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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1）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是广大读者很感兴趣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个题目。自从各报刊连续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响强烈，都认为这个课题具有重大价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地位，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 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 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60—90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但也显出这种探讨的紧迫性。 我在本书中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而不用“知识分子”的术语，这是经过考虑的。20世纪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概念被搅得稀里糊涂；兹不赘述。生活里常用的说法又往往是模糊混乱的，这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是不许可的，会带来许多弊端。本书所说的“文化人”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的脑力劳动者。 “文化人”概念的出现与界定 “文化人”是一个现代概念。 自古以来，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称呼。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新生的“文化人”与旧式“文人”明显不同。人们要问：“文化人”这一概念从何而起？它跟过去的“文人”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体，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 在我国的传统经典里面，“文人”这个词出现得很早——至少是在3000年前西周时代的《诗》和《尚书》之中，已经有了特指的用法。《诗·大雅·江汉》云：“告于文人”，按照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大雅·江汉》为公元前9世纪周宣王时期的作品；据《诗经·毛传》的解释：“文人，文德之人也。”朱熹《诗集传·卷十八》说：“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谓文王。”文德与武功相对，说的是礼仪仁义。此处“文人”特指周文王这个人；逐渐意义延伸。在这一历史早期，“文人”的最初形态乃是先王、君主，尚非平民。《尚书·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尚书·孔传·疏》解释道：“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由此可知，大约3000年前，无论《诗经》或《尚书》里面提到的“文人”，专指“有文教功德之人”。而这里的“文教”，还是指比较原始的“礼乐教化”，跟“武力（暴力）征战”相对。特指礼仪道德方面即政治上“立功立德”的非暴力措施，也就是“文治”；而非专门著书立说、传播知识等以文字工作为主的文化职业。 后来“文人”又指君王在文化方面的专职助手。那么，到什么历史时期，“文人”才成为“读书能文之士、擅长文章之人”的通称呢？我认为是在2000年前的汉代。也就是“文人”“文士”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构成了一种社会阶层之后。王充《论衡·超奇》篇曰：“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曹丕《与吴质书》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又《典论·论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古代“文人”作为“士大夫”的一个部分，与“武士”“武人”相对。“文人”也就是“文士”。《韩诗外传》曰：“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可见，文人的笔杆子，武人的刀把子（近代则进化为枪杆子），辩士的舆论巷议都是能令“君子”畏惧的厉害家伙。而这三者，历史上则都属于“士”阶层所掌握。 “文人”这词条早已载入《辞海》和《辞源》之中。但是，查阅这两大部权威性的词典，都找不到“文化人”这一条目。可见近代“文化人”概念的具体来源（词源）尚待考证。 许多先辈回忆，“文化人”这个称呼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出现，此后越来越通行。据我考证，最初正式公开使用“文化人”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轰动一时的《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 这个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语六种文字同时发出，有许多中外报刊登载或报道，当时成为震惊国际的重大新闻。签名者176人，包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赵丹、白杨、金山、章泯、陈白尘、郑君里、钱俊瑞、陈荒煤、于伶、钟敬之等。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们中间有作家、学者、诗人、音乐家、画家、记者、大学教授、教育家、话剧和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 这是中国“文化人”第一次以群体阵容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团结一致要求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这个宣言，也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独立的自白。 此后，1936年11月上海《电影·戏剧》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韦彧（沈端先，即夏衍）的《鲁迅与电影》一文，以及郑振铎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失书记》一文等等，也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这个概念。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2）
［附记］我手边常用的《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里面，却是同时收入“文人”和“文化人”这两个条目，然而英译文很不相同：“文人”的英译是Ｍan of letters（写文章的人），而“文化人”的英译是Cultural worker（文化工作者）。我认为这两个不同的英译名是比较贴切的。 “文化人”的褒贬和价值观 “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从抗日战争前夕以来，许多年间，大量文章纷纷使用了“文化人”这一带有褒义的概念，表明它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义词。 与之相较，我国社会舆论自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鲁迅晚年写的《文人无文》乃至《论“文人相轻”》一论、再论……竟然达七论之多！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等等。 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这个称呼显得亲切、大众化，在老百姓眼里，它不像“知识分子”那么清高甚至“脱离群众”。从抗战时期以来，“文化人”成为社会上常用的话语。许多前辈常以“文化人”为题著述、讲演，陶行知、邹韬奋都说过：“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老舍宣告：“我是一个文化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凤霞大胆地公开向吴祖光求婚说：“我爱你是一个文化人”…… 老前辈们回忆，许多人曾以“文化人”为主题进行过讨论。盛家伦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过学问的实践追求真、通过道德的实践追求善、通过艺术的实践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的。今天，“真”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科学研究；“善”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美”的现代基础是自由的个性创造。那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必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两个字：权和钱。通过社会民主、达到经济繁荣富足。……专制暴力和奸商交易是残害、毒杀文化的刽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权”和“钱”的保障，才能充分发展个性，自由地创造真善美。（引自《口述历史》，吴祖光先生的回忆谈话） “文化人”称呼的回溯与扩充 虽然“文化人”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但一经出现，马上就得到全国文化界广泛的认同。并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这个概念作历史上的回溯，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文章谈起胡适之教授说：“他家那时在米粮库。（北京城区的）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的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也即公认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适之这些五四时期的教授、学者都属于“文化人”之列。 后来还有文章提到“文化人”韦君宜（生于1917年）时说道：“以她这一层次的文化人，不会不读到鲁迅早在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上讲的一席话。” 但是这个历史上的回溯，不曾跨越到满清封建社会以前，而限于民国以来、五四以来。这就表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根本不同于旧时代的“封建文人”。 “文化人”这个称呼不仅有历史上的回溯延伸，而且有范围上的扩大。 抗战第二年，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中写道：许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另外给人一种意义是凡拿笔的通可称为“文化人”，社会进步、战争支持，全少不了他们。在目前，重庆或桂林、长沙或昆明，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为或自称为“文化人”。……文化人一多，事情就热闹起来了。“文化人”是在目前唯一有多量时间使用文字的人。（原载1939年1月22日《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抗战中期，《解放日报》刊登田家英《沙漠化的愿望》一文说：“今天……不少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白杨说：过去历史上所谓“文人”，民国以前必须熟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具备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等资格，方能进入“士大夫”阶层。民国初期的“文人”，一般是指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文史专家学者、作家教员等等。当时“从艺”或“卖艺”是被人瞧不起的。在30年代许多投身于戏剧、电影的演员、导演、美工师、词曲作者们，自己觉得学问并不高，甚至大多没有大学文凭（学位），只是从事戏剧电影美工歌曲等文化工作。所以乐意自称为“文化人”也就是“文化工作者”，而不愿叫什么“文人”。她还说：五四以来的“文化人”普遍认为，自己是有独立人格的，是要求个性解放的。“文化人”不是主上所戏弄的“倡优”。所以，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文化，不断提高文化修养，做一个合格的“文化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3）
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平等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 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 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 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 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 ２０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总的说来，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地区（北大、清华、师大、燕京、北洋、南开等），其次在江南沪宁地区（震旦、复旦、圣约翰、光华等）；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 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