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伤。确实，我们的一位伟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掘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但伟人的认识不等于是大多数人的认识。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文化因素并不会因为少数先进人物的认识而随之消失。鲁迅当年抨击的旧传统我们今天还会遭遇，有的还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当然，它会不断变幻出更“时尚”的形式。也许那些对历史漠然无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这“时尚”所迷惑，不知道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装陈酒。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在数量上《傅雷家书》与之不能比较，但《傅雷家书》内容的丰富深刻、精微细致却是独具优势的。
《傅雷家书》的文化格调应该说是“顶级”的。傅雷本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钢琴大师的傅聪。楼适夷先生称其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是并非夸大其词的赞扬。
傅雷深刻地懂得，艺术即便是像钢琴演奏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humain（按：法文”人“的意思），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不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的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并且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交往，以至于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要人立直”，也使我这个读者印象深刻。
在此，我特别要提到重编本新增的三十四通中，有二十三通是母亲朱梅馥女士的信。这些信件在读者面前伟大女性的亲情和人性。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个既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开放通达的女性，她的母爱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环境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孩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几个菜肴的制作程序，唯恐疏漏一个细节。
最终，她跟随着傅雷走上了不归之路。她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严已将不能忍受这样的践踏和侮辱；她和他携起手来，把生命融合一起，迈步永恒。对她来说，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丽。
人性如此美丽的女性，怀着伟大的母性，走了！
我们只能说，这是美的毁灭！
而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护美，创造美？为什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的毁灭？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发出这样的追问，我想，这是人类的希望！
（二）
《傅雷家书》的直接受益者当然是傅聪。傅聪说：“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做人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对此，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也体会至深，她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
正是这样的家教陶冶出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并给千千万万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宝镜。照一照我们给了孩子一些什么，为了孩子我们自己怎样做事做人？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傅雷。在与傅雷同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很难与傅雷比肩；但是，当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傅雷家书》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新的视点重新审视这笔财富，我们才能在今天以至于明天充分发挥这笔财富造福人类的作用。
楼适夷先生在《读家书，想傅雷（代跋）》中已流露了对傅雷家教过细过严的“不以为然”。而我以为还有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问题：傅聪犹如一只邀游世界的凤筝，不论多远多高都有一线牵连着傅雷的家教：傅雷的家教以其教子的成果证明了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其生命实施这家教的傅雷却保存不了自己的生命。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个连自己的生命，这最起码的权利都保存不了的知识分子，他实施的家教，是否必须重新审视呢？这个问题当然远远超出了傅雷夫妇个人的生死之谜。
1956年6月，傅雷以极其兴奋的口吻告诉儿子，他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感慨系之。特别是佛子岭工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他感到无比骄傲。应该说，这样的感觉正常、正确。中国确实在自己轨道上超越历史地发展着。
但是，傅雷由此以为“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甚至“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却不仅是过分乐观，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已与世界有所隔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落入“井底”，并从“井底”仰头看“天”。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确认“天”就是井圈那么大的时候，他不仅失去了对“天”的认识，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对“井底”的认识，以为这就是认识世界的最佳“好望角”。这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把别人像中药配方那样的“配方新闻”，当作通晓世界、把握真理的捷径。他们有眼，却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望五洲风云；他们有耳，却不用自己的耳朵倾听四海风雷。今天，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至于看到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引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经消失的结论。而那时，像傅雷这样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也不承认差距严重存在的事实。可见，若干年前亿万中国人虔诚相信一个人可以“洞察一切”的神话，就并不奇怪了。
虽然，傅雷走出过国门，接触过比封建专制主义进步的社会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势下分不清爱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区别。尽管他自信“素来不轻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国知识分子轻信的毛病。尽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地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诺与民主在中国扎根之间的千山万水；分不清给你民主与实现民主的本质区别。历史的一再教训使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一个事实：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知识分子犯了一个群体性的错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已经降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写道：“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坦白”应该是到了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止是傅雷，那时候太多的知识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拥抱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变脸而变成了严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无情地惩罚了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当然是优点，但也应当看清对象。我们有国家机密，机密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而个人也应当有心理机密，这机密同样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当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就应当严守心理机密。
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给傅聪的信中说：“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待，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显然，对傅雷来说这时候接受教训已为时过晚。因而朱女士对儿子说：“我就更连带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过之，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接受这种家教的傅聪正在国外学习，没有亲尝“坦白”的教训，大概也无法理解“坦白”何以获罪。因为，此时他与父亲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重编本中以傅聪的家信代“前言”，恰恰从中看到了与傅雷的认识上的差异。傅聪直言不讳地以自己的经历与1957年后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比较。他说：“国内的生活和国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第8…9页）而北时的傅雷必得参与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观念差异显示了出来。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赐予的，赐予者有赐予的权力恰好说明也有收回的权力；而可以赐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从根柢上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时的开明。或者说，是一各瞳生于当时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博学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的理解。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傅雷还有一点儿沾沾自喜。他认为这种政策调整的内容与必要性是他早就认识到了。他对傅聪说：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写出以上这段话的时候，傅雷大概有一种“这下好了”的喜悦与轻松，他以为自己发现的“症结”有了解结的希望。1957年朱女士在信中告诉傅聪，傅雷“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而1961年之后，傅聪却感到：“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almostfanatic（近乎狂热）。”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傅雷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还是个最具有独立意志，最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重编本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以前“为尊者讳”，没有编入傅雷提到周扬、茅盾、老舍等人的信件，现已编入。这些信给我一个印象，周扬、茅盾、老舍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但他们离官方更近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少一些；傅雷与他们相比，离官方远一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强一些。在家书中就流露了出来。但即使如此，进入政治领域，傅雷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可以看到，传统意识在政治文化中是多么强大！
果然，这一次的高兴又错了。调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