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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拆毁。”
严鸿一听是朱元璋干的，顿时无语。片刻，叹息一声道：“太祖爷的圣断，自然不错。但王荆公一代名臣，才略盖世，其变法纵然有些不妥之处，总归是为了大宋朝与百姓，其诸多措施也颇有成效，如今竟然连宁波也没见他的庙宇，倒有些可怜了。”
严鸿历史知识有限，其实对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条款等，根本记不得什么。只隐约记得历史课本上称颂王安石是伟大的改革家，那么自然是个好人。而且听张居正言语之间，王安石在宁波做县令还是干得不错的。他自然不敢指责朱元璋的不是，但为这位改革家说两句轻飘飘的同情话，却也算不上犯忌讳。
然而张居正闻言，却是一震。张居正饱读诗书，对历史的了解，自然远在严鸿之上。王安石当初变法，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在进行商品化、市场化的改革，因此触犯了司马光、苏东坡等为代表的守旧派底线。加上王安石长于治政，却拙于用人，为了推广他的新法，被迫提拔一批龙蛇混杂的“新党”，其中包括后来的大奸臣蔡京等人。最终，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新法尽数被废除，王安石本人郁郁而终。（未完待续）
正文 第七百八十八章 凌云之志
更惨的是，王安石在随后数百年中，竟然逐渐成为华夏正统观点中的反面角色。宋钦宗于靖康元年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降为从祀。六月更下诏：“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到南宋时候，面对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严重危机，士大夫们竟然把亡国的历史罪责往王安石头上推，把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至元人修《宋史》，评价其“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从此成为宋明的公论，甚至冯梦龙的《三言二拍》里面也要把王安石讽刺一番，借百姓之口，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误国害民、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犬不如的佞臣。王安石的孔庙从祀地位也被取消，更因为其“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言论，评为“万世之罪人”。王安石的诸项新法也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正是义利之争的原则问题。到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原本朱重八出身农民，对“奸商”就极为愤恨，更将王安石的新法视作洪水猛兽，下令拆毁庙宇塑像。
张居正本人乃是一等一的大才。自然眼光独到，不去趋附这些时人议论。他对大明朝的痹症研读已久，对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自有不落窠臼的想法。其实在他心中的变法思路，也有些与王安石暗合的地方，比如将赋税货币化，强化国家作为经济参与者的地位，以达到对整体财政的优化等。
但人言可畏，张居正也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赞许这位变法前辈。免得引火烧身。甚至在原本历史位面上，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变法时。便绝口不提变法，只说是“恢复祖宗旧法”，乃至于有人把他比作王安石时，张居正大为忌讳。恼羞成怒。
谁知今日严鸿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居然口中赞许王安石，这让张居正不禁心中暗生惺惺相惜之感。但他一震之后，旋即面色如常，不动声色问道：“纯臣，你说王荆公才略盖世，又是为了大宋朝廷与百姓变法，那么为何他的变法却落得怨声载道，还为后世青史所诟病呢？”
严鸿做惯推销员。察言观色的能耐自然在水准之上，张居正神色一变的瞬间，却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对王安石变法始末。实在不是很清楚，但就拿出前世考试做策论的能耐，所有的政务问题，无非是那么几条，当即侃侃而谈道：
“学生读书少，不懂什么道理。不过想来。王荆公的变法，意思虽然好。多半犯了几个错误。一是把他在宁波治理的经验，直接推广到全国，却未考虑到全国各地情形不同，不能一概套用；二是他制定了好的办法，但下面的人未必理解，推行的时候，中间很多地方执行不到位；三是变法，必然触动一部分当权者的利益，王荆公一厢情愿，恐怕未必能协调好这些人的利害，又没有事先准备好对付这些人的办法，所以遭到了阻力。而对老百姓而言，改革多数也是有利有弊，有的地方能得到好处，有的地方就要吃亏，而老百姓对吃亏总是更容易敏感，王荆公不曾做好宣传，不曾让老百姓真正体会到好处，那么有可能上下都反对他。此外还有班子问题，变法是一项大事，必须有强力的部属。这些人未必都要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但至少王荆公应该控制得住他们，才能让他们大部分气力用在推行变法上而不是谋取私利上。这一点，王荆公做的恐怕也不够好。最后还有一条，后世说王荆公变法不好，未必他就真的不好。这帮子文人，有几个真正懂得民间疾苦的？横竖不过是变法坏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就勾结起来给王荆公泼脏水的，怕也大有人在。当然，我不是说王荆公变法就一定白璧无瑕，但肯定也没有那帮人说的这样不堪。先生您也说了，王荆公在宁波做的就不错，至少让老百姓得到了好处的。一个变法能有部分措施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却被后世骂得一无是处，这本身就说明这骂人的有问题。”
张居正听严鸿这般说，心中又是一震。此子见识，果真非同寻常！他赶紧又加上一句：“那么以你之见，王荆公的变法，要怎么样做便好？”
严鸿照旧是以不变应万变，按套路回答道：“学生才疏学浅，对王荆公变法本身所知也不甚多。但想来，道理总是一般的。其一，变法需要得到天家支持，若是天家对变法有所疑惑，那么咱们换个名目，强调当前弊端，使天家认识到好处，变也可以。其二，除了天家之外，对于朝中官员，乃至缙绅、百姓，皆要广泛宣传，使他们知道此事的好处。须知，既然变法有利于国朝，有利于多数人，便得让这多数人知道这好处，不然他们西里糊涂，就全为读书人蛊惑了。其三，针对此变法，应对参与的官员皆加强教化，建立一支足以驾驭，又有能耐的队伍。第四，针对变法须得有相应律法、规程，便于照章执行。若没有律法规程，便由得下面人乱来。第五，除了律法规程外，还要选派能员，协调各衙门事务，形成一套有效机制。第六，变法中有那新的技法，可以测试后推广，如新的水利之法，新的高产良种，新的兵器设计等等，这些法子生效立竿见影，可大长变法之声威。当然，一般而言，要弄新的技法，也需要拨些银子。第七，变法行使过程中，难免有些弊端漏洞，各级官员，恐怕他上下其手，或阳奉阴违，或暗中破坏。因此须得加强监督，确保变法落实。第八，变法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最初制定的新法也未必符合实情，因此整个过程中，在上位者要随时监督效果，发现不妥之处，不断改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不拒进言，才能真正成一富国利民之良法。”
严鸿侃侃而谈半天，张居正不禁击掌叫好。他听严鸿所说，虽然难免有些隔靴搔痒，乃至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言辞，但切中要点的却也不少。停了片刻，张居正朗声道：“纯臣，你有此见识，朝中千士之中，足可出类拔萃。他日若有机会，为师欲与你同携手，为天家，为国朝，为百万生民，做出一番事业，你可愿意？”
严鸿当即下拜道：“学生全仗先生栽培，若能与先生携手做事，那是天大荣幸。”
师徒两人相对大笑。在这王安石曾经挥洒汗水的宁波之地，决意携起手来，共同为天下苍生造一番福祉。当然罗，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不妨捞取一点点好处。不过在严鸿看来，现在自己捞到的钱已经够吃几辈子了，更主要的，确实是想真正做一些实事。
当日游览之后，张居正、严鸿、冯保继续在宁波办理市舶司之事。宁波在宋朝时乃是中国与东亚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早在彼时便设立了市舶司，明初的市舶司也设立在此百余年。嘉靖二年，倭国两路使团争着进贡，闹出的暴力事件，便也发生在此。因此，设置机构可称熟人熟地。
过得数日，却是九月初九。九月初九在中国是重阳登高敬老之节，而在江南一带，还别有一层意思，便是那天妃的升天成仙之日。天妃即妈祖娘娘，姓林名默，相传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诞生于福建兴化莆田县湄洲屿。一出生则不哭不闹，成年后学得仙术，常助海上渔民摆脱困境。最初妈祖信仰主要流传于福建的泉州、莆田等地，庙宇规模也颇简陋。
在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给事中路允迪等率8艘大船，从明州（宁波）出使高丽，归来时突遇狂风巨浪，舵折船覆。危急时刻，路允迪等求祷于妈祖，终于战胜险恶，安然返回宁波，宋徽宗遂下诏封林默为“湄洲神女”，赐庙额为“顺济”。自此妈祖成为官办的护海神，宋封灵慧夫人、灵慧妃，元封“护国明著天妃”。明朝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也曾祭祀妈祖，祈求平安。而宁波此地的妈祖信仰，因此亦颇为昌盛。宁波东北的镇海，既是港口，又是船厂，便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天妃宫，常年香火旺盛，供奉不绝。如渔民、私商、海盗等，常年要在风波里讨生活的，都是虔诚无比。如今天家颁旨，开海通商，一干官民，自然也把此事算成了天妃娘娘保佑的善果之一。而到时候出海通番，自然少不得天妃青眼看顾。因此这年九月初九的天妃升天祭，其热闹又比往年胜了几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