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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忙着搜查之时，赵世炎把王若飞的地址悄悄告诉夏之栩，要她立即向党组织报信。在他遭到危难之际，他首先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组织和其他同志的安危。
赵世炎被捕后，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始终说自己叫夏仁章，并指责韩步先，说他红口白牙，尽诬陷好人，想立头功也不能这样昧着良心胡说八道！当时敌人一时还被他搅糊涂了，未料担任总工会书记的张保臣被捕后也叛变了，为苟全自己，他竟无耻地当面指认，一口咬定赵世炎就是施英，施英就是赵世炎。
敌人如获至宝。他们先是以金钱、地位相诱，但赵世炎根本不吃这一套。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敌人对他使用了各种酷刑，妄图使他屈服，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持着共产党员应有的本色。
每次受审，赵世炎总是滔滔不绝地大讲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痛斥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他向敌人宣告：“你们只能捉到一个施英，要想从我口中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
赵世炎在狱中常常鼓励其他同志要坚持斗争。他说：“不要害怕，越怕越没有希望！”“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的，要改造社会就必须付出代价！”“不要气馁，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他还写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党组织，要求党好好照顾那些因参加斗争而失业的工人兄弟。他说：“他们都是党所依靠的力量……”
赵世炎软硬不吃的革命气节，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令杨虎等刽子手们胆战心惊，他们咬牙切齿地说：“这种死硬分子，非立即杀掉不可！太厉害了！不杀的话，定是后患无穷！”
所以被捕后才两个多星期的7月19日，赵世炎就被押到了刑场——即埋葬汪寿华烈士忠骨的同一地点：上海枫林桥。
自从辛亥革命后废除的砍头的刑罚被用在赵世炎身上。出于对死刑犯的人道，1911年后改砍头为枪毙。但凶残的反动派才不管什么人道不人道呢！他们只是觉得砍头要比枪毙更解气。
临刑前，赵世炎高呼：“工农联合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一时间，那激昂而饱含革命热情的声音响彻天宇，天地为之含悲。
惨无人道的刽子手向赵世炎连砍几刀，他的头颅落在地上，但他挺直的身躯却久立不倒，行刑的刽子手都不免有些心慌。
年轻而有才干的赵世炎就这样走完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人生之旅，把他壮烈的一生和灿烂的青春永远献给了他深爱的党和人民。 。 想看书来
九：机密任务
怀着崇敬和悲痛的心情，陆久之听完了赵世炎的事迹。想到那个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身作则，无所畏惧，常常带着笑容亲切地向同志们嘘寒问暖无一点架子的赵世炎已经永远离开人世，他不由得心痛难禁，泪流满面。
“革命总是要流血牺牲的，要改造社会就必须付出代价！”陈寿昌轻声说，“我们只有沿着烈士的足迹，努力奋进，早日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久之，加入党组织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质。”
陆久之含着泪点点头。韩步先和张保臣不仅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党内职务不低有一定声望的领导者，可是他们的行径是多么卑劣！真正的革命者，在意的是尽心尽力为革命多作贡献，而不是在意一种是否是共产党员的称呼。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在危难面前都能像赵世炎等人一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少平时夸夸其谈、“左”得出奇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共产党员，在“四一二”之后的革命低潮时，就如惊弓之鸟，吓得赶紧登报申明脱离共产党，这其中，还不乏社会知名人士。
陆久之想到这儿，便向陈寿昌表示：“我一直相信党组织，组织也是信任我和理解我的。我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加入组织，但我一定会自觉地以赵世炎烈士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成为这种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
陈寿昌听了很满意：“其实，久之同志，组织上确实也从未因你是个非党员而对你另眼相看。你只是个形式上未入党的‘特殊党员’。组织上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党的忠诚。今天我来这儿，是向你布置一项十分机密而重要的任务，这是恩来同志的指示。”
一听有重要而机密的任务，陆久之全身来了劲，他睁大双眼，仔细聆听着。
十：保险箱
原来，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从苏联开完会后，来到上海，准备绕道返回日本。未料抵达上海后，不幸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报告了上级特务机关。时值1929年秋天，大权大握的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一意讨好日本的军阀集团，得到这个情报，喜之不胜，立即下令，要特务机关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把佐野学秘密逮捕起来。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他想把佐野学当作一件丰厚的“礼物”，押送日本政府，表示中日两国政府彼此一条心，共同防御共产主义这个“洪水猛兽”。
特务机关奉令后，立即布下重重关卡：车站、码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到处突击搜查。佐野学面临如此困境，焦急万分，无奈之下，只得请求中国共产党给予帮助，使他能顺利安全地返回日本。
“恩来同志承担了这件事。他经过研究以后，派我来你家传达指示。情况目前相当紧急，请你马上设法掩护和保卫这位日共领袖的起居安全，你要把他放进绝对安全可靠的‘保险箱’中，不要让追捕他的特务得逞。”
“绝对安全可靠的‘保险箱’？”陆久之陷入沉思。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一：日共书记
经过反复考虑，陆久之认为最可靠最安全的“保险箱”就是自己的家。他所居住的位于福煦路明德坊的住宅，是一幢布置得相当富丽豪华的公馆，它虽没有“侯门似海”的威严，却也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派。黄色工会的小特务轻易不敢来惹事生非。这阵子，陆久之故意作出的“纨绔子弟”的本相，使得小特务们的盯梢大为松懈，再加上陆久之的乐善好施、慷慨大方，他们也乐得对陆久之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对他们，陆久之虽不敢大意，但也不是太当回事，因为何新总是在暗中帮衬着他。
陆久之向陈寿昌陈述了他的意见和计划，还补充道：“我父亲住的威海卫路近在咫尺，虽说孙传芳现在失势，但影响尚在，所以我父亲的社会地位依然显赫，而我家又处在租界重地，中国政府不能在此随意抓人，出于这两层原因，特务们抓人不能不有所顾忌。”
陈寿昌很赞同陆久之的计划，于是第二天，陆久之就正式把佐野学总书记接到家中。
陆久之亲热地挽着佐野学的手，走进家里。他向家里人这样介绍佐野学：
“这是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期的一位教日语的老师，刚从外地旅行回来，因身体不好，在我家休养几天。”
陆久之并不想把真相告诉家里人，他不愿意家人为此担惊受怕，增加他们的思想负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不会说中文的佐野学有礼貌地向大家点点头，然后随陆久之上了楼上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房间。
为了尽心尽力、不打折扣地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不出一毫差错，陆久之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陪着佐野学。
由于佐野学不懂中文，而陆久之的日语也极其有限，两人呆在一起，朝夕共处，语言交流相当困难。好在，日本文字是依据汉字而造的，有些文字读音虽不同，但写在纸上，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于是，他们便用笔来交流彼此的思想感受和其他。
陆久之小时候读过不少戚继光抵抗倭寇等故事，总认为日本人是倭寇，喜欢侵略邻国。而在中国近代史上，那次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日本的成见。他本能地不喜欢日本和日本人。在接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后，陆久之虽然也懂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懂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有国际主义思想，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但是，由于没有和受压迫的外国人打过交道，因此思想上还是有格格不入的想法。和佐野学的相交改变了他的成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二：思想负担
佐野学在陆久之家安全地住了一个月零五天。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纸和笔，陆久之对日本民族有了较深较多的了解，知道这个国家压迫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日本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受尽苦难，渴望推翻现在的不合理的制度，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
“只要我们努力，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球实现！”佐野学豪情万丈地说道，他是个充满信心和乐观的共产党员，虽身处逆境，但脸上从来没有彷惶无依的神情。
两人虽然交流不是很通畅，但思想上却没有距离，所以很快成了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待到分手那一天，彼此都有些依依不舍。
佐野学临走时，再三再四向陆久之表示，欢迎他以后去日本看他，他还把自己身上一条西装领带和一副金质的衬衫纽扣赠送给陆久之，作为永久的纪念品。
顺利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保护佐野学的任务后，陆久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事实证明，自己并没有辜负党的信任。
但是没过几天，陆久之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听说佐野学在闸北区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陷阱，由日本政府引渡押回东京受审。
当陆久之向陈寿昌证实了这个消息后，非常后悔，痛责自己不该轻易让佐野学离开。如果佐野学是在他家里被逮捕的，那自然是陆久之的责任，即使满身是嘴也是解释不清的，但事情并未发生在他家，照理陆久之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然而因为佐野学是离开他家不久即遭逮捕的，他依然脱不了嫌疑，为此他心里十分苦闷，思想包袱很重，担心组织上会因此对他产生怀疑。
得知陆久之的思想负担后，陈寿昌郑重地向他说道：“事实毕竟是事实，不要去计较别人的怀疑，组织上是完全信任你的，你可千万不要自己背上思想包袱！”
在陆久之心里，陈寿昌一直是代表组织来和他谈话并向他布置任务的，所以他对陈寿昌的话深信不疑，他只觉得一股暖流似涓涓细流一直流淌到心里。是啊，还有什么能比组织上的信任更为让人感动的呢？
紧紧握住陈寿昌的手，陆久之激动得无法自语。
十三：特殊医院
没过几日，陈寿昌又向陆久之布置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需要临时租赁一幢安全可靠的房屋，作为各地来沪代表的居住场所。
1929年的上海，是蒋介石统治下各种反动势力占明显上风的白色恐怖城市，蒋介石的爪牙遍布上海的各个角落，奉行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动政策。许多无辜的群众都被牵连进去，更何况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等于是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开会，这是一桩极需智慧、勇气的事情，这是在风高浪尖的上海和羽翼丰满的蒋介石较量，难度极高。万一哪个环节出了差错，被敌人看出破绽来，就会“一网打尽”啊！
陆久之没有退却，党组织把这个光荣任务交与他，说明党组织是高度信任他这个党外群众的！
经过反复认真的考虑和研究，那幢位于赫德路（今常德路）的花园洋房，作为一所极端安全可靠的房屋被陆久之出面找人租下，然后，他和地下党的同志们一起，将这幢房子精心布置成一所新开办的医院。
按照医院的规格，陆久之花钱买了一些医疗器械，又认真布置了病房和病床。那些来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穿上特制的病号服，装扮成“病员”。而一些担任招待员的地下党员，则穿着白大褂，神情庄重，俨然一副医务人员的样儿。
陆久之自己，每天坐在门房里，充当“挂号员”。实际上，机警的他，是负责警卫工作，防止特务、暗探、陌生人撞入。这个工作是最累人的，必须时刻睁大眼睛，密切注视外面的动向，任何蛛丝马迹的可疑现象都不能错过，否则党会受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啊！
里面的“病员”们汇聚在“病房”里，坐在“病床”上，有条不紊地开着他们的重要会议。“医务人员”在走廊里深一脚浅一脚不时地走动着，他们瞧瞧“病房”，见“病员们”一切安好，望望“挂号室”，见“挂号员”打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