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叭私匝鲋甭穑扛豢赡堋Ｈ洗恚遣皇且凶矢瘢�
所以，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那时，一个真正的贵族，如果有错，要么自己辞职，绝不等别人弹劾；要么自己去死，绝不等别人动手。这就叫“刑不上大夫”，也叫“士可杀不可辱”。至于小人，则根本就不存在认不认错的问题。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没资格“自裁免辱”。这就叫“礼不下庶人”。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一种“姿态”。真正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人去认。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便都变成了“表演”。
认错曾经是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因为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认错。方式之一，则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下“罪己诏”。这看起来是“严于律己”，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你想啊，闹地震发洪水，是因为皇帝“失德”吗？那他岂不是神？这就正如他们的“称孤道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然而效果却极佳。天下臣民，感激涕零；颂圣之声，不绝于耳。可见所谓“罪己”，名为认错，实为表功；名为自责，实为标榜。实际上圣贤们讲得很清楚：君子之所以要知错就改，固然因为瞒不住（人皆见之），也因为有红利（人皆仰之）。那么，没人看见，或者没人捧场，还认错吗？多半不会。就算儒家主张“慎独”，做到的也没几个。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表演，没人喝彩，谁肯粉墨登场？
有趣的是，这样一种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时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为所谓“斗私批修”，乃是一场全民的“道德运动”。目的，则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于是，每个人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人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每个人也都要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领导表扬、群众肯定，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甚至成为帮助别人的“先进分子”。那可是中国人最肯“认错”的时期。只不过，事后想起，却是惊恐莫名和羞愧难言。许多人今天的不肯认错，就源于对那场运动的“心有余悸”。
我们为什么不认错（2）
认错曾经很危险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赎的途径，逼人检讨也是搞垮别人的手段。因为一旦检讨，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有了污点”，在气势上就“落了下风”。就算这会儿不整你，把柄却落到别人手里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出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毕竟不是皇帝，谁都担不起这风险。
其实就连皇帝也不敢。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是因为“奉天承运”。这就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也因此，皇帝决不能认错，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但那责任，却全在酒。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
皇帝都担不起的，官员也担不起。何况“受命”的是皇帝，“亲政”的也是皇帝，怎么能向官员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罪责不明，就只能“诛心”。诛心，就是问动机，比如问官员“是诚何心”，也就是问他“居心何在”的意思。这其实也是问不得的。什么叫“居心不良”？最起码也是“谋私”，弄不好就是“谋逆”，谁担得起？也只好极力洗刷自己，设法栽赃于人。大家都标榜自己“动机纯正”，指责政敌“居心不良”，也就非搞阴谋不可。最后，阴谋论和动机论，就成了派别斗争的常规手段。这时，还有人敢认错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的苦难记忆犹新。这就使许多人成为“惊弓之鸟”，十年怕井绳。所以，我虽然坚决反对“阴谋论”和“动机论”，但对怀疑他人动机的被批评者，还是留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不会认错又如何
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认错史”。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也不会认错。比方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向谁认。曾经有某官员私生活出了问题，检讨的话却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其实他那档子事，顶多对不起老婆，跟党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认错，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道歉。曾经有某媒体，因“报道失实”向某机关道歉，其实这个机关，或者部门，或者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有没有铺张浪费，媒体当然可以质疑，可以监督。就算报道不够准确，有误差，更正即可。即便要道歉，那也该对读者，哪有向监督对象道歉的道理？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批评，甚至不会提问。比方说，开口就问人家的动机，甚至预设一个“道德污名”，问人家是不是。同样，要为自己或自己人辩护，也是拿对方的动机做文章。其实动机这事，往往无法证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毫无意义。有分量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或者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或者看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惜，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不会。
实际上，对自己缺乏反省的人，也很难真正地了解别人。自己的错误都不能发现，又岂能抓住别人的要害？也只能纠缠于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大家都不讲事实，不讲道理，思维能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恐怕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认错，是不是很重要？
学会认错待何时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恕我直言，恐怕任重道远。
别的不说，面子这关，就多半过不去。中国人的心理很奇怪。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另方面，又往往不能容忍别人出错，更不能容忍别人挑错。在我们看来，犯错误是丢人的。犯了错误又被“揪出来”，就更丢人。这人如果还是政要、名流，是商海巨鳄、江湖大佬、学界领袖，那就丢死人了。不但自己丢人，还会连带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徒子徒孙，一齐没有脸面。
因此，不但自己不能认账，粉丝拥趸们也要一哄而上，百般抵赖，誓死捍卫。哪怕说得漏洞百出、逻辑不通，也得死扛着。死扛着也振振有词：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的追究，会导致斯文扫地、体面无存，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难道我们民族的脸面是纸糊的，一捅就破？难道我们民族的自信是塑料的，一烤就化？真金不怕火炼，事实就是事实。认不认，事实都不会变。不认，只能显得心虚；认账，则至少像条汉子。比较一下，哪个更体面，哪个更丢人？
我同意凡事不可过头，更反对“全民扒粪”，那将变成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斗私批修”。但宽容的前提是认账。认账不等于认错。认错是承认错误，认账是承认事实。认账之后，错与非错，还可以讨论商量。但如果连事实都不承认，那就什么都谈不上。因此第一步，是要先学会认账，即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只怕连账，都不敢认。“事实判断”都难如蜀道，“纠错机制”岂非侈谈？我们前面的路，还真不知道有多长。
刊载于2010年7月17日《新京报》B04版，责任编辑赵继成
谁都能沉默，但是要负责（1）
□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 赵继成（《新京报》编辑）
谁都不能撬别人的嘴巴
〇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保持沉默。
易中天 汪晖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不少人对他的沉默不以为然。当然，现在汪晖教授已经说话了，但由此引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值得深思。这一连串的问题是：在事涉“诈捐”、“造假”、“抄袭”等公共事件时，当事人到底有没有权利“保持沉默”？如果有，这种权利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如果是有限的，那么，哪些问题可以沉默，哪些不行？如果是无限的，媒体的监督权和公众的知情权，又如何得到保证？如果作为公民，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他们出来“认话”，那么请问谁有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赵继成 我的观点，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保持沉默。这是从广义的也就是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局限于狭义的刑事司法中的沉默权。
易中天 公众人物也不例外？
赵继成 杀人犯尚且如此，何况只是涉嫌抄袭的某个教授？
易中天 事关公众知情权呢？
赵继成 也一样。
易中天 这就是说，沉默权是无限的？
赵继成 是。哪怕这个人位再高、权再重、责再大，他都有保持沉默的基本人权。因此，你的第二个问题──哪些问题可以沉默，哪些不行，就不是问题。
易中天 为什么？
赵继成 这个道理可以从很多层面来理解。首先是“无罪推定原则”。比如一个公众人物，涉嫌“诈捐”、“造假”、“抄袭”，公众当然可以质疑，也应该质疑。但，公众所能做的，也就是质疑而已，不能撬人家的嘴巴。因为此时既没有法院的判决，也没有学术委员会或相关部门的认定，当然应该推定他是“无罪”的。既然无罪，凭什么必须坦白？
易中天 也许，公众只是希望他有个态度？
赵继成 那就会产生“被逼表态”的问题。这个口子一开，祸患无穷。“文革”中，父子、夫妻之间被逼表态的惨剧还少吗？极端地说，假如这位当事人“表”的“态”，不是对方想要的，或者被对方认为是不真实的，是不是要没完没了地“表”下去？这不就是刑讯逼供，或者变相的“刑讯逼供”吗？这不是赋予了某些人掌握终极真理的权力吗？太可怕了。
易中天 没错。这种变相的“刑讯逼供”，在“文革”中就叫“群众专政”。只不过在这时，被赋予了“掌握终极真理权力”的“某些人”，是“多数人”而已。但可惜，真理有时候却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没有对少数人的保护，就没有对真理的保护。问题是，如果真理确实掌握在公众手里，那“少数人”确实是错误的，他还有权沉默吗？
人不能自证有罪
〇 辩护权和沉默权，都是对人性的尊重。
赵继成 任何人都有权保持沉默，哪怕是证据确凿的杀人犯。这种权利，有日本学者理解为“防卫权”，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防卫权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防卫权”，这就是“辩护权”；一种是“消极的防卫权”，这就是“沉默权”。这两种，都是人的正当权利。
易中天 为什么要有这两种防卫权？
赵继成 因为在刑事诉讼中，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是弱小的。如果不赋予被告人辩护权（积极的防卫权）和沉默权（消极的防卫权），个人尊严和个人权利就可能被肆意剥夺，诉讼时的平等对抗制也很难实现。 。 想看书来
谁都能沉默，但是要负责（2）
易中天 但公众质疑诈捐、造假、抄袭，并非庭审，亦非刑辩啊！
赵继成 事不同而理同。刑事诉讼当中都有的权利，难道在日常生活中反倒没有了？况且，一个人说不说话，在生理上是可以自我控制的。他甚至可以咬掉自己的舌头，旁人奈他何？所谓“死不悔改”，就说明法律可以判人死，却无法做到让他一定悔改。悔改，只能是他发自内心的事。既然如此，何必苦苦相逼？
易中天 这正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要讲清楚，人为什么必须有沉默权？或者说，为什么必须既有辩护权，又有沉默权？我认为这是基于人的本性，是对人性的尊重。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你不能强迫一个人“火中取栗”。明明知道会被烧伤，他为什么还要把手往火里伸呢？同样，明明知道说话对自己不利，他为什么还要说呢？
赵继成 正是。这在法律上，就叫“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这已成为国际法学界的共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