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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厚，顾顺章的叛变是不是影响到了你？”过了一会儿，陆久之突然想起了蔡叔厚此行的原因。
蔡叔厚点点头，顾顺章是他的顶头上司，李强和蔡叔厚在绍敦电机公司秘密制造电台的事，顾顺章最清楚。所以一接到顾顺章变节投敌的密报，蔡叔厚就立即遵照党的指示，首先设法把李强护送上船去苏联，而自己也搬出了绍敦公司，在马路对面租了一间房子，暗中观察公司有无任何可疑的情况发生。也许顾顺章眼里只有周恩来、陈赓之类的“大鱼”，没把蔡叔厚这类的“小鱼虾米”放在眼里，所以绍敦公司竟然也平安无事。蔡叔厚冷静地观察了好一阵子，见没有任何动静，便又放心地搬了回去。
显然，蔡叔厚这个时候来日本，不是为了避难，那么他的到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久之，日本人早就垂涎东三省这块宝地，他们对作战作了充分准备。看来中日战争的爆发指日可待了。组织上考虑到你身在日本，又有多重身份，想让你从事一些搜集日本军国主义情报的工作。你看如何？”
“我随时都听候组织的安排。”
“那好，过一阵子夏衍、沙文汉夫妇都会来找你具体研究此事的。”蔡叔厚拍拍陆久之的肩膀，“你知道吗？《母亲》被禁版了。”
自1927年赵世炎牺牲后，陆久之一直牵挂着夏衍所译那部《母亲》的命运。《母亲》使用的是两种日文译本，间或参考了英译本认真译成。夏衍后来又特地请了精通俄文的著名作家蒋光慈按原文校读了一遍。1929年这部杰作由大江书铺发行，短短一年内就重版了两次，可见受欢迎的程度。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这类革命书籍，一向深恶痛绝，所以不顾革命人民的要求，严令查禁。
“是吗？”陆久之并未显得太吃惊，“这样的好书，是绝不会绝版的！”
“是啊，这正像革命的火种，无论蒋介石反动政府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它照样燃起熊熊大火！”
两人一同哈哈大笑起来。蔡叔厚告辞时，昂首挺胸拍着陆久之的肩慷慨激昂地说：“那些事，我们不做谁做？我们干不好，谁能干得好？”
陆久之崇敬地想，老蔡实在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 想看书来
十：国土沦丧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却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向东北军驻地发动突然袭击。次日晨，日军占领了沈阳。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面对如此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都义愤填膺，广大东北军将士更是斗志昂扬，准备誓死捍卫故土。然而，蒋介石却连续致电张学良，电告东北军对日本的侵略“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但国联并未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主持公道。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采取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932年2月5日，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日本殖民地。3月1日，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满洲国”。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
远在东京的陆久之，没有想到中国的东三省，就这么轻易地被日本所占领，而广大民众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的张学良将军，也被国人唾骂成“不抵抗将军”。
国土沦丧，使身居海外的陆久之心情沉重。恰在此时，夏衍和沙文汉、陈修良带着党的指示来到东京。这给他悒郁多时的心情带来一抹亮色。
“久之，党指派我们几个参加在日本的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工作。”夏衍说。
此时的陆久之，已由铁路学校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他一边读书，一边总希望为党做些什么，为国家做些什么。夏衍他们的到来令他十分兴奋，看来党始终没有忘记他这个党外的游子。
说干就干，进行明确的分工后，共产国际日本情报站就秘密设置起来了。情报站的设置，对我党了解日本国内形势起了一定作用。
十一：红色间谍
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负责人佐尔格，这位著名的“国际红色间谍”，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祖父曾是*和恩格斯的战友，担任过第一国际的书记。而佐尔格本人曾在一战中负过伤，因他的勇敢曾被德意志帝国授予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一战后他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被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后被苏联情报机关吸收为特工，并参加联共（布）党，从此佐尔格开始了他的红色特工生涯。
1929年年底，以自由记者身份为幌子的佐尔格，带着搞来的德国外交部给德国驻沪领事的介绍信，乘船经过苏伊士运河，于1930年年初抵达上海。他来上海的目的是在中国重建苏联情报组织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佐尔格在上海找到的“最合适的合作者”，是《朝日新闻》的驻沪记者大崎保积。而他物色到的“中国合作者”是一位名叫张一秋的女士。张一秋真名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她曾因女儿刘思齐和邵华分别嫁给毛岸英和毛岸青而为人们普遍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佐尔格的两位得力的合作者，都是美国进步人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帮他物色到的。而佐尔格与史沫特莱的相识，至今仍是个谜。
陆久之和夏衍、沙文汉、陈修良等人组成的日本情报站就受佐尔格的管辖。他们一般是把搜集来的情报处理过后，派人直接送到佐尔格的通讯信箱“上海1062号信箱”。
而佐尔格之所以和*联手在日本设立情报站，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佐尔格身临其境，为了深入了解日本侵华企图，他决意在东京设立情报站，以便搞清日本在夺取满洲之后的打算：是准备征服整个中国呢，还是准备向北进攻西伯利亚？……这些问题尚不清楚。
除了从东京的情报站获取信息外，佐尔格还通过大崎从日本驻沪领事馆方面得到不少有用的情报。而从蒋介石聘用的德国军事教官那儿，佐尔格了解到许多有关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和日军的战术情报。为及时搜集战况情报，佐尔格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深入到前沿阵地采访。
1933年春天，佐尔格突然奉调回莫斯科，之后不久被派往东京。东京是佐尔格特工生涯的高峰。在那儿从事了将近十多年的情报工作后，佐尔格不幸被捕，关押在巢鸭监狱，多年后被杀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二："；怪西人"；案
而接替佐尔格上海工作的华尔敦，开头几年的工作有条不紊，一切顺利。未料1935年春天，华尔敦突然被捕。被捕后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连自己的姓名、国籍、年龄都一概不说。国民党当局无法审理，更难以作出判决。结果，这个案件成了当时轰动上海滩的“怪西人案”。《申报》等新闻媒体抓住这一事件大炒特炒，故意把它搞得沸沸扬扬，玄乎离奇，来吸引众人眼球。
但华尔敦的被捕，使得与之有联系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主持人也遭被捕。
这时已办完护照，正准备到苏联去留学的蔡叔厚得知华尔敦被捕，立即主动放弃去苏联深造的机会，留下来协助处理此事。他通过一个外国记者，马上通知陆久之等人，迅速撤离情报机构。为安全起见，他把绍敦电机公司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并把公司迁到福煦路417号（今延安中路379号）。一切安排妥贴后，他才离开上海去南京，找到当年的留日同学汤恩伯，要他为自己作担保。
汤恩伯当时在国民党军事机关供职，刚露头角。听了蔡叔厚编造的一套情况后，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汤恩伯曾把一部分款子交给蔡叔厚，作为对绍敦公司的投资，是绍敦公司的后台老板），所以他亲自出面为蔡叔厚作担保，平息了此事。
华尔敦后来在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终于被释放。虽然自被捕后他未说过一个字，国民党当局抓不到他任何把柄，但他还是被驱逐出境。共产国际的情报机构由此遭到重创。
东京的情报机构关闭后，陆久之发动一切关系，与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攀上了交情。许世英很赏识他的才干，留他在大使馆内做高级专员。
利用工作的便利，陆久之依然为党奔忙。他总是把一些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动态和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动向，通过专门的渠道，向党汇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发动者之一张学良将军因为这一举措而洗涮了多年蒙在他身上的羞耻。人们从此不再叫他“不抵抗将军”。而他为促成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一直为历史所铭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对日宣战后，陆久之带着妻子儿女随许世英大使一道返回祖国。说来也巧，当年去日本时，女儿陆蓓莉刚满一周岁，而回国时，儿子陆博雅正好也是一周岁。
第三卷完
一：有心办报
由于陆久之有留学日本的资历和善于交际，一回国就被借调到军统控制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这个研究所由王芄生领导，专门负责搜集敌伪情报。陆久之凭借他丰富的经验，利用着国民党对他的信任，不时地把一些情报送给共产党。
1938年，上海已沦为“孤岛”。陆久之以国民党“重庆特派员”的特殊身份神出鬼没于“孤岛”。
一天，他从南京路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出来，一辆汽车嘎然停在他面前，车内走出一位日本高级军官，他友好地向陆久之打着招呼。
“许久不见了，陆先生，你好吗？”
陆久之定睛一看，此人原来是他早稻田大学的相识，名叫冲野亦男。陆久之看见冲野军服上的官阶是海军大佐，他意识到这人会对他的工作有所帮助，所以他满脸堆笑，也用日语说道：“久违久违，冲野先生！”
两人彼此寒暄了一番，冲野不解地问道：“现在正是你们留日学生大有作为之时，恕我直言，阁下为何不到南京去做官呢？”
陆久之淡淡地回答说：“我无意求官，却有心办报。”
“办报？”冲野的眉毛一挑，似有所动。当时侵华日军在上海出版了一份《新申报》，但声名狼藉，无人要看。
“是啊！”陆久之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故意补充道，“中日战争是不幸的战争，由于彼此不了解，闹到兵戎相见，因此要多做亲善工作，而办报纸正好可以增进相互的了解。”
冲野亦男觉得陆久之的话简直说到他心坎上来了，他忙问办报需要什么条件。
陆久之伸出两个手指头：“一要钱，二要人。”
冲野点点头，要了陆久之的名片后说：“陆先生，今天我有点事，这办报的事我改日再同你详谈。”然后两人便分了手。
二：一仆三主
冲野并没有食言，几天后他会同日本海军部及驻沪武官处的木村重、大川时太郎等人与陆久之具体商谈办报事项。他们商定由日本海军部出钱，陆久之出面，共同办一份宣传“中日亲善”的报纸。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正中陆久之的下怀。在向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汇报并征得同意后，陆久之便忙乎起来。不久之后，一份由日本海军部出钱，打着美商密勒氏招牌的《华美晨报》在上海出版。
陆久之自任社长，当时被聘用的该报编辑的有戴晓云、杨潮、恽逸群等人。
《华美晨报》用的是日本人的钱，打着“中日亲善”的幌子，实际上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巧妙地宣传着爱国主义思想。不但是《华美晨报》，就连后来又创刊的《华美晚报》、《华美周刊》，表面上尽是一些介绍日本风花雪月文艺之类的内容，找不着一篇亲日文章。
日本出资者觉得味儿不对，多次对陆久之责难。陆久之都以不能操之过急之类的话搪塞过去。他的巧言令日本出资者竟找不出反驳之理，反而又花钱帮他搞了个华美电台，方便了陆久之与党的联系。
在担任《华美晨报》社长期间，陆久之利用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广泛搜集日军的各类情报，分别发往重庆国民党内部和我党地下党组织。难怪后来有人把他这一段经历形象地描绘成“孤岛上的一仆三主”。
1941年12月，日本空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美国的参战，使日军侵华战争的实力受到一定牵制。由于费用的紧张，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