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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贵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可靠固然还可靠，但江山却已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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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1）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是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万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两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不过1万余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中讲得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满人，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经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绅士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么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1911年已经历经40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犯了这样两个重大错误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的赔款，国家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得自己当政的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余地。
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2）
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着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情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付诸实际的行动。
但是，在1992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制度障碍，都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什么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根源。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制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有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吸取了那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得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噤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化的学者，走得过于远了，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么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利益。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我的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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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格式化的“大商人”
前一阵，凤凰卫视要做中国近代商人的记录片，初步的计划是做五个人，其中有胡雪岩、盛宣怀和周学熙，一大半是官商。我跟他们说，这样不行，虽然自高阳《红顶商人》在大陆流行之后，经商要学胡雪岩成为多少商人的座右铭，但官商其实不代表中国近代商人，尤其是无法体现近代企业家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他们只代表了近代工商业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歧途，如果今人在今天依然以他们为榜样，在这条歧路上走，那么，中国的工商业，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大略地分起来，大体上自186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本土接受西方文明，参与近代工商业进程的企业家，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经过了三代人。第一代是中国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他们多半生活在澳门附近，鸦片战争前后，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买办，即替洋商办事，专门跟中国人做生意的中国雇员，还有些人出洋，变成了小有成就的商人。这些人，或者成为最早的中国新式企业家，比如陈启源和陈芳，另外一些人，则以成功的买办和商人的身份，进入早期的洋务企业，撑起了中国初期现代化的半边天，他们中最著名的，有郑观应和徐润。这些人，实际上并非个个都像我们某些教科书上说得那么反动、腐朽，十恶不赦，其实，在工商界，最早从西方窃得火来，开启现代化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很多学历史的中国人，只知道郑观应写过令少年毛泽东神往的《盛世危言》，却不知道他也是后来被毛泽东贬为最反动阶级的大买办。
第一代现代企业家登台的时候，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对于经商，无论新旧，大体不屑一顾。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等级较低的士大夫之家，虽然有读书不成去学艺（学商）的传统，但毕竟属于不得已的选择，只要踏入科举长途跋涉，那么仅仅得了一介秀才功名，也不大可能转过身去下海。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的士大夫，一些人立志变制救国，投身政治运动，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还有一些人则终于有点明白了第一代企业家的启蒙说教，相信实业救国、工商救国、从此投身工商业。两个状元，成为代表性人物，一个叫陆润庠，在苏州办起了纱厂和丝厂；一个叫张謇，在南通，办起了世界闻名的大生纱厂。相对而言，张謇的事业更大，也更长久，在历史上的名声要响得多，因此，第二代的企业家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在帝制时代，一个状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在清朝，状元意味着可能成为皇子之师，意味着几乎无障碍的仕途，还可能意味着几乎不用做出太多的成绩，就可以青史留名。然而，这一切，张謇都放弃了，他成了一个商人，一个现代企业家。这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最顶尖的社会精英，进入了工商业，一个传统上名声不那么响的行业，这在一个多少朝代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国度，具有非凡的意义。虽然，张謇这代人，还带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痕迹，有时儒的分量要压过商的意味，但是，毕竟他经营的是一个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采用的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经营方式。
状元经商，给近代的工商业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继起的第三代企业家，凡是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洋学生，比如留洋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和穆藕初，号称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还有出身知识界的卢作孚。以及人们不大乐意提的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周作民，以及报界的胡政之和出版界的王云五。没有学历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也是出身钱庄业的世家子弟，属于好人家出身，本出自上海滩的上流社会。
这样一个高起点的企业家群体，无疑是当时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不仅有眼力，有办法，能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而且有远大的抱负。可以说，他们和他们的事业，都是那个时代实业救国的产物，兴办实业，不是为了自家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而是为了以工商救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都非常简朴，乐于克己奉公，我们现在赞美的西方著名企业家的美德，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很多本土产的工商业先贤，都能身体力行。像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现代企业家，办起来偌大的事业，自己却分文不取，在他们看来，企业是社会的、国家的。
从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就把参与社会改造、兴办公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上，凡诸兴学、办教育、社区改造和建设事业，甚至国家的*化进程，都有这些企业家的身影，抗战时期企业家的“星期五聚餐会”，是各界人士*的恳谈场所，为争取*，反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中国历史每代的成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会被清零，用IT的术语，就是给格式化了，然后大家从头再来，从零做起。中国近代三代企业家，连同他们的经营方式、经验和企业文化，乃至他们的精神、抱负，最后也都遭到了格式化的命运。等到中国人再一次需要从事市场经济，培育自己的企业家的时候，基本上只好从头开始，前辈的成果，仅仅剩下一点点的孑遗，剩下的老一辈人，只是在中信、光大和民生银行的创建中，发挥了一点余热。其他的企业家，只能从头摸索起，好像我们中国人，此前的百多年，都白过了似的。
好友傅国涌，经过多年的资料爬梳和实地考察，把这些“大商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