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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在狱中亲笔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两部文稿，几经辗转到了蔡叔厚手上，他视若珍宝，特地在银行租了保险柜，把文稿妥善地保存起来。
有一个时期，“左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因为找不着组织，夏衍仿佛是失去母亲的孩子，十分着急。蔡叔厚知道这个情况后，安慰他不用着急。此时，中央派刘鼎（阚尊民）来上海采购电讯器材。蔡叔厚立即安排夏衍与他会面。由于当时的上海处于日寇的严密监视下，为安全起见，他们三人租了一艘小汽艇，假装在黄浦江上游览，实际上是在交谈情况。由于蔡叔厚的机智灵活，使夏衍和刘鼎安全地接上了头，从而使“左联”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
为了宣传抗日，蔡叔厚以他雄厚的财力，尽力支持着进步的文化活动。当时，于伶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戏剧家，组织了“上海剧艺社”，演出了许多爱国话剧。蔡叔厚是上海剧艺社的理事，实际上担任了剧社经理的职务：什么介绍戏院、订立演出合同、垫付演出费用、为剧社担保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不过，他这个“经理”，不但不领一分钱的工资，还要到处跑腿，向人求情，常常要倒贴钞票。有时巡捕房来找剧团的麻烦，他还要代剧团应付。虽然事多务杂，但蔡老板乐此不疲。
生意是越做越大，1943年，蔡叔厚在重庆开办了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其实公司是个幌子，搞地下电台才是真。在公司的楼上，蔡叔厚亲自建立了地下电台，供地下党与中央直接通讯联络。
蔡叔厚为革命所做的事，点点滴滴，难以尽述。作为老友的陆久之心里清楚，嘴上也不便问。他只是问蔡叔厚的夫人和孩子们可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九：老蔡秘情
蔡叔厚为革命所做的事，点点滴滴，难以尽述。作为老友的陆久之心里清楚，嘴上也不便问。他只是问蔡叔厚的夫人和孩子们可好？
蔡叔厚含笑说他们都好。他说家庭幸福亦是人生一大幸事。当年，蔡叔厚和朱文央结婚后，沈受真从日本回来，看到他们夫妻和乐的情景，心里十分凄伤。她不比生性活泼的娄曼文，早在同学中找到如意郎君，把蔡叔厚置之脑后了。沈受真是个内向的姑良，对感情十分执着。与蔡叔厚相识后，就把自己的心给了他。她一旦允诺，终生矢志不渝。
蔡叔厚见她为情所伤的样子也很不忍。为了弥补自己对沈受真的伤害，他想了一个计策。先是把沈受真安顿在复兴中路一个叫翁洲别墅的公寓里，然后告诉朱文央他要去南京出差，大概要十天半个月的。朱文央并没表示任何疑议。于是，蔡叔厚就跑到翁洲别墅去了。他和沈受真两人，一个有情，一个有意，马上就重续旧好，过了几天情意绵绵、逍遥自在的神仙眷属日子。
蔡叔厚在秘密寓所“金屋藏娇”，自以为得计，他想这样既安慰了沈受真，朱文央又得不到一丝风声，家里自然会风平浪静。哪料有一天，有一个外地来接洽事情的人，在秘密寓所里找到了他，他觉得非常奇怪，问他是如何找到这儿来的？来人却哈哈大笑：“这个地址是你夫人告诉我的呀！”
原来朱文央早就知道蔡叔厚的鬼把戏。但她是个有涵养的女人，她知道如果像那些没见识的乡野村妇一样，兴师动众地带着人跑到这个“地下公馆”，把蔡叔厚和沈受真当众羞辱一番，纵然可以好好地出一口气，但用这种手段，必然会伤害夫妻感情。倒不如不露声色，任他们去。毕竟，蔡叔厚与沈受真之间的旧事，朱文央是非常清楚的。
朱文央的贤德、宽容和涵养令蔡叔厚和沈受真无地自容、惭愧至极。他们两人立即结束了这段生活。完成“出差”任务之后的蔡叔厚，从“南京”回到家中，向朱文央诚恳地陪了不是。朱文央亦没有深究。
然而，沈受真对蔡叔厚依然一往情深，朱文央也就默许了他们两人的暗地来往。一个娥皇，一个女英，倒也相安无事。两位夫人，给蔡叔厚留下了四男三女。孩子们聪明又懂事，家里人丁兴旺、其乐融融。所以陆久之一问起蔡叔厚的家事，蔡叔厚脸上的喜悦和快乐就止不住地表露出来。
“等打败日本鬼子之后，我们应该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做好新中国的主人。”
虽然开着那么多的公司和厂子，蔡叔厚的手头非常有钱，他对朋友总是热心慷慨，从不计较钱财得失，但有着“小孟尝”之称的“蔡老板”，对他的子女却非常苛刻，他要求每一个子女都勤俭节约、自力更生。还常常把小时候自己靠典当、借贷交学费的事情讲给他们听。所以在“蔡老板”的子女身上，找不出一丝公子哥儿、千金小姐的贵族之气、奢侈之性。孩子们争气，蔡叔厚也自豪。
“这样的日子不会很远了。老蔡，胜利后你准备干什么？”
“我还是做我的工程师最好。久之，如果胜利了，你的海安信托公司就得倒闭了！你要失业了！”蔡叔厚开玩笑说，“你就只能一门心思跑舞厅去了！”
“瞧你说的！”陆久之捶了他一拳，“我再不济还能上你蔡老板那儿做个伙计，混口饭吃。想是你蔡老板眼界高了，看不上小弟了！”
虽然许久没有碰面，但两人总是那么亲亲热热情意相投，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得好不高兴。
作者题外话：请大家支持一下吧
十：接收大员
1945年8月，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时，陆久之也止不住兴奋和快乐，和许多市民一道走上街头欢庆。
而许多日伪时期狐假虎威的人，大多数偃旗息鼓，惶惶不可终日。背着“汉奸”的骂名，这日子是很难过的。曾经风光一时的陈璧君（汪精卫之妻）和陈公博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不少同志暗暗为陆久之担心，因为这几年来，他始终在日本人手下做事，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把他看成民族败类。
然而，这位海安信托公司的总经理，日本海军部的红人，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接管上海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还聘他为少将参议。
汤恩伯对陆久之不仅信任有加，而且亲密无比。两人食同桌，出同车。汤恩伯微服私访，由陆久之陪同；汤恩伯视察防御工事，由陆久之陪伴。两人走在一起，陆久之衣冠楚楚、风度儒雅，而汤恩伯虽为赳赳武夫，平素衣着不整，有着“伙夫头”之称。两人并肩同行，明眼人一看就觉得他们的性格和气质很不一样，但他们之间的私交却相当深厚。这里面还有一段缘由。
原来，汤恩伯早年在日本明治大学学法律时，因为觉得读法律没有前途，想改进陆军士官学校，但苦无门路。当时，陆久之的父亲陆翰知道此事后，托人保荐，使得汤恩伯如愿以偿。后来又是通过陆翰的极力举荐，汤恩伯才巴结上蒋介石的红人，历任国民党要职的陈仪，经过陈仪的一手提拔，才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汤恩伯一直不忘此情，所以他对陆久之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虽然成了汤恩伯的“座上宾”，但陆久之始终没有忘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切实有用的事情。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全权负责
作为国民政府委派的负责主持日军投降事宜和接管上海的正式官员，汤恩伯一到上海，就踌躇满志，大有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之气势。
由于陆久之的父亲陆翰在汤恩伯的升官进爵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也由于他和陆久之是多年的相识，两人关系一向相当亲密，所以汤恩伯与陆久之在上海久别重逢格外高兴。
“久之，我初到上海，对上海各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还得有赖于你多多帮助啊！”汤恩伯一见到陆久之就笑容满面，“抗战期间，你一直留守上海，对上海可是比我熟悉得多。有什么建议，但说无妨。”
“当然，我愿为汤司令效犬马之劳。”陆久之不失时机地恭维着汤恩伯，他深知汤恩伯的野心，思忖着如何利用自己和汤恩伯的特殊交情来做一些实事。
过了几天，陆久之和刘少文碰头时说了这一情况，刘少文便指示他要好好利用时机，和汤恩伯进一步搞好关系，争取为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打开一个新局面。
陆久之考虑到，抗战胜利后，散布在全国各处的日本军队和日本侨民多达百余万，他们大多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大连等地，等待着被遣送回国。由于交通阻塞和船舶工具不足等原因，要把这众多的日俘、日侨遣送返日，至少要有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这百万人的庞杂队伍，危机四处潜伏，实在令人担忧。反之，如果能利用主客观条件，及时做好对日俘、日侨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今后的人类解放事业将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自己与汤恩伯多年的交情，陆久之清醒地意识到比他年长仅两岁的汤恩伯是个野心勃勃、好大喜功的人。这几日与他朝夕相入，陆久之更是发现汤恩伯的内心深处有那么一种强烈的愿望，他希望在战败的日本，在胜利的上海，树立他个人的威望，借以挟敌自重，争取主子的器重。
因为看透了汤恩伯内心深处的企图，所以陆久之与他闲聊时故意对他说：“委员长真是慧眼识英雄，派您做对日受降官，以您的才能和实力，确实可以大有作为，前途未可限量。这件事要是派了别人，一定会搞得一团糟的。”
汤恩伯听了这番话后，顿时轻飘飘起来，他笑着问：“何以见得呢？”
陆久之进一步说道：“现在这么多的残兵败卒云集上海、天津、武汉、大连等几个大城市，他们手中的侵略之枪虽然被缴了下来，但他们思想上的侵略之枪还是依然存在的。古人有言：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能创办一份日文报纸，作为对日侨、日俘的宣传工具，消除军国主义的思想影响，灌输*进步意识，使他们的精神面貌有所改变，他们对您这个汤司令官，必然会留下深刻印象。”
陆久之的一席话说得有理有节，正点在汤恩伯的心坎上。汤恩伯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连连称赞他道：“好！好！好！太好了！有见识！久之，我知道你有办报的经验，这件事就由你全权负责办理吧！我可以把日本《大陆新闻》（日本官方在中国所办的日文报）的全部机器设备、纸张、房屋都交给你使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随时告诉我。”
二：一拍即合
从汤恩伯的官邸出来之后，陆久之便去找刘少文，他把自己的设想以及与汤恩伯的谈话经过都向刘少文作了详细的汇报。刘少文听了十分满意，并且明确指示他说：“办这样一份报纸，很有意义。久之，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全。我想，对日本的宣传可以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对国内问题则以国共和谈为原则。好好去干，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得到明确指示和鼓励后，陆久之立即去找金学成。金学成不仅是他同办《华美晨报》的合作者，而且是大革命时代的闯将，为人胆大心细，是报社理想的当家人。因为与陆久之一样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所以他与陆久之一拍即合，两人具体商谈了一些办法。
汤恩伯对于陆久之建议创办日文报纸一事，不但当机立断，表示赞成，而且在他提出建议之后的第二天，便正式委任陆久之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专门负责对日侨、日俘的宣传教育事项，并派人陪同陆久之去日本大陆新闻社办理接收手续。
然而，当他们兴致勃勃来到外滩九江路口该报门口时，有英国军队在站岗。他们说明来意，试图进去接管报社，却遭到英国士兵的拒绝。因为日本大陆新闻社的前身是英国字林西报的产业，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进入上海租界时凭借武力侵占的。如今日军战败投降，自应物归原主。陆久之等人扑了个空，只好败兴而归。
看来办报的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陆久之有些彷徨，不知以何为计。正好金学成有一家熟悉的芦泽印刷所设立在虹口（海宁路乍浦路300号，即现在第一人民印刷厂印刷车间），是日本商人的私营企业，虽然规模较小，只有十余台平版印刷机，没有卷筒机设备，但属于敌厂，是没收对象，因此不必花费分文，即可收归我用。在获得汤恩伯的同意后，陆久之和金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