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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也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哪怕是岔路的体验，因为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体验也是一种阅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扮家家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的确，无论城乡，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段扮家家的经历，在扮家家的经历中，我们无疑是幼稚的，但故作成熟的童趣和对家庭最初的认识值得回味与思考。
孩子们眼中的家很简洁，就是爸爸、妈妈、孩子，规模再大一点加个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阿姨就成。规则也很洒脱，来去自由，全凭自愿，叠几块砖头就是厨房，摘几片树叶就能当钱使。可其中的过程是很认真的，而且有些细节也是必须做到的，否则这个游戏就很难得到大伙的认可。
最重要的是角色的分配要达到公平，而且是绝对的公平，在孩子们的世界许多事情来硬的管用，来用软的也管用。唯独在扮家家的游戏中必须使大家心服口服，因为谁也不愿扮小，都挤着扮老。在很多时候小字辈的角色如同扮打仗有游戏中的汉奸走狗一样让孩子们痛恨和忌惮。所以，这也造就了类似于陈佩斯《主角与配角》的喜剧情节，记得又一次，我们被“老大”召集到一块，玩扮家家的游戏，其实老大比我们要大一大截，他都初中了，我们还在学龄前，他当时就有了一点书生气，如今他在上海一家医院修颅内科，前些年就是博士了。他那点书生气在当时的环境下的确很不容易，因为大家都没文化也没门路，更没钱，有力气和能霸蛮是当时农村鉴定一个男孩子有无出息的刚性标准。
我们自己玩扮家家就是弄个厨房做顿饭，最多拿几张树叶买卖菜，而他却要求我们演大场面，有恋爱、有出嫁、有养孩子…… 问题不在于扮家家的内容复杂，而是剧情冲突较多，而且角色是按照他的判断来决定的，扮新郎的挤着抢，最后还是由老大给了会来事的一个玩伴，而执意要当新郎的另一个玩伴却被强行分到扮公公的角色。
这下就好了，扮公公的在儿子的恋爱过程中捣蛋，在儿子结婚时一肚子憋屈，在儿子洞房时强行抢儿媳妇，要和儿媳妇亲近亲热，儿子起先还能忍着，在儿媳妇奶孩子时，公公的使坏彻底激怒了儿子，跳起来狂揍公公，两个人从田坎上滚到田坎下，你抓我扯似乎要玩命，老大书生气十足，跟本就没能力分开。
就这样，一台好戏变成了顶牛，我们无聊地在旁边看着，因为都想当新郎，都要演主角。这时新娘怀里的小崽子倒真的睡着了，一长条鼻涕挂在新娘的胸前。当时也就是期望那两头“牛爷”别操蛋了，期望这无聊的游戏尽快结束。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会心地笑了好多回。那时扮家家这些角色往往在年末岁尾倒都能在老家聚齐，不知道如今已为*母的新娘，以及早成为丈夫、父亲的“长鼻涕”，是否记得有这么一段躺在别人怀里经历，他们见面后的内心什么想法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不深刻，那对公公、儿子还有印象吗？
至于后来怎么分开就不清晰了，打那里开始我们相信一个原则：富贵在天，生死由命。要么锤头、剪刀、布；要么抓阄，扮什么看运气。当时就觉得这样才真正公平，大家都不再安排自己的命运，而是一心一意把命运安排下来的生活过好。
由此我们开始升学、考学、毕业、恋爱、工作、奔波，生活开始渐渐清晰了，也就没有人再愿和你为了一个无谓的游戏，来静下心来和你嬉戏；没有人信奉抓阄的命运游戏法则，个个都挤着要扼住命运的喉咙；没有人会理会自然或社会的游戏规则，转而信仰：“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的潜规则了；甚至也不会为了一个角色顶牛了，因为，要扮演的角色太多了。
有时，我在想：为什么童年那么美好却不能再现？我深刻思考这个问题，是我们真正地长大了，还是我们童年的美好不可复制？
或许，我们忽略了的，童年所遵循的；也就是为成熟和老练所毁坏的，而今又要被用血和生命的代价所永远追求的那些规则和意识，背离了我们的生命轨迹，所以，我们的童年不可复制，对待生命的真诚同样不可复制。
记得《非诚勿扰》中郭优的超级争端决定机吗？很幼稚，可很单纯也很诚信，那就是为我们所毁坏，却又要用血和生命所追求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轻功
我们童年时代的小孩子，是没有奥特曼，圣斗士的小孩。但也有崇拜的对象，起先清一色就是红色的革命小将，后来随着岁月变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记得岁数很小的时侯，柔弱的机体和孱弱的躯体下，却不时鼓噪着争强好胜的情绪，就是饥饿困扰的年代，我们还要喜欢比势，有文比和武比。武比自然不必介绍，一拳一脚你来我往，打赢的是大哥，打不赢是二哥。文比呢，就是比自己的后台，比如说我讲自己是孙悟空，那么你讲你是如来佛，那么我就抬出玉皇大帝，你搬出大炮，我祭出核武器，记得当时以为核武器就是让世界变成黑夜的武器，一时间衍生出了什么热武器，冷武器，水武器和风武器等等，不一而足。直到村里终于有了个高中生，他的物理课本才让我们结束这种科幻武器的派生。记忆深刻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最终谁要抬出了毛主席。那么这个争论必然就此打住，没有人认为，世间有人和事能够干得过他，没有谁能够比他更有本事。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对方的尊严，而毛主席是最后的底牌，也是我们最后的绝招。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使的，他的地位真的是超过了一切。我们敬畏崇拜的对象就是毛主席了，那是几乎所有70后小孩必然的偶像。
如若不是，那必定是脑残，因为即使是聋子、哑巴在村部礼堂毛主席挂像前，都必须像只飞蛾一样，盲目而激越地跳着忠字舞。我们虽然免去跳忠字舞，但内心的敬畏还是必须有的，如果谁家的小孩不小心说错了，在场的大人，即使不是父母，都会把你狂揍一顿，就像一块白布，不小心掉进染缸，又恰好被捞起，那洗涮的心情都会急切地落实到你的屁股上，底线就是命不打死，屁股不打烂，剧烈程度取决于在场的人多人少。施暴者可以是任何人，若有排序，可以是从父母到一个离你最近抑或根本不认识的人，但他们洗白的心情却是一样的，区别在于落在父母手里有个轻重，落在别人手里就要看你的命好不好，弄不好大耳刮子还要给你父母捎两个。那时我就怀疑他们到底是洗白说话的小孩，还是他们自己。我认为他们是忙于洗白自己，他们焦急的表情告诉我，被洗白的对象只是他们证明自己清白的一个工具，方式就是装腔作势地打屁股。所以，在当时向父母询问有关毛主席的事情，父母只有一个答案：长大了问老师！成年人可以划清界线，小孩子是没办法的，因为他们搞不清界线的，所以，干脆回避不谈，要是哪天小孩冒出来说是父母告诉我怎么怎么的，那就是上纲上线的东西了。
就这样，我们的偶像无所不能，能够克制一切衍生出来的所有科幻武器。
到了，80年代中期，港产武打片在一通“加演”（露天电影正式开场前的一系列短片，有政策宣传，科技普及，时政要闻等等）后闪亮登场，那时的武侠片讲的是招式，一招一式都讲个出处，经常是荧幕一开始，就有一群半大不小的青年，在草垛上开始闪躲腾挪。尤其是《陈真》电视剧一开播，整个校园都是小陈真，下课铃一响，土坯房门里杀出一片武林高手，拿刀的，使棍的，跑的跳的，手里拿的都不过是自己做木家伙，却也能杀的操场上一阵土飞尘舞。几个年青老师深恶痛绝地拿着教鞭呵斥着，却也悄不留声地穿起了喇叭裤。
老师们穿起喇叭裤，那纯属对时髦的一种追求，所延续的思想还是很传统的，这种传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因为他们很能反对封建礼教的那一套，也可以憎恶牛鬼蛇神迷信的把戏，但面对独立特行的观念就很恐惧。
所以，他们穿喇叭裤的事情也往往成为我们影响他们情绪的东西，因此，我们多少获得了一些自由。而且他们也开始反省和努力淡忘他们在*中的行为，勇敢地背负起臭老九的名声，其实他们还有不少人是参与或半参与地批斗过自己授业恩师，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当老师是个弥补对文化失敬的岗位，而对有的人，那还是一个卖力表演的舞台或饭碗，这类人至今还游离于幻想之间，对主宰生死和肆意支配他人的渴望就像鸦片瘾一样折磨吞噬着那颗老朽的心。
至于出身于国中和民国时期的教书先生们，倒不在意自己如何被人糟蹋过，他们似乎习惯或麻木自己身上的标签，这些人大多用静默了结他们本该辉煌的一生，其中一名许姓老先生，竟然开始迷恋轻功。
轻功在那个时期是比喇叭裤更能普及流行的东西，在学校一群肆意开拓的老师，加上一帮好动的学生；城市一群追逐时髦，努力展现青春体魄无业青年，农村，一群毫无娱乐，又新近被计划生育阉割的男女；个个都要以这种方式摆脱过去十年的记忆，武功无疑不会让人再有负担。
然而，再单纯的东西，只要有这些人和生产这种人的教育体制，都会被扇呼出莫名的邪劲儿。
其实这类人至今还占很大层面，他们还是习惯用别人的宣传代替自己的思考，谎言其实并不是个个都很高明，只是我们习惯相信和顺从，以至于我们迷失了自己，形同草木；这也是传销和广告欺诈盛行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环境在很小的时候就遭到破坏，现行的教育机制就是在不断培养这样一群受众，而这样的伤害是很能延续的，我们儒学独尊，八股取士延续了近千年，几乎使一个庞大民族就此报废。而这种禁锢思维的教法，很可能步其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