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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国，根本不可能进行那样合理的分配。投入科技智慧者，生产服务的组织管理者，远远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份额。因为在长达20余年的“极左路线”统治与所谓“计划经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失误，在最后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同时，形成了极端的权力“两极分化”。现代中国从未产生出有独立财产事业的、能使社会稳定的中间阶层，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弱势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弱势群体因其数量之庞大而转为强势，庞大的弱势群体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更成为国家在制订方方面面政策中必须首先考虑的重点，并且在社会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有很重的份量。现在，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并即将进入WTO的时代，他们虽然创造的财富量较少，其中许多人还根本不创造财富或是进行着无效劳动浪费资源，国家也要从社会创造出的财富总量中分出一部分份额来养活安抚他们。但国家是不创造财富的，国家只能从创造者应得的份额中以各种方式划出部分来匀给他们。其实也不必再采用什么方式，被贬低的脑力劳动与被抬高的体力劳动之间分配不公的模式，在前几十年“极左”时期就几乎牢不可破地固定了。何况，“不患贫而患不均”早已成了我们文化的基因。所以，分配制度的改革面对现实的与文化的强大阻力，要想适应新经济时代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我国很不容易成为科技大国的一个内在原因。
简单地说，新经济或曰“知识经济”的特征就是知识、智慧等等脑力劳动成为创造价值的主力。主力当然应该分得创造出的财富的主要部分，但在我国很难实现，连推行国有企业中的“期权股”都很难。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贫富差别已经稍稍反映出人口中的知识智慧差距，遗憾的是这种正当的收入差别没有条件贯彻到底。由于上述历史原因，我国国民中的知识智慧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存在着严重的知识智慧上的“两极分化”。今天一些人大喊大叫“贫富两极分化”不得了，应该说有一部分是知识智慧上的两极分化的反映。如果在分配上真正反映出知识智慧的“两极分化”，那么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也会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可是，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刚刚开始兑现之后，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试图扭转“极左”时期固定的分配不公还刚有点苗头时，在贫富的“两极分化”还不严重的时候，就有相当大的势力忧心忡忡，高喊必须起来阻止贫富的“两极分化”了。这证明了我以上所说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据的重大份量。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6）
我们社会还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因为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权利的“两极分化”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仍然有大量因“权钱交易”而致富的人。这种“富人”与用诚实劳动包括脑力劳动（投资及管理也是脑力劳动）而致富的人搅在一起，剥离不开，从而使成长于“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穷得光荣”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人们，对所有的富人更加深了对立怀疑情绪。请各位注意，越是贫穷落后地区的贫穷落后的群众，这种对立怀疑情绪越严重。
说白了，现在我们靠什么来挽救中国，振兴中华？除了邓小平理论及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正确领导的政治力量，在经济上靠的就是资本、科技与脑力劳动，而不是被称为“劳动人民”的弱势群体。所以，中共从工农劳动群众的代表扩展为“最广大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过去，由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现在，是由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高附加值，而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担当了社会生产、交换及服务的启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我国庞大的弱势群体没有得到提升之前，究竟是“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也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资本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承担风险。资本投入并建设了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赚钱不赚钱，成功不成功，都得给工作支付工资，工人的工资收入与企业的成败无关。企业项目一旦失败，资本就会蚀本甚至完全打了水漂，“血本无归”，而工人的收入总是稳定的。这种风险，也应该计算到生产要素中去，从而应使资本有更大的分配权与分配份额。在经济学原理上讲，这完全是合理的。今天，到处有企业主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拖欠工人工资几乎成了常规，这是企业主把应该由他承担的风险转嫁到工人身上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仅是违背经济学规律的，更是犯罪的。可是却没有受到有力的打击。
因为在短短时间里我不能展开来谈这个问题，以上讲的话可能很不准确。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在的主流文化中有许多有利于民族团结、人民和睦相处、互相敬爱尊重的好的因子，也有会造成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磨擦争斗的不良因子，后者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被推到极端从而影响无比广泛深远，可以说我们传统的文化基因已经被“文革”改造过了，所以我才特别提请诸位注意。
以上是从国家整体分配上说的，就一个企业来说，从一切生产要素都能参与分配的原则出发，应该让员工明白在当代社会，资本、经营理念与管理在生产服务中起的决定性作用，这部分生产要素得到高额分配是完全合理的。
总之，你决不能一开始管理，就用一群与你怀有对立怀疑情绪的员工。诚然，绝大多数员工只是抱着“打工挣钱”的态度而极少考虑其他，但为了你企业的安宁，为了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个问题上你还是要让你手下人明白。也许你一下子向员工交待不清楚，但在你实施管理的过程中，怎样从心理上、习惯意识上及行为上逐渐让员工转变到现代意识上来，是放在有别于西方企业家的中国企业家面前的一个特殊课题。
要让员工认识并且感觉到：员工是因有老板才有饭吃；老板和员工一样都是在为社会服务。
（此处略去1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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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女作家李东东（1）
——《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序
认识东东，还是在北京她任职于《中国改革报》的时候。历次全国人大、政协大会即通常说的“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除了在大会堂及驻地开会讨论，还有频繁的会外活动：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联络关系、建立友谊，当然这一切都是为各自所代表的地方争取“名利”。我已连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以为将“两会”称之为“名利场”不算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个“名利场”的特点越来越显著，如果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不趁此机会运用自己的能量为自己的选区扬名，为自己选区的人民群众争取利益，反而算失职了。而要能扬名获利，就离不开传媒。于是，各大媒体的记者就活跃在“两会”的会内会外。东东虽是《中国改革报》的负责人，不是驻会记者，但我在好几处小型聚会都见过她的身影。她善于倾听，也就是说她会和蔼可亲地、机敏地用一两句话引导谈话对象的话题，并能敏锐地把握谈话者的谈话要点。她的话不多，而我从她的微笑中可看出她每次与谈话对象的交谈都有所收获。那时她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女人不寻常”，但我还不知道她能写。
后来，她调到宁夏工作，却成了我的领导，我们两人见面相视一笑，大概都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既然是我的领导就须到宁夏文联机关及各个艺术协会讲话，她同样是和蔼可亲的，同样是机敏的，没有官话套话，既说且听，经过几次会议我又发现她不仅会听还会说。尤其是有一次我随她到北京给宁夏做宣传，在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这种高层次文化场合，面对主持人、记者和教师学生的发问，她也能即席侃侃而谈，展示出作为一个宣传官员的干练。虽然这也需要有较高的知识素养，但我仍然没有发现她还能写。
发现她的文学创作才能，已是读到她的《宁夏赋》的时候。现在的作家都不愿用俳赋的形式写散文，字少，稿酬既少难度又大。尽管现代化了的文赋已不像古代律赋那样要求严格，用韵比较自由，可是它总是从古代俳赋、骈赋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基本上要继承一定的格式：参差的句式要以四、六言为主，字词要精炼，意象要高度浓缩，因而必须反复推敲，惜字如金，同时音调要铿锵，通篇语言文字须有节奏感和韵律。而在《宁夏赋》中，东东表现了她对汉语驾轻就熟的功力，掌握了文赋夹议述理、叙事写景融为一体的特点。这就不禁让我投之青眼了。
不久，我又读到东东的白话体散文。应该说，能让我读下去并且感觉到阅读的愉快的是她的文笔。东东没有像今天众多时尚散文家那样，去媚俗地追求唯美主义，她不用华丽的词藻刻意把文章打扮得炫然闪烁。她显然走的是平实的路子，如涓涓细流，雨打芭蕉，如泣如诉，玉盘倾珠，推心置腹。当我读到这样的话：“人们都说时间会磨平一切，这种意思，也没少记述在古今中外的圣贤之书里。但是对此要有真正的体会，则一定是自己经历了，并且在很久之后，心情平复的时候。今天当我回忆当年的一切，感到那么幼稚、有趣、有意思，可这轻轻的‘有意思’三个字，所涵盖的那5年岁月，对于‘大革命’中一个父亲受冲击的地方干部子女，当时，却常常感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是一个兵》）我就感到从文字中有扑面而来的沧桑。她文章中几乎所有的词都没有意象，而是直指，但词组合成句，再组合成篇时，就能让读者觉得有言外之意。和她的文赋体的散文一样，引杜牧在《答庄充书》中的话为标准：“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因为她的“意全胜”，所以她的“辞愈朴”。
文学作品除了作者力图表达的思想感情，更应表现出语言文字的节奏感和韵律。文学创作者应该在遣词造句时注意整个句子、乃至整个段落、乃至整篇文章的乐感。书本上的语言看似无声无色，而这无声无色的文字因汉语词汇的丰富是完全可以铺排出鲜活灵动、流光异彩的文章的。读者感受到阅读的愉快，正在于此。东东大概特别钟爱古文，或说是受的古文教育较深，提起笔来就自然而然地从笔端流露出古文的可朗诵性，即语言自身的乐感。所以，我读东东的散文，和读她的文赋体散文同样会感受到听觉的享受，她文章中的乐感不是花腔女高音式的，她总是娓娓道来，让读者像在暑日的凉棚下伴着一壶绿茶听朗诵，沁人心臆。
我眼中的女作家李东东（2）
当今文坛女性作家异军突起。其实，自古以来女性诗人作家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学正因为有这些女诗人女作家才多姿多彩。可是现在因媒体的炒作，女诗人女作家的作品似乎除其内容外还有另一层意义，并冠以种种“雅称”。我读东东的散文时，恰巧有家报纸的文学副刊要我谈谈对“小女人散文”的看法，我不由得就将她的散文与目前流行的其他女作家的散文做了比较。这种比较没有一点贬抑其他女作家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同为女人，东东在她的散文中表现了其他女作家的作品里少见的一种气度。当然，同为女作家，各有各的气度，所以我这里用了“一种”。这是一种什么气度呢？不是通常我们读到的旖旎、不是细如发丝，不是柔情似水，更不是拿家常琐事来大做文章（诚然，这类散文中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我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词语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