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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唐盛世》。
张鸣先生当然不是“言官”，但也不是“仗马”。所以，他没有“好脾气”，只有“坏脾气”。我喜欢他的“坏脾气”，于是书赠一联云：
是侠客也是书生，有话就讲；
非言官亦非仗马，不平则鸣。
2009年9月1日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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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不是发飙是犯傻
〇 动机有什么可问呢？应该问的，是事实，是道理，是逻辑。
据新浪四川4月27日调查的结果，李承鹏在书博会对记者“发飙”，得到了九成网友的支持。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年头，毕竟还是明白人多。不过说实话，我前两天看新闻时，一口茶差点就喷了出来。李承鹏这也叫“发飙”？明明是犯傻么！他难道不明白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而是“陷阱”，还愣往里跳，有病呀？
不妨回到现场，同时做一个分析。
那男记者问：你们出打假扫黑的书，赚得眼球，拉动了人气，赚了稿费，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吗？如果这真是什么“问题”，答案也只有两个选项：是，不是。回答“是”，你就只能等着挨砖，当然不会有人选这个，包括那些真正“动机不纯”的。因此，能选择的答案，其实只有第二项──不是。这个结果，提问的人应该心里有数。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问？是想亲耳听你说“不是”吗？恐怕也“不是”。那是什么？也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但我知道，这种问题，是会让受访人出丑的，因为“不是”无法证明。比如你去逛商店（逛逛而已），营业员却问你“是不是想偷东西”，请问你如何回答？你拿得出“不是”的证据吗？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吧？
所以，李承鹏（还有郝洪军）的回答和解释，以及他们的“耐心”，都是很可笑，很犯傻的。什么叫“已经到了淡漠名气和稿费的年龄”？多少岁算啊？不是有人七老八十，还追名逐利吗？什么叫“根本不需要靠这种方法炒作自己”？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名气大得不得了啊？还有，什么叫“我们不是炒作不缺钱”？你有多少钱啊？你的钱既然多得用不完，怎么才捐十二万，还要开发票呀？你们说自己“只是在追求真相”，是“有责任的媒体人”，请问谁会相信，谁能证明啊？总之，李承鹏和郝洪军的所有解释，都是可以质疑的。就算记者不问，也保不住有别人问，有别人起疑。比方说，在网上发帖子等等。
于是，李承鹏和郝洪军就只好继续解释，这又会引出新的问题。他们呢，也就会陷入“质疑－解释－再质疑－再解释”的没完没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理会出问题。因为当那记者提出那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形中被设定和暗示为“嫌疑犯”了。只要接招，就等于自认了“嫌犯”身份。否则，你回答他干什么？
这就已经很窝囊，何况还要忍受反复解释的折磨，心里肯定发毛。事实上，需要反复解释，只能说明提问者要么弱智，要么阴险。如果他弱智，那么，你越解释，他越不信。如果他阴险，那么，你越解释，他越得意。而在公众看来，需要反复解释，却只能说明你自己有问题。否则，为什么不能一句话说清楚？结果，要么你发火，这就前功尽弃；要么你发虚，这就“越描越黑”。最后，你给公众的印象，就不但是个想出名和想发财的，还是个不老实和爱撒谎的，既贪婪，又虚伪。
说那问题是陷阱，道理就在这里。说李承鹏不是发飙是犯傻，道理也在这里。他正确的做法，是反问那记者：你提这问题的目的，是打算赚多少眼球，拉多少人气，领多少奖金？或者像我在北京台那样，宣布“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愚蠢吗？愚蠢，因为问的是动机。动机有什么可问呢？难道李承鹏“动机不纯”，足坛就没问题，南勇就抓错了？应该问的，是事实，是道理，是逻辑。不过，他们如果只是客观地问动机，比如问李承鹏“为什么要打假扫黑”，或者问易中天“为什么要质疑余秋雨”，倒也罢了。 毕竟，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先问动机，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习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即便不想回答，也会婉拒，不会“发飙”。
然而他们的问法，却是预设一个“道德污名”，比如“出名赚钱”或者“保持名人热度”，然后问你“是不是”。这就不仅是把受访人当“嫌犯”来审，而且是“有罪推定”了，跟警察问小偷“那东西是不是你偷的”，没什么两样。但警察这样问的时候，手里通常是有证据，或者有疑点的。记者和主持人这样问，有证据吗？没有。有疑点吗？也没有。因此，说此类问题“愚蠢”，还是客气的。准确的说法是“恶毒”，或者“既愚蠢又恶毒”。
当然，我并不认为那两个记者是故意使坏。北京台那两位主持人，就更没有主观恶意。说实话，他们只是这样问惯了。而且，别人也都是这么问的。别人问得，我问不得？问别人没事，问你们就不行？难怪他们或者委屈，或者愤怒。这种心情，我能理解；这种想法，我也能理解。但理解不等于赞成，更不等于迁就。相反，我主张并建议，今后但凡遇到这样“愚蠢而恶毒”的问题，受访人都应该断然拒绝，决不“配合”。
不配合又怎么办？发飙也不是好办法，要被骂作“毒舌”，被不怀好意的人恶炒的。最好的办法，是一句话都不说，只盯住他们的眼睛笑，直到他们自己心里发毛为止。
刊载于2010年4月30日《南方都市报》B23版，责任编辑雷剑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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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个问题
〇 设置陷阱的提问方式，比严刑逼供更阴险，也更恶毒。
河南农民赵作海被屈打成招，冤狱坐了11年。只因为“被害人”又“活了过来”，这才重见天日。据5月13日《南方周末》报道，赵作海出狱后，有“法院带来的记者”问他“要感谢谁”，他说感谢法院，感谢党。记者再问还要感谢谁，他一时僵住了。众人散去后，赵作海坐立不安，反复躺下又起身，最后喃喃自语：“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感谢。”
对此，马少华先生的评论是：赵作海被那个记者“诓”出了一个感谢。但是，因为这样的感谢未及深思，所以后来又被他自己否定了（《法院带来的记者与复杂问题谬误》，5月15日《南方都市报》）。看来，赵作海虽然坐了11年冤枉牢，脑子还不糊涂。他几乎本能地意识到，那个记者提的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问题是个“问题”。
马少华先生告诉我们，这种“有问题”的提问方式，学名叫“复杂问题谬误”。其特点，是在提出的问题中，悄悄地置入自己的倾向或结论。比如“你为什么不喜欢张三”，其实就包含着“你不喜欢张三”的结论（或者前提──引者注）。“你要感谢谁”也一样，即“你肯定要感谢谁”。然而实际上，你并不一定不喜欢张三，也不一定要感谢某某。显然，这在逻辑学中属于一种谬误，所以有此学名。
不过，这学名恐怕也忒学院了一点。依我的土匪脾气，应该叫“陷阱问题”和“诱供方式”。诱供当然比逼供“文雅”，但本质上没多少区别。比如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张三”，只要回答哪怕一丁点理由，你就座实了“不喜欢张三”的“罪名”，等于“不打自招”，稀里糊涂就把自己给“卖”了。所以，这种提问方式，比严刑逼供更阴险，也更恶毒。
或许有人会说，又是阴险又是恶毒，你也太夸张了吧？对不起，一点都不夸张。马少华先生告诉我们，所谓“复杂问题谬误”，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脑筋一时转不过来的人”的。什么人“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呢？只能是弱者。他们或者弱智，或者弱势，比如被审问或者被盘问。这时，他们心里原本就紧张，哪里还能够“脑筋急转弯”？
那么，又是什么人能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弱者呢？也只能是强者。或者大权在握，可以生杀予夺；或者居高临下，可以先声夺人。哪怕只是一个记者，因为掌握了话语权，也是可以这样对付弱者的。赵作海一个刚出监狱的农民，哪里顶得住？
如此恃强凌弱，大家说算什么事？
其实不要说赵作海，便是聪明绝顶如李承鹏，不也中了套么？那男记者问他，赚得眼球，拉动人气，赚了稿费，这就是你们出书的目的吗？李承鹏居然接茬，还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为什么“不是”，活像一个审讯室里的“犯罪嫌疑人”，极力在洗刷自己。如果李承鹏读了马少华先生的文章，就会知道这种提问方式，是早被悄悄置入了倾向或结论的。这些倾向或结论就像地雷，已经作为逻辑前提预设在那里，单等你来送死。
其实不要说李承鹏，便是我易中天，同样招架不住。比如那主持人问“你质疑余秋雨是不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就也是置入了倾向或结论，或预设了逻辑前提的──但凡质疑名人，都是为了炒作自己；如果本人也是名人，则一定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
然而糟糕得很，我跟赵作海、李承鹏一样，也是“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只觉得不对劲，便脱口而出说“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结果怎么样呢？被骂作“毒舌门”。当然，下回就有办法了，可以说“拒绝复杂问题谬误”。
不谦虚地说，我和李承鹏，已经不算“弱智”或者“弱势”，尚且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落入陷阱。换了没有媒体经验的人，还不定被欺负成啥样。这样的“陷阱问题”和“诱供方式”，难道不阴险，不恶毒？
相比之下，那个“法院带来的记者”，就已经很善良了。虽然这个记者也很不靠谱，居然在当地官方向赵作海道歉时，去问他“要感谢谁”，好像赵作海应该感谢道歉者似的。但毕竟，该同志并没有像对付李承鹏和我那样，或者像挨了“中华女”一耳光的那位美眉一样，预设一个“道德污名”，只不过想弄点歌功颂德或感恩戴德的话回去交差。马马虎虎，也可以理解吧！何况赵作海也确实有“需要感谢”的人，这就是本案中的所谓“死者”。那人如不“活了过来”，赵作海还不得“把牢底坐穿”？
可惜，这不是记者要的答案。
也许，正是为了确保自己的采访结果，一些记者干脆把自己需要的答案，赤裸裸地替采访对象说出来。比如“五一劳动节”那天，有某电视台记者拿着话筒在工地采访。那记者问：今天全国人民都放假了，你们却在工地挥汗如雨。但是，你一想到这建筑落成后，市民就能得到很多快乐，你的心里就特别高兴，是不是？
这位工人又能说什么呢？也只能说“是”吧？
于是，记者跟工人握手，感谢他的“配合”。然后，他又再“挥汗如雨”地跑到别的工地，去问同样的问题。答案，当然也是同样的。最后，我们的屏幕上，便满是“工人阶级的高尚情操”，红旗如海，歌声如潮，残阳如血。
这当然很好，很正面，很主旋律。只不过，这还是新闻，还是采访吗？
刊载于2010年5月18日《南方都市报》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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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认错（1）
○ 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甚至不会认错。当然，也不会质疑，不会批评，不会辩护，不会道歉。
认错曾经要资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错这事，越来越难了。而且，越是地位高、名气大、粉丝多，就越难。要么矢口否认，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倒打一耙，要么把水搅混，甚至把质疑他的人统统说成是“文化杀手”。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就算有，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于是国人感叹：这究竟是怎么了？
感慨也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很鼓励认错。谁不知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论语·子张》）？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这其实要有资格。资格，就是“君子”。在孔夫子的时代，君子首先是贵族，即“君之子”。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这样的人，犯了错误，当然都看得见（人皆见之）；改正错误，当然都崇敬他（人皆仰之）。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错误，有可能“人皆见之”吗？不可能。改正错误，有可能“人皆仰之”吗？更不可能。认错，是不是要有资格？
所以，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