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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鹰犬-第5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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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拆毁。”

    严鸿一听是朱元璋干的,顿时无语。片刻,叹息一声道:“太祖爷的圣断,自然不错。但王荆公一代名臣,才略盖世,其变法纵然有些不妥之处,总归是为了大宋朝与百姓,其诸多措施也颇有成效,如今竟然连宁波也没见他的庙宇,倒有些可怜了。”

    严鸿历史知识有限,其实对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条款等,根本记不得什么。只隐约记得历史课本上称颂王安石是伟大的改革家,那么自然是个好人。而且听张居正言语之间,王安石在宁波做县令还是干得不错的。他自然不敢指责朱元璋的不是,但为这位改革家说两句轻飘飘的同情话,却也算不上犯忌讳。

    然而张居正闻言,却是一震。张居正饱读诗书,对历史的了解,自然远在严鸿之上。王安石当初变法,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在进行商品化、市场化的改革,因此触犯了司马光、苏东坡等为代表的守旧派底线。加上王安石长于治政,却拙于用人,为了推广他的新法,被迫提拔一批龙蛇混杂的“新党”,其中包括后来的大奸臣蔡京等人。最终,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新法尽数被废除,王安石本人郁郁而终。(未完待续)
正文 第七百八十八章 凌云之志
    更惨的是,王安石在随后数百年中,竟然逐渐成为华夏正统观点中的反面角色。宋钦宗于靖康元年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降为从祀。六月更下诏:“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到南宋时候,面对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严重危机,士大夫们竟然把亡国的历史罪责往王安石头上推,把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至元人修《宋史》,评价其“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从此成为宋明的公论,甚至冯梦龙的《三言二拍》里面也要把王安石讽刺一番,借百姓之口,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误国害民、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犬不如的佞臣。王安石的孔庙从祀地位也被取消,更因为其“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言论,评为“万世之罪人”。王安石的诸项新法也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正是义利之争的原则问题。到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原本朱重八出身农民,对“奸商”就极为愤恨,更将王安石的新法视作洪水猛兽,下令拆毁庙宇塑像。

    张居正本人乃是一等一的大才。自然眼光独到,不去趋附这些时人议论。他对大明朝的痹症研读已久,对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自有不落窠臼的想法。其实在他心中的变法思路,也有些与王安石暗合的地方,比如将赋税货币化,强化国家作为经济参与者的地位,以达到对整体财政的优化等。

    但人言可畏,张居正也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赞许这位变法前辈。免得引火烧身。甚至在原本历史位面上,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变法时。便绝口不提变法,只说是“恢复祖宗旧法”,乃至于有人把他比作王安石时,张居正大为忌讳。恼羞成怒。

    谁知今日严鸿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居然口中赞许王安石,这让张居正不禁心中暗生惺惺相惜之感。但他一震之后,旋即面色如常,不动声色问道:“纯臣,你说王荆公才略盖世,又是为了大宋朝廷与百姓变法,那么为何他的变法却落得怨声载道,还为后世青史所诟病呢?”

    严鸿做惯推销员。察言观色的能耐自然在水准之上,张居正神色一变的瞬间,却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对王安石变法始末。实在不是很清楚,但就拿出前世考试做策论的能耐,所有的政务问题,无非是那么几条,当即侃侃而谈道:

    “学生读书少,不懂什么道理。不过想来。王荆公的变法,意思虽然好。多半犯了几个错误。一是把他在宁波治理的经验,直接推广到全国,却未考虑到全国各地情形不同,不能一概套用;二是他制定了好的办法,但下面的人未必理解,推行的时候,中间很多地方执行不到位;三是变法,必然触动一部分当权者的利益,王荆公一厢情愿,恐怕未必能协调好这些人的利害,又没有事先准备好对付这些人的办法,所以遭到了阻力。而对老百姓而言,改革多数也是有利有弊,有的地方能得到好处,有的地方就要吃亏,而老百姓对吃亏总是更容易敏感,王荆公不曾做好宣传,不曾让老百姓真正体会到好处,那么有可能上下都反对他。此外还有班子问题,变法是一项大事,必须有强力的部属。这些人未必都要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但至少王荆公应该控制得住他们,才能让他们大部分气力用在推行变法上而不是谋取私利上。这一点,王荆公做的恐怕也不够好。最后还有一条,后世说王荆公变法不好,未必他就真的不好。这帮子文人,有几个真正懂得民间疾苦的?横竖不过是变法坏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就勾结起来给王荆公泼脏水的,怕也大有人在。当然,我不是说王荆公变法就一定白璧无瑕,但肯定也没有那帮人说的这样不堪。先生您也说了,王荆公在宁波做的就不错,至少让老百姓得到了好处的。一个变法能有部分措施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却被后世骂得一无是处,这本身就说明这骂人的有问题。”

    张居正听严鸿这般说,心中又是一震。此子见识,果真非同寻常!他赶紧又加上一句:“那么以你之见,王荆公的变法,要怎么样做便好?”

    严鸿照旧是以不变应万变,按套路回答道:“学生才疏学浅,对王荆公变法本身所知也不甚多。但想来,道理总是一般的。其一,变法需要得到天家支持,若是天家对变法有所疑惑,那么咱们换个名目,强调当前弊端,使天家认识到好处,变也可以。其二,除了天家之外,对于朝中官员,乃至缙绅、百姓,皆要广泛宣传,使他们知道此事的好处。须知,既然变法有利于国朝,有利于多数人,便得让这多数人知道这好处,不然他们西里糊涂,就全为读书人蛊惑了。其三,针对此变法,应对参与的官员皆加强教化,建立一支足以驾驭,又有能耐的队伍。第四,针对变法须得有相应律法、规程,便于照章执行。若没有律法规程,便由得下面人乱来。第五,除了律法规程外,还要选派能员,协调各衙门事务,形成一套有效机制。第六,变法中有那新的技法,可以测试后推广,如新的水利之法,新的高产良种,新的兵器设计等等,这些法子生效立竿见影,可大长变法之声威。当然,一般而言,要弄新的技法,也需要拨些银子。第七,变法行使过程中,难免有些弊端漏洞,各级官员,恐怕他上下其手,或阳奉阴违,或暗中破坏。因此须得加强监督,确保变法落实。第八,变法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最初制定的新法也未必符合实情,因此整个过程中,在上位者要随时监督效果,发现不妥之处,不断改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不拒进言,才能真正成一富国利民之良法。”

    严鸿侃侃而谈半天,张居正不禁击掌叫好。他听严鸿所说,虽然难免有些隔靴搔痒,乃至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言辞,但切中要点的却也不少。停了片刻,张居正朗声道:“纯臣,你有此见识,朝中千士之中,足可出类拔萃。他日若有机会,为师欲与你同携手,为天家,为国朝,为百万生民,做出一番事业,你可愿意?”

    严鸿当即下拜道:“学生全仗先生栽培,若能与先生携手做事,那是天大荣幸。”

    师徒两人相对大笑。在这王安石曾经挥洒汗水的宁波之地,决意携起手来,共同为天下苍生造一番福祉。当然罗,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不妨捞取一点点好处。不过在严鸿看来,现在自己捞到的钱已经够吃几辈子了,更主要的,确实是想真正做一些实事。

    当日游览之后,张居正、严鸿、冯保继续在宁波办理市舶司之事。宁波在宋朝时乃是中国与东亚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早在彼时便设立了市舶司,明初的市舶司也设立在此百余年。嘉靖二年,倭国两路使团争着进贡,闹出的暴力事件,便也发生在此。因此,设置机构可称熟人熟地。

    过得数日,却是九月初九。九月初九在中国是重阳登高敬老之节,而在江南一带,还别有一层意思,便是那天妃的升天成仙之日。天妃即妈祖娘娘,姓林名默,相传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诞生于福建兴化莆田县湄洲屿。一出生则不哭不闹,成年后学得仙术,常助海上渔民摆脱困境。最初妈祖信仰主要流传于福建的泉州、莆田等地,庙宇规模也颇简陋。

    在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给事中路允迪等率8艘大船,从明州(宁波)出使高丽,归来时突遇狂风巨浪,舵折船覆。危急时刻,路允迪等求祷于妈祖,终于战胜险恶,安然返回宁波,宋徽宗遂下诏封林默为“湄洲神女”,赐庙额为“顺济”。自此妈祖成为官办的护海神,宋封灵慧夫人、灵慧妃,元封“护国明著天妃”。明朝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也曾祭祀妈祖,祈求平安。而宁波此地的妈祖信仰,因此亦颇为昌盛。宁波东北的镇海,既是港口,又是船厂,便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天妃宫,常年香火旺盛,供奉不绝。如渔民、私商、海盗等,常年要在风波里讨生活的,都是虔诚无比。如今天家颁旨,开海通商,一干官民,自然也把此事算成了天妃娘娘保佑的善果之一。而到时候出海通番,自然少不得天妃青眼看顾。因此这年九月初九的天妃升天祭,其热闹又比往年胜了几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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