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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社会地位，官位再高，出身寒素，就绝不会受到敬重，饱受冷眼及嘲弄。而和家世地位低的人来往，更是非常羞耻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心理的影响，去谈魏晋，就搔不到痒处。门第观念有多牢不可破，时代太远我们体会不到，如果以较近的时代，明朝或清朝来比较，或许就能有点理解。
明朝亡了，满清成为统治阶级，反清复明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民族荣誉心，要说“清朝政府比明朝清廉英明，为何要反清？”就不够理解当时汉人失去主导权时的失落。清朝再清廉能干，对汉人来说还是文化档次不高的民族，汉人怎么能够接受他们做统治者？换作今天，突然间让我们一向认为是“外劳”的印尼人来做统治阶层，只有他们可以当官，你在他面前要自称奴才，你愿意吗？（这无关种族歧视，只是做个比方）反清复明是有这样的心理背景，不能以现代人的想法笑他们固执。
而清朝亡了，民国要人剪辫子、放小脚，大家又不愿意了，剪辫子被视为再也没有君父法统，放小脚象征着父权时代的崩毁，这都是天崩地裂的改变，在心理上绝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接受的。
陆寄风既是主角，又是好人，他的观念也只好往“现代人能理解”的角度倾斜，让他没什么门第观念，但这是很理想化也太前卫了。在当时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他的心结就在于：不愿意向出身卑微的上司行礼。对当时的人来说，出身卑微表示着文化层次上的差异，类似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暴发户、田侨仔，要用现代观念来说，重视门第的人也不过是“靠爸族”啊，有什么好看不起别人的？但是，若再深入体会，那个时代的礼教崩坏，人心无所依据，朝代更迭得如此之快，维系社会稳定最需要的“尊卑”受到空前崩坏，不重视门第，也就等于向叛乱靠拢，这背后代表的价值观就是：为了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连尊长都不加以敬重。
重视门第，相对上的表示这个人有点羞耻心、不愿意逾矩。当然太过强调就显出另一种狗眼看人低的气质。陶渊明以辞官的方式表现他的门第观、道德观，而不是像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世家子弟，他们是以折辱别人的方式来突显自己的高贵，这当然有天高地远的差别。陶渊明也才会被视为高风亮节。
刚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我还未满三十岁，很多观念还不够成熟，才会有这些一厢情愿的设定。后来有再出版的机会，我曾想过要不要修改这些设定？后来还是决定让它照原来的样子问世，只改变了一些小设定。如果现在重写这部小说，很多内容我不会那样写，好与不好是一回事，不同年龄的人看待人生，本来就会有极大的差别。
其实陆寄风有绝世武功，又有不少的机遇，他会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让自己吃苦受难，至少他还有所依恃，他随时能超脱凡俗，当他的任务完成，就可以放下一切。这样的人在人品上是没有问题的，但还不到伟大的地步。
我自己最尊敬的角色，是真实人物寇谦之。
寇谦之靠着崔浩得到权势，在魏国享尽特权。但是，身为道教的领导人，在拓跋焘决定废佛、兴起屠杀时，却是寇谦之一力阻挡。被视为崔浩同党的他，向崔浩极力谏诤，不惜和他撕破脸。
为了与自身荣华富贵相冲突的人请命，有多少人做得到？何况那些人不会感激你，而你救的通通是你的政敌，当他们得以活命之后，很可能会反过来要你的命。
但是寇谦之做到了，虽然在史书上只有寥寥几笔，这几笔却让人感到：这世上还是有具备道德良心的官僚，史书上的人性，并不是那么丑恶。
而现实生活，我也如此相信着。我相信人有一种向善的动力，就算人始终并未摆脱兽性，但人毕竟和禽兽不同，大体上来说，人类是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好的。唯有相信善的力量，人类才能一直往这个方向进步和努力。纵使这段过程里，不时会有种种考验，让人性又短暂地回到兽性，但良知通常在最后还是会占上风。当我们做了违反良知的事情，之后通常会后悔、会不安、有亏欠感，而动物残杀幼小的动物时，却并不会有一丝犹豫，更不用说良知上的负担。
人还是有存在的意义及价值，这也是为何明明我很爱动物，但写作时我还是要强调人性。动物就算练成了至高的法力与人形，若无法摆脱兽性，就不能算是得道，依然要被称为邪魔。提婆达多与佛陀的故事，就是弱水道长与司空无的影射。做为一个人，若因为七情六欲，放纵自己堕入魔道，那是不可取的，再怎么因为愤世嫉俗而将自己的心魔合理化，都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也就是整部《太平裂碑记》里，我希望能给读者的一点小小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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