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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教育的拷问》
作者：佚名
中国的教育真的病了吗？
访《教育病》作者赵健伟
赵健伟先生在《教育病》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这本２００３年９月出版的书一诞生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书中通过大量触目惊心的案例及鞭辟入里的剖析，指出应试教育的理念已经病入膏肓。
访谈
记者：我知道您为了写这本书花费了很多时间，前前后后修改了很多次。让人读后很受震动，能不能谈一下您写这本书的初衷。
赵健伟：可以这么说，写作本书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就我能涉及到的视线范围内，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为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而苦恼甚至家庭悲剧屡屡发生，而大多数被我们认为“过着幸福生活”的孩子们也同样忍受着牢狱般的精神折磨。物质的日渐丰腴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日益愉悦，同时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也并没有使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两代人在精神上的同时受难及对未来越来越迷茫的趋同性似乎告示着我们：我们一定是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出在教育上，因为人的一切行为和信念都与教育有关，如果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么我们就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要改变这一切，就首先要从教育入手，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
记者：我在您的书里看到了很多案例，有的甚至触目惊心。书中也谈到了这么多年中国教育存在的很多“病”，那您能不能概括一下这些病？
赵健伟：我认为，中国目前教育的首要问题主要是教育理念出现了严重偏差。也就是说我们误读了教育的本质，我们切割了教育的整体内涵而只注重其某一功能。比方说，我们只注重了教育对知识培育的功能而大大忽视了教育更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教育首先是要从心灵及行为上育人，这里面包涵着道德育人、诚信育人、生存能力育人等等，而知识只是作为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工具，而这个“人”的概念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一个具备一个社会之人的最起码的“道德之人”、“诚信之人”以及独立的生存能力的人，否则即便拥有再多的知识也毫无意义。就像我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缺乏诚信的人，所有的成功都是一场骗局。
我们一直有一个深重的误区，我们总以为只要读书好文凭高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可以获得成功，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认为如果教育仅视作一种知识的掌握和积累，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任何知识只有被应用的时候才有价值，而应用知识则需要另外多种能力，首先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德性”，然后包括一个人必备的生存能力、吃苦能力、创造能力、忍耐能力、应变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等等。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定义“教育”概念的时候，第一位要数就是培育一个人的社会生存能力，而传授知识只被排在三位。
但我们当下教育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严重忽视了教育的基本“教义”而仅仅并且病态地把知识的培育视为教育的全部功能。同时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教育理念的顽固执著。美国迈阿密大学的一位中国籍教授曾经说道：中国的教育是在培育“考生”，而美国的教育是在培育“学生”。这一字之差，恰好证明了中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舍本逐末和残缺的教育，而在这种教育理念和制度下培育出来的人自然是残缺的，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及道德意识都不具备。这就是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
记者：其实许多人都在思考教育问题，我们多数都扮演着家长的角色，或迟早得扮演这个角色，教育自己的孩子义不容辞。在中国当代的境况中，这无疑是项困难的工作，就算职业的教师，也不一定能真正教育好自己的子女。那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您认为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逐渐解决这些问题？也给我们很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提些建议。
赵健伟：中国教育的问题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因为一种教育理念的确立和实施一定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和需要。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在很大意义上说是由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所造成的。正因为我们社会对所谓成功“强盗般的独裁解释”，正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对文凭的要求高于一个人实际能力的要求，正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至今仍然维持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恶念，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就围绕着这一切在给每一个受教育者上刑。家长逼迫孩子玩命去努力学习，为的是要成为被这个社会所推崇的成功者，而这个成功者的概念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拥有多少财富，而且还必须是一个类似总经理、ＣＥＯ、明星之类的“劳心者”。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基于一种病态的社会价值观。
记者：您理想中的中国教育应当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能给读者们描述一下吗？
赵健伟：我理想中最好的教育首先是一种发掘人性中善性的教育，因为一个理想社会的最终目的是由一群“善性”和“德行”充裕的人所共同来营造的。一个尔虞我诈而犯罪率高的社会永远不会比一个诚信守德而平和的社会更具有人性的意义。如果一种社会现象以及教育已经使大多数人为之疲惫甚至厌恶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进行认真的反思并进行修正。有一位瑞典的建筑工人有一次告诉我，他们国家从小就给人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任何劳动都是光荣的，任何职业都没有高低之分，只要你遵守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任何人都是成功者。说真的，我非常羡慕这种教育理念，这也是我理想中最好的教育。
序言：教育者的耻辱
有病治病——读赵健伟《教育病》
许多人都在思考教育问题，即使从事的职业与教育并无干系，也难以规避。
因为我们多数都扮演着家长的角色，或迟早得扮演这个角色，教育自己的孩子义不容辞，就是想推托也做不到。
在中国当代的境况中，这无疑是项困难的工作。就算职业的教师，也不一定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大家都关心，都不遗余力，却未必做得好，甚至从开始就注定了做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
赵健伟的新书《教育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更多从家长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宽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
他忧心忡忡，疑虑多多，很像那位古代的杞人，对于中国教育的评价，他用了“失败”两字，也许结论做得太简单、也太绝对了。但至少家庭教育，身历其境者都有体会，确是大问题，许多家庭矛盾都是由对孩子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处理方法引发的，甚至闹到分道扬镖。
赵健伟认为，以分数为导向的整个教育体系，忽视了道德建设、意志锤炼、自由灵魂的培育、民主理念的树立以及实用技术技能的学习等等必不可少的要素，严重压抑了孩子身心的成长，正造就出精神上残疾、社会交往能力薄弱、缺乏兴趣、求生无术而又自视甚高的一代。而正是这样一代人，将成为社会栋粱。
他们撑得起我们正在建设的现代化大厦吗？如果现在再不重视这个问题，结果会怎么样？当年邓公为改革做总结，说最大的失败在教育。近些年来，不能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没有提高，投入没有增加，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某些方面的谬误还有越演越烈之势。
大约十年前，赵健伟写过一本书，叫《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以一个摇滚歌手为视域来关照中国流行音乐的历程，其中已经透出他对教育的关注与疑虑，因为叛逆青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问题。
到了这本书里，他的谈论仍是强烈与感性的，有一种摇滚的味道和力量。他寻求原因，也试图找出结论，虽然最终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
近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关注家庭教育，并深知在当下的大环境中，想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与做法之难，一整套制度与规则像个巨大的滋场，让所有人都身不由己。
这么一种局面还要维持多久？它是必要的吗？即使必要，边界又在哪里？
如果说一个孩子一天用六个小时读书是正常的，十二个小时就有些荒诞了，而现在常常达十四五个小时。如果是成年人，这样的工作强度早违反了劳动法。
但你去重点高中看看，哪所不是这样？教育法居然没有相关规定，当然更谈不上执行了。而这样的“精英教育”，是多少家长打破脑袋也想让孩子挤进去接受的。
用赵健伟的说法，长此以往，“很可能整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让人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恐怕并非危言耸听。
试图用一本书来说清这么个大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能够梳理清楚一些脉络，多少引起社会关注，让置身其间的人们认真作一下反思，也就善莫大焉。（石久）
教育者的耻辱………………代序
每天，在太阳西下之后的幽暗中，一眼望去，每座楼里那星星闪烁般的灯火开始燃起。如果你闭目冥想，仿佛可以看到无数个孩子在其父母严厉的眼神中；匍匐在写字台前书写着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所谓文化知识作业；如果你再闭目冥听，父母们大声的喊叫和打骂声依稀象动物园里的狮吼一般让那些幼小的心灵颤抖不已。文化，这个原本非常优雅的词汇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却时常象训兽一样残暴。然而更让人辛酸和悲哀的是，这种训兽般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孩子却没有雄狮般的威武雄壮和傲傲风骨，相反，却是一群群弱不禁风、唯唯诺诺的驯服绵羊。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土上，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可以为我们目前所成就的现代科技及生活方式津津乐道，但在近代世界历史文化的总帐目表上，我们不尽缺乏尖端人物的杰出笔墨，而且我们似乎有越来越倒退的倾向。当“诺贝尔情结”成为一个民族的世纪梦想时，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当代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以及大学者？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杰出人才在迈向世界的旅途中被我们自己无情地扼杀？为什么我们的应试教育只能培养出考试高手而普遍缺乏创造力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不具备？
或许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早在十年前，一场中日青少年的野营生存较量是以中方青少年的惨败而告终的。于是高傲的日本人曾经扬言：中国的下一代人将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一阵喧嚣和叫板之后，我们似乎依然如故。那些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和每天过着“小皇帝”生活的孩子们依然在“爱”的关怀和纵恿下为所欲为。当我们太多的人只关心GDP增长的数目时，有谁想过，当若干年后一代创业者渐渐离去后，由谁来完成这一幅幅金碧辉煌的蓝图？由谁来成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宏伟大业？难道就由那些什么苦都吃不了，一碰到挫折就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的这一代娇男弱女么？因此，关于青少年整体素质教育问题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显得如此严峻。我们的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把人只培养成一种“单向度的人”，于是就产生了考试一百分而实际生存能力几乎为零的“新残疾一族”。普遍的缺乏责任心和坚韧的性格是这些“新残疾一族”的通病；高智商和低能儿怪胎般的成为这代人共有的特征。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虽智商平平但只是具备了正常生存能力的人却成了这一代人的佼佼者。比如22岁就成为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的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张驰，这位在他母亲眼里“比较迟钝”，在他老师眼中“非常一般”的普通学生，却在其父母的精心教育下成了一个让众多人为之羡慕的佼佼者。更值得使人关注的是，张驰的父母并非是学富五车的教授学者，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豪门，而只是极其普通的贫民百姓。他们只是不懈地告诫其儿子要做个好人，要本本份份的做人，要有爱心，要善待他人，要好好读书，无论今后做什么，只要努力了，父母都会爱你。
这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父母对一个普通孩子提出的普通要求，没有太多的奢求和好高骛远的远大目标，但就因为如此，一种本应如此的做人之道的以及宽松健康的成长环境恰恰成就了张驰现在的成功。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教育理念，也不需要多少财力去支撑这种培养环境，这里的一切都是所有家庭所有父母都可以为之的平常之举。但问题是就在于，如今有太多的父母在教育自己孩子的观念上有严重的认识偏差。与此同时，对孩子过渡的溺爱导致了“爱”本身的严重异化。而这种异化最终导致了是对自己孩子的亲身戕害！这是目前中国很多父母并未认识到的深刻之理。除此之外，我们整个教育环境以及社会价值理念的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