，雷垣在回忆他们中学时期的交往时说；“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有时彼此对一些问题见解不同，也会吵起来。傅雷脾气急躁，常会脸红耳赤。吵过之后，第二天，他会来道歉，说自己脾气不好。我很喜欢他的直率，也从不计较他的脾气。”雷垣中学毕业后学的是音乐和数学，后来又成了傅雷长子傅聪学习钢琴的启蒙老师。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人们都说，傅雷孤高桀骜，难以交往。但从他与雷垣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盼望的是心灵上的真正相倾相契，谁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得到他的信赖。傅雷也并非是一味自赏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对知心者，他从不原谅自己的缺点。
在求学巴黎…金梅
傅雷的目标是进入巴黎大学文科。报考之前，需要语言上的准备。过去虽在上海学过一段法语，此次在赴法途中，也请旅客教师讲授过，但现有的水平，远不能应付报考这一关。因此，他在郑振锋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办完了有关手续，做了几件必要的衣服，看了看医生，赶紧前往法国西部的贝底埃去补习法语。
贝底埃，是法国13世纪修建的一座古城。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古色古香的街道，北欧莪特式的建筑，众多的教堂、桥梁等等，到处充满着古老文化的气息。清晨，黄昏，深夜，在城内徘徊，或去近郊散步，令人产生一种旷达幽远的感触，足以作为诗情画意的材料。
为了便于学习，傅雷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太太家里。她既是傅雷的房东，又是他的法语教师。老太太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丈夫是个中级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她非常慈祥善良，对中国人热诚友好。膝下没有儿女，对傅雷格外喜爱，视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周到地照料着他的生活和学习。她教傅雷发音和会话，不用正式上课的方式，只是整天和傅雷谈话，随时讲解和纠正。傅雷还另外请了一位法语教师，专教课本和文法。天资聪明的傅雷，虚心勤奋，加上两位老师灵活科学的教授方法，学习效果十分显著。房东老太太给洪永川写信说：“你的朋友傅雷是个好青年，既聪明又好学，很懂礼貌，求知心强，好像一只饥渴的蜜蜂，一刻不停地吮吸着各种鲜花中的甘露，来酿成自己的甜蜜。他的进步之快，使我和另一位教师大为惊奇，赞叹不已。”一段时间以来，可能由于傅雷太用功了，老太太担心他会搞垮了身体，所以她在信中又对洪永川说：“我考虑到这个可爱青年人的体质，不是很好，过于用功，怕会影响他的健康，因此请你写信给你的朋友，劝劝他，让他在紧张的学习中，首先要注意身体。”老太太说的完全是一片肺腑之言。
过不久，天气越来越热。房东老太太看到傅雷因用功过度，身体比较虚弱，精神有些不振，她便提议傅雷与她到外地去疗养休息一段时间。开始，傅雷怕耽误学习进程，很是犹豫，经过多次动员，又见老太太那样地真诚热切，终于同意和她一起去了法国瑞士交界处法国一侧的小镇爱维扬。
爱维扬位于莱芒湖畔，是一处著名的避暑胜地。莱芒湖更是举世闻名的湖泊。瑞士22个州，围处于万山之中。雪水、雨水聚积成八大湖泊，莱芒湖是其中最大、也最著名的一个。关于它，不少文人墨客在这里流连忘返间，每每吟诗赋章，写下了众多著名的诗文。法国大思想家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仟悔录》，英国大诗人拜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等人的诗文中，就有不少篇幅描写过它那迷人的水光山色。
傅雷来到爱维扬，只见莱芒湖湖面烟波渺渺，扁舟点点，往来穿梭，沿湖树木相连，浓荫匝地，在明媚的阳光下，绿树碧水，相互掩映，远处，蒙白朗山上白雪皑皑，岚气氤氲。秀丽的风景，宜人的气候，确是旅游休假的好所在。
这次休假期间，傅雷第一次环湖观览了一遍，所得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以致30多年后，在给傅聪的信件中，他还在念念不忘地赞叹着莱芒湖、爱维扬的恩赐：“天天看到白蜂上的皑皑白雪，使人在盛暑也感到一股凉意。”
从爱维扬回来，傅雷以饱满的精神又投入了法语的学习。
在贝底埃学习了半年多时间，以傅雷的水平，在法国知识分子家庭中生活已经没有问题，听几门功课也不太困难了。不久，他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
国立巴黎大学位于第5区即拉丁区（文化区），分文学、理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学校离卢佛尔美术馆、卢森堡公园、先贤词（名人墓）不远。这是一所老式的宫殿式建筑，以巨大的石块砌成。教室都是阶梯形的，前面安有火炉。一到冬天，谁都可以在那里取暖。外面来的一些老太太，俨然坐在第一排，一边结着绒线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