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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辆卡车上,押的是一般牛鬼蛇神,只给他们挂了牌子,并没捆绑,爬下车的牛鬼蛇神们神情沮丧但还不恐惧,看得出他们和我一样是来陪绑的。把他们一排排地列好了队,后来的卡车上才是死刑犯,不但挂了大牌子,结结实实地捆绑着,还在他们脖子后面插了杆长长的标识。标识上红黑相间,写的什么看不清楚,只见上面都划了一个给学生批作业表示“对”的那种红勾。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无心去弄明白它的意思,只是我一看到“耐克”商标就联想到枪毙。
行刑的人和被行刑的人,也就是主角都登场了,群众更乱成一团,蜂拥而上。士兵们横着枪连推带吆喝地开始清场地。人们还是怕枪的,纷纷向两旁避让,不一会儿就在人群中间露出一块空地。人群呈扇形地围在旁边,最前边一圈是押来陪绑的牛鬼蛇神。我们虽然站的较高,但距离那块空地还很远。我们的排长大概见过这种场面,人又精明,说,“他妈的,要看,咱们就走近点看。他们有枪,咱们也有枪,他们有陪绑的,我们也有‘老修’。来来来!咱们就带着‘老修’往里挤,看他们敢把咱们咋样了!”大家都说这主意好,性感女兵高兴得拍手,清纯又妩媚。于是战士们把牌子挂到我脖子上,女兵还很细心地把我衣领翻上去,用衣领垫着铁丝。这使我更下决心要与她浪漫一次不可。我瞥了她一眼,却发现她仅仅出于本能,并没有什么脉脉含情的意思。
八个武装战士,排长领三个端着“破枪”在前面开路,两个在我两边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后面压阵。司机不能去,趴在车窗口啐唾沫,目送我们上“杀场”。果然这方法很有效,人群见到我们这支队伍立即向两边让开,人人都用惊喜的眼光打量我,因为外围这些人看不见前面枪毙的场景,突然从后面蹿出个挂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将上场的演员那样感到意外的幸运。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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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到接近“杀场”再也挤不进去了,前面就是陪绑的,并且有正式的武装士兵押着,我们这支冒牌的武装战士只好停在他们后面。八个农工兼战士尽量伸长脖子朝前够着望。我一方面不由自主有种兔死狐悲之感,另方面,牌子挂在我身上,如果我也跟革命群众一样欣喜雀跃地观赏枪毙,也太不进入角色了,我只好微低着脑袋看四周的人群。这时,我惊诧地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罪犯。
我长期在劳改农场摸爬滚打,犯法犯错的罪人见过不少,可谓见多识广。可是,1958年我以右派分子罪名劳改时,同劳改的人中最小的也年满十八岁。这十八岁的右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把一部《古文观止》从《郑伯克段于鄢》一直背诵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但满腹文章不能充饥,1960年终于饿倒在田埂上,再也没爬起来。后来进了“牛棚”,虽然称呼我“老修”,但在那里面我还算最年轻的,其实应以“小修”称之才对。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这样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话说应属于“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样,在当时一般批斗大会绝对见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反动学生×美丽。
因为这篇文章非虚构性文字,姓氏姑且以×代之。其实,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过了,现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显然,最前排陪绑的人是在公审大会上一一点过名的,由真正的武装战士用大卡车押来“杀场”,站在后面陪绑的是类似我这样身份的人,是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奉命派人押来“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丽是学校押来的还是街道革委会押来的,她由四个中年人带着,其中有个教师模样的妇女。一个十岁的小“反动学生”居然要四个成年人看守押送,好像她有多么重要或是像十三妹那样武艺高强,但我看出来这四个人和押我的八个武装战士相同,是沾她的光,趁机来观看枪毙的。在小说《习惯死亡》中,我把她父亲安排在现场,实际没有,紧挨着她的就是那个中年妇女,一脸既紧张又兴奋的表情。我一点也看不见“杀场”上的情景,押我的战士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齐齐地挡在我前面,我只能仔细地观察美丽。
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她一头一脸脏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额发沾在前额上,干了的泪痕和鼻涕结成了痂,糊了个大花脸,她低垂着眼皮,紧抿着嘴唇,也不向两边张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忽然,我发现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虽然沮丧却一点也不畏惧,面部表情倔强内向,一副“看你们把我怎么办”的样子。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并想向她伸出手去。但这会儿前面高声喊了不知什么话,那中年妇女善意地用手在美丽头上撸了一把,说:
“别怕,别怕,这是跟你闹着玩的!”
她的话音刚落,前方就“乒乒……”响起洪亮而又沉闷的枪声,像我曾听过的汽车爆胎的声音。不止我和美丽,人们都颤了一下,但一阵就没了,不再响了。这时,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好像还在期待开枪似的。等明白再不会响枪时,人群突然哄一下地热闹起来,高呼大叫却又不是喊政治口号,嘈杂的话语声腾空而起。接下来,在士兵的驱赶下,人们逐渐向马路边散去,边走边回头望,仿佛还意犹未尽。散场时,人们你推我搡,一转眼,美丽就不见了。我始终没看到美丽的全身,她有多高,是胖是瘦,那天穿的什么样的衣裳。因为她一直低着头,脸上布满汗迹、泪痕、鼻涕,我也记不起她的脸庞,只清楚地记得她挂的牌子。
实际上,我们这群站在后面的人,包括押送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都不能将枪毙人的精彩场面尽收眼底。即使最前面那排由正规士兵押着陪绑的牛鬼蛇神,距离空地中心地带也有六、七十米远,何况士兵又选了荒地中的一块低洼地执行枪决。然而,向马路走的途中,谁也不承认自己没有看见,都绘声绘色地述说自己“亲眼”看见了什么什么样的妙景奇观:枪口是怎样对着人脑袋的,枪子儿是怎样钻进钻出的,人是怎样倒下去的,血是怎样喷出来的,脑袋瓜子里的脑浆合着血“就像蘸上辣椒油的豆腐脑”,等等等等,这给我后来写《习惯死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七个男人一个个说的吐沫横飞,只有性感女兵懊丧地说老实话:她啥也没看见,白来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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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们卡车跟前,司机抄着手靠在车旁骂排长,狗日的!你听错了,啥枪毙一百多人,公审大会上一共才宣判了一百多人!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监外执行,有的戴上“帽子”交群众管制,真正挨枪子儿只有十几个。这次公审大会也不叫“公审大会”,叫什么“一打三反动员大会”。我相信司机的话,每次政治运动都以整人和杀人开场,“一打三反”当然也不例外。司机埋怨,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司机几乎天天开车进银川,他并不稀罕来银川市的机会。我们去“杀场”的九个人反而没有等在马路上的司机打听得清楚,七个战士怪罪排长,闹着要排长掏腰包请吃饭。说,怪不得枪响一阵子就不响了,就他妈的枪毙十几个还让我们往前挤,挤得满身臭汗,都是你王八蛋的闹腾的,早知道我们在车上看也一样。因为性感女兵走在我们一群人后面,她是最后一个回到卡车边的,在她替我摘掉牌子时,我装着无意地问性感女兵,我旁边有个小娃娃也是来陪绑的,她为的是啥?性感女兵一边侧着脸跟排长起哄,一边笑着对我说,听带她的人说是“喊错了口号”。性感女兵的口气一点也没表现出那有什么可诧异的,就像是四个大人把孩子领出来逛公园那样自然。
八个人围着卡车追打了一圈,排长终于摆脱了战士们的纠缠,用命令的口吻喊:“上车上车!哪家都有饭,你们的婆娘还等着你们回家吃哩!”又安抚人们道:“咱们过了尹家渠,那里有片瓜田,咱们吃它个狗日的!”于是大家又爬上车,人都上齐了,排长还是和来时一样,拍了拍车顶,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卡车慢慢地从人群中掉过头,向“家”和“婆娘”的方向开去。
我爬上卡车,站在高处向“杀场”望去,只见一群士兵还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他们在忙些什么。反倒是爬在树上的那些娃娃在远处看的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枪的模样,“乒乒乓乓”地互相枪毙对方,唐徕渠边一片喊打喊杀的欢快的嬉戏声。
这帮娃娃都是和美丽同样大的孩子。
上了卡车,大家和来时一样各自站立在原来的位置上。性感女兵还是站在我旁边,大腿上那块“白格森森”的肉仍然袒露在我眼前。我突然觉得那块大腿肉变得既苍白又无弹性,我也失去了观赏的兴致。我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并非兔死狐悲的哀挽,也不仅仅是可怜被枪毙的人,而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的深深的怜悯。这种情愫堵在胸中,使我一下子感到恶心,昏昏沉沉地,就像晕车的那种感觉。
卡车不一会儿就过了铁路,到了尹家渠地界,果然看到一大片瓜田。车开慢了,缓缓地寻找哪一片有成熟的瓜。有个战士本来就是种瓜的农工,非常内行,他说了声“到了”,车就停了下来。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跳下车,一个战士高喊了声:“鬼子进村罗!”一伙人全笑了,纷纷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冲进瓜田,再现了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的场面,那是我们田间俱乐部里的保留节目之一。
瓜田旁的窝棚里有两个看守瓜的公社社员,但对这群日本鬼子似的战士视而不见,毫不过问。任何人一扛上枪就有了特权,何况拿公家的东西与自己无关,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抢了个大西瓜抱回来。战士们的“破枪”上并没有刀,但西瓜真的熟透了,用手一拍就裂成好几瓣,战士也递了一大块给我。我捧在手上,看着血红的瓜馕,想起刚刚战士们说的脑浆,怎么也难于张口。可是战士毕竟是战士,毫无所动,那个描绘脑浆的战士和听见这种描绘的性感女兵,也没有表现出有什么联想,无所畏惧地啃着西瓜,连声赞甜。我猛地悟到,在1966年到1968年之间我正在劳改农场,没有见过“文革”的种种场面,听说“文革”初期农建十三师也搞过“武斗”,宁夏的“武斗”还死了很多人,毛主席教导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我却错过了锻炼的机会。战士们包括性感女兵在内,在“文革”前期“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中,大约见识过不少,已经见怪不怪了。责怪他们残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能责怪自己在封闭的劳改队中见的世面少,以致多愁善感,神经过敏。《地道战》《地雷战》及苏联老电影和阿尔巴尼亚影片中拍摄出的战斗血腥场面,不也是让人欣赏的吗,看枪毙人而无动于衷又有什么错呢?这八个农工兼战士看押着我一路来回,不是对我也很友善吗?他们虽是农工扮演的武装战士,但按理论上说我也是他们的“阶级敌人”,而他们却一点没把我当外人,我有什么资格责备他们不善良?悟出这个道理,我也捧着西瓜啃起来,真的很甜,并且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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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悟之后,吃完西瓜开车时,那一片“白格森森”的大腿在我眼里又熠熠生辉了,现在上面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更有一种温玉似的滑润感。
然而,很快就到了场部,一进场部战士们马上分道扬镳,包括性感女兵也迫不及待地背着枪飞快跑回家,竟没有一个人管我,排长也跑的不见了,牌子也没人收了,任其撂在卡车上。我看了看牌子,上面还有一笔颜柳行书写的我名字,我一把将它撕掉,也独自一人向连队走去。
走在从场部到连队的那条如“迷糊”说的连只狗都没有的土路上,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夏日的阳光还很强烈。和早晨的清新气息不同,金黄的小麦和绿色的玉米高粱,经过正午太阳的照射,田野上庄稼成熟的浓香扑鼻,没有风,香味四溢并向天空冉冉升腾,我仿佛能看见香气的绚丽多彩。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大自然的美丽和“反动学生”美丽,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