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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 2（2）
刘瑞旗回到店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学会了做账，最多时做3个柜台的帐，他主动担任起进货，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硬百货没有一件是轻的。他骑着黄鱼车进货，近的是从广东路四川路的仓库里装满一车货运到店里，远的要骑到黄浦江畔的复兴岛仓库里去进货……路远了一些这还好说，最难熬的是骑黄鱼车过苏州河……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每一座桥他都骑着黄鱼车去试过，但每一座桥都是又高又陡。他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办法，便是用2根绳子扎在黄鱼车龙头上来操纵方向，自己在后面推。一步、二步、三步……有时他真的是推不动了，真想坐到地下，任黄鱼车随意滑行，上下翻滚。但这时他脑海里便会突然出现母亲的身影：拉着装满一车货物的板车，如同自己一般，一步又一步……她把滚烫的山竽留给自己，饥肠辘辘，弯着腰，一步又一步……多么博大的母爱！自己再苦，不会比母亲更苦吧。自己再累，不会比母亲更累吧。泪水和着汗水从他额上不停地掉下来，他抹去汗水、泪水，咬咬牙，只有更努力地去工作。有一天，赤日高悬，他从复兴岛骑了一车货回店，用他的绝办法将黄鱼车推过苏州河桥，全身都湿透了，汗衫都可以绞出水来。他唇焦口燥，见路边有一位老大妈在卖大麦茶，一分钱一碗，他扔下一毛钱，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了九大碗（顺便说一句，他负责进货，一天的津贴是6分钱）……老大妈心疼得对他说：小伙子，不急不急，慢慢喝，当心呛着了，以后到我这儿来喝大麦茶，我不收你钱……
也就是从这一年（1977年）起，刘瑞旗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从区里到市里，从财贸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到新长征突击手，一直到被评为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与他握手合影的照片被登在解放日报的第一版上。他开始在同行业里冒了出来，成了青年中的佼佼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得最好，这几乎成了刘瑞旗人生的信条。当年他参加上海市财贸系统的劳动竞赛，项目是扎钢精锅与热水瓶，第一年他得了第九，第二年是第三，第三年便是第一名。他似乎永远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人人都不明白他那瘦小的身躯里怎么蕴藏着那么巨大的能量！
1978年底，长风钢精搪瓷商店因地处危房而搬迁，搬到了永革皮件商店，地段不错，也是在南京路，就是今天国华瓷器商店的地方。领导上原想让长风与永革各占半个店面，合店经营。谁料到长风店生意蒸蒸日上，永革店却日见潦落，于是最终永革店被搬出了南京路。这真应了一句老话：吃素赶走了念佛的，烧香客赶走了菩萨。但也就在这个店堂里发生的一件事，几乎毁了刘瑞旗的一生……
当时南京路上几乎大多数的商店，店面都已陈旧了，各种设施老化，永革店也不例外。长风店进驻以后，用的都是永革店的老设备，比如装货用的电梯，就是职工自己制造的土电梯，用角铁焊接烧制而成，四周也仅用角铁焊了层围栏，非常简陋。这一天装货，电梯升到2楼便被卡住了，刘瑞旗自告奋勇钻进去修理，他七扳八扳，不知怎么搞的，电梯居然被他扳动了，但不是往上升而是一下子从2楼摔到了底层，刘瑞旗站在电梯中央，只有55公分见方的空间，他的脑袋无论朝哪个方向动一动，就会被角铁砸得稀烂。店堂里所有的人都吓得尖叫起来。刘瑞旗脸吓得刷白，但却很镇定，就是站在中央一动也不动。结果自然是大难不死，但脚却被卡住了，皮鞋那柔韧坚硬的鞋底硬是被折断了！也真多亏了这双皮鞋，他的脚没有骨折。同事将他送到仁济医院拍了片，包扎了起来，为了避免父母担心，晚上他就睡在了店里。谁想到当天晚上奇痛无比，又被同事用黄鱼车送到仁济医院。医生用注射葡萄糖补液的针筒，从他的脚踝里抽出了几十CC的瘀血，上了点药，关照他一个礼拜只能静卧，一点都不能动。但他只在店里躺了一天，第二天就坐在店堂里干活了……
８０年代初叶，上海的家庭主妇迷上了高压锅，煮饭炖鸡烧汤几乎都离不开高压锅。地处南京东路的长风店是上海经销高压锅最多的店之一，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样样花色都有。高压锅外表看看颇为结实，但其实非常娇嫩，一个压力阀，一个橡皮圈，经常容易出毛病。刘瑞旗除了柜台销售，还将修高压锅的工作揽了下来，他炼就了修高压锅的一手绝活，一年要修上８００多只。凡是他修不好的高压锅，顾客们可凭“刘瑞旗也修不好”这句话，到其它店里包退包换。而他开展这项业务从不收顾客一分钱，有时连零配件也白送给顾客，受到广大顾客的赞誉。
蛰伏 2（3）
也是在长风店里，刘瑞旗亲手接洽的一笔业务，大大拓展了他的眼界。
这一日，南通化工厂一位姓张的采购员来到了长风店，说是他们厂装产品需要成批的塑料桶，每个月需要2000只，刘瑞旗接待了他。当时市面上每只桶价钱为20元5角，刘瑞旗为了接下这笔稳定的生意，他仔细算了算，卖给他19元一只，这样利润仅几个百分点。生意接下来了，但事情还只有刚刚开始。经过详细的了解，他找到了上塑十九厂，购买他们利用回收的废塑料生产的塑料桶，成本每只15元都不到，他卖给南通厂每只17元2角，这样，南通厂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刘瑞旗长风店的利润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刘瑞旗还主动联系了废钢铁厂，租用驳船将废钢铁与塑料桶“绑”在一起联运，每周一批500只，运输成本几乎降低了百分之八十，但却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麻烦。这一年8月，上海刮台风，船开不出去，桶却已经生产出来了，存仓库里又要增加成本，于是，刘瑞旗就将这一批500只塑料桶全部运到南京路上的长风店，店面小，二楼的小仓库塞满了，甚至塞到底层的店堂里，第二天顾客上门大吃一惊：不知钢精搪瓷店怎么变成了塑料桶专卖店！好在2天后台风过去了，塑料桶才全部运走……
这一笔生意做了一年多，刘瑞旗算了一笔账，赚了40万。这让刘瑞旗明白了一个道理：虽然化工厂与塑料厂都不是自己的资源，但只要精确计算，有效利用，外来的资源也能为自己创造大笔的利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一个大企业家，就是这样在反复的历练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自然，在这年轻的营业员的生涯中，刘瑞旗也有过自己的幸福和欢乐。1976年的冬天，他到青浦农村青工学农近一个月。1978年3月，他又到崇明星火农场“五七干校”学习劳动了近一个月。对于从小就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来说，偶尔到农村里去学习劳动一段时间，无疑是非常愉快的，何况与他同行的都是与他一般年纪的青年人！他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与烦恼，他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童真、调皮、疯玩。他冒着刺骨的寒冷在河水里游泳，他在操场上踢球，居然踢满全场，踢球踢到脚抽筋。晚上他和伙伴们一块儿到大田里去“偷”胡萝卜吃，那甜蜜蜜的滋味终生难忘。他还会傻乎乎地从宿舍的2楼跳到宿舍前堆得高高的稻谷堆上，再从稻谷堆上滚下来……他童心萌发，就像一个快乐的大孩子。他发挥自己从小在家里学会的做饭的本领，烧菜给大伙儿吃。有一次，他从镇上采购了20斤面粉，和了起来，包了菜肉馅的饺子，大伙儿边包边煮边吃，27个人一顿将所有的饺子吃个精光。也是在这2次的下乡学习劳动中，他学会了抽烟、喝酒，这也成了他永远戒不掉的嗜好。
1982年5月，组织上调他离开长风钢精搪瓷商店，让他到前进、胜利、迎春等4家搪瓷店组成的总店，担任经理助理。但仅去了52天，便又回到了南京路长风店，理由是区有关方面的领导不同意，说是一线的优秀营业员不能轻易抽调离开南京路，于是在这一年的8、9月间，他担任了长风钢精搪瓷店的经理助理。这说明此刻他已落入了区有关领导的视野之中。1984年的7月14日，年仅26岁的刘瑞旗担任了长风店的经理，这时的长风店同时还管辖着北京路、贵州路等处的3家分店。这是南京路上所有百货店中最年轻的一位经理。刘瑞旗开始在黄浦区百货业中崭露头角。1984年底，他担任了华东日用电器总店的总经理，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5年5月，黄浦区百货公司的领导看中了刘瑞旗的经营才能，抽调他去筹建贸易公司，等一切都筹备齐全，贸易公司开张经营，却遇上了国家调整政策，清理公司，于是，贸易公司又关门大吉。其实，这对刘瑞旗也是一个历练，他虽然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已经明白：在社会主义这么一个大的环境里，一切都只能顺势而为。1986年8月底，领导上调任他去担任新组建的联华百货公司第二分公司的经理，他拒绝了，理由是他不愿意离开南京路。
其实，此刻他已经把南京路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百货店都梳理了一遍，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位于南京路广西路口的恒源祥，他知道这是一家已经有60年历史的老字号，老字号是一个“稀缺”资源，绒线业同样也是“稀缺”资源，在恒源祥，他可以有一个大展鸿图的机会！然而他依然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只是在心中暗暗地祈愿。
蛰伏 2（4）
刘瑞旗的几年奋斗终于感动了上苍，老天爷决定给他一个机会。1986年12月２７日，黄浦区百货公司党委书记葛正伦找刘瑞旗谈话，笑眯眯地告诉他，调他到恒源祥绒线店担任经理，同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讲：由于你不服从分配，从联华百货到恒源祥，行政上是降了半级……对于这个“处罚”，刘瑞旗兴奋异常，从区百货公司出来，半路上就给热恋中的女友朱敏华打了个电话，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动起来。”现在领导上把一个“支点”给了他，就看他能不能撬动恒源祥这个大绒线球了！他信心百倍。他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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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 1（1）
搬迁南京路30年；恒源祥第一次装修；沈莱舟与刘瑞旗擦肩而过。200元注册的恒源祥，现在成了千金难买的金字招牌。几次涨价，将刘瑞旗逼到了死角。他义无反顾，敢担风险，终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重重壁垒。
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历史是现在跟过去的对话，是今天社会跟过去社会的对话。
上海，中国最富生命力的一座伟大的都市。
自从1842年上海开埠以后，上海得风气之先，经过几代人一百余年的努力，成为了中国金融、文化、科学、经济等诸多方面的中心。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长子，忍辱负重，艰苦奋斗，以其不到全国一千五百分之一的土地和百分之一的人口，提供给国家十分之一的工业产值和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令世人刮目相看。然而国家提供给这位“长子”补充营养、改善各种基础设施的费用，还不到上海每年上缴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如此超负荷的运作和无私的奉献，持续20余年，使上海这座城市失血颇多，以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以上数据均见《解读上海》一书）
上一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以广东为中心的沿海几个城市建立特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对薄弱的沿海城镇杀出一条血路。不到10年的时间，这几个特区城市迅速崛起，新生儿对国家的贡献一下子赶上并超过了共和国的长子。而上海依然背负着传统计划经济的重重束缚，在艰难地匍匐前行。
80年代后期，有一位名叫迈克尔？亚胡达的英国记者，访问日本东京后来到上海，他发现这两座都市反差巨大：“看上去东京结束二战已经40多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昨天才刚刚结束。”
美国《财富》杂志副总编科克伦也在这个时候访问上海，他在上海住了2天，最大的感触是“这根本不像一个闻名遐迩的大都市，只有100辆小汽车（指出租车——笔者注），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没有一幢摩天大楼……”
至于上海人，给他们的共同感觉是：由于人口过分拥挤与生活空间的狭小，因而显得“多愁善感、牢骚满腹与斤斤计较”（以上引言均见《变化》一书）。
然而中国的政治环境毕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党中央拨乱反正，开始系统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虽然阻力重重，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