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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通讯职），除交际费外，月薪在100圆左右。 外埠特约通讯员，以篇计的，2圆起至10圆止。 本埠自雇外勤记者，除车费外，月薪40圆至80圆。 普通访员兼任他报（如经济访员，公堂访员等），月薪自10圆至30圆。 副刊编辑，自40圆至80圆，编译约60圆。 校对和译电人约20圆左右。 其他附刊增刊（如教育，文艺，经济，汽车，妇女诸栏）或延专家主任，或由团体编辑，私人待遇30圆至40圆。团体义务居多。 营业部长为商人性质，月薪自100圆至150圆（薪水之外有佣金可获。） 广告，发行，会计等，月薪17圆起20圆止。 与前文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12—1927年》第六章《报界之现状·第八节·用人》一文中的记载相比较，可见上海新闻出版界的待遇在十几年间有明显提高。 又据陶希圣回忆：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国内教育界多为留日学生把持，近代的新式教育，也多采取日本制。20年代以后，大批留学欧美的毕业生纷纷返国，逐渐控制了国内教育和出版界，甚至在社会上也存在着西洋一等、东洋二等、本国三等的偏见。 例如，以出版教科书而名噪一时、在当时教育界影响颇大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即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至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至150圆，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仅80圆。 由于社会上存在着这种等级观念，“留学生为社会地位及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不能不植党以谋生活上之安全，遂致留派与留学西洋归国者相互排挤”，加重了文人相轻的习气。（参看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一文） 报刊稿酬 从30年代《上海生活》、《上海顾问》及《上海向导》等史料中可得知—— 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所以新闻事业十分发达，虽然不能和欧美日本著名报刊销数百万份并驾齐驱，可是像《新闻报》以日销16万份自豪，已执得国内之牛耳了！ 报纸是新闻性质，因此文字方面的需要量，虽比其他的刊物来得宏大，可是容纳文艺作品的，只区区一角而已！并且附刊只为余兴性质，报馆当局并不重视，聊备一格，文人也轻薄它为“报屁股”。 上海各大报附刊 现将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大报附刊的名称、性质、主编（编辑人）姓名，取稿方针，以及稿酬标准，列表如下：报馆〖〗附刊名称〖〗编辑人〖〗取稿方针〖〗报酬办法新闻报〖〗新园林〖〗严独鹤〖〗国内外有趣记述短小精干有泼辣性之文字〖〗千字2圆至5圆新闻报〖〗茶话〖〗严谔声〖〗关于茶的种种文字和可供解颐的文字〖〗千字1圆半至5圆（续表） 报馆〖〗附刊名称〖〗编辑人〖〗取稿方针〖〗报酬办法新闻报〖〗本埠附刊〖〗小记者〖〗本埠的片段纪事欢迎儿童的天真作品〖〗千字2圆至5圆申报〖〗自由谈〖〗黎烈文〖〗海外印象和富有幽默性的短论和纯文艺作品〖〗千字2圆至5圆申报〖〗春秋〖〗周瘦鹃〖〗讽刺小品和妇女儿童等文字〖〗千字2圆至5圆申报〖〗本埠附刊〖〗李公朴〖〗幽默评论社会素描文艺时尚〖〗千字2圆至5圆申报〖〗电影〖〗凌鹤〖〗剧本翻译国内外银坛新记观影短评〖〗千字2圆至5圆时事新报〖〗青光〖〗黄天鹏〖〗唯美文字清灵小品〖〗千字1圆半至5圆时事新报〖〗新上海〖〗〖〗本地风光的杂式文字幽默的小品〖〗千字1圆半至5圆时事新报〖〗电影歌剧〖〗刘豁公〖〗电影与戏剧学故消息评论等文字〖〗千字1圆半至5圆时报〖〗电影〖〗邓树谷〖〗国内外银坛消息明星生活最欢迎照片〖〗千字2圆半至5圆民报〖〗民话〖〗姚苏凤〖〗辣性文字社会作品〖〗千字2圆至5圆晨报〖〗晨曦〖〗徐则让〖〗文艺创作社会生活素描〖〗千字1圆至5圆晨报〖〗每日电影〖〗姚苏凤〖〗硬性曲剧评译述著作〖〗千字2圆至5圆晨报〖〗妇女与家庭〖〗〖〗妇女家庭方面的讨论文字和有趣味记载〖〗千字2圆至5圆晨报〖〗夜谈〖〗汤增扬〖〗同上〖〗千字2圆至5圆大晚报〖〗辣与檄揽〖〗张若谷〖〗辣性文字婉约小品〖〗千字2圆至5圆［注］当时读者对附刊兴趣提高，所以各报除上列每日固定的栏目外，又轮流增出特刊，譬如《新闻报》的“医药”、“无线电”，《申报》的“业余”、“汽车”、“国货”、“经济”，《时事新报》的“储蓄”、“卷烟保险”，《晨报》的“科学世界”、“时代文艺”等等。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5）
《申报·自由谈》给鲁迅的优惠稿酬 《申报·自由谈》当年给鲁迅的稿酬是优惠的，千字6圆（合今人民币180元），有《鲁迅日记》为证。查《鲁迅全集》，鲁迅在1933年1月，在《自由谈》上发表《逃的辩护》和《观斗》，都是千字文。再查《鲁迅日记》，鲁迅在1933年2月8日收到《自由谈》稿费12圆。《自由谈》是每月结算稿费的，下月初寄给作者。这年2月，鲁迅在《自由谈》发表千字文8篇，3月8日收稿费48圆。3月发表11篇，4月7日收66圆。6月发表7篇，7月6日收42圆。由此可算出《自由谈》给鲁迅的稿费标准。 不但《自由谈》给鲁迅千字6圆，当年《现代》杂志也是这样，或略低。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1933年4月的《现代》上发表，全文5000字，付稿费30圆。鲁迅的《关于翻译》在9月的《现代》上发表，1100字，付稿费5圆。 1935、1936年，鲁迅的稿费大致仍在千字6圆左右。如1935年10月的《文学》第5卷第4号上发表杂文《六论“文人相轻”——二卖》和《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两篇，共2900字，得稿费17．50圆。又如1936年2月24日《申报》发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550字，得稿费10圆。这都说明每千字仍是6圆。 鲁迅生前拿过千字10圆的优惠稿酬。鲁迅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发表在《作家》第一期上，4300字，得稿费40圆。该刊第2期又发表《〈出关〉的“关”》，3000字，得稿费30圆。可见该刊主编孟十环对鲁迅的特别优惠。（引自倪墨炎《鲁迅的稿酬和当今的稿费》，1996年。） 新闻出版界具体收入记载 《新闻报》：1922年《新闻报》总编辑李浩然月薪为200银圆，聘徐沧水主持“经济新闻”版，月薪180银圆。当时的主任、编辑、记者月薪100银圆左右。老报人顾执中在他的回忆录《报人生涯》中说，他在1923年进入上海《时报》当记者，月薪80银圆。到1935年他在《新闻报》任采访科主任时，月薪为170银圆，年终还有双薪（也就是每年发给13个月的薪金）和分红。 《申报》：1912年《申报》总主笔陈景韩（冷血）月薪300银圆，1927年增为600银圆，其他高级职员在200至300银圆之间，年底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正之的月薪为400至500银圆。徐铸成1927年进入《大公报》时，还是个学生，试用期月薪起点30银圆；到1938年他的月薪提高到170银圆。据徐铸成回忆，当时一般资深编辑月薪100银圆左右。 从这些实例来看，在20世纪20—30年代，报社的职员收入是“与年俱增”的，以《申报》待遇最高，但大体上差不多：一般的编辑、记者月薪80至100银圆，像徐铸成和顾执中这样的“名记”170银圆左右。高级职员的月薪在200至300银圆之间，年底同样发一个月双薪和奖金。 但是出版家张静庐民国初年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做编辑时，每月只有20圆的薪水，且还要分几次在柜上领取。 1919年10月，谢福生在商务印书馆定月薪200圆。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商务印书馆的薪金参见前文《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1922年中华书局给田汉的月薪一开始就是100圆（因为田汉有日本留学资历），后来约请徐志摩主编《文学月刊》的编辑费为每月200圆（因为徐志摩有英国留学资历）。 可以看出，出版社的职员经济待遇差别比较大，那些有着高学历（尤其是从海外留学归来且有博士学位者）、办事能力强、资历深的职员，薪金较高，一般职员较低。年终有“花红”分配。最重要的是：基本上每年调整薪金，通常加薪幅度为10至20银圆。 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工资 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业的工人待遇微薄。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发起人中，夏端芳和鲍咸恩、鲍咸昌兄弟都是印刷工人出身。 1925年商务印书馆职工发生了一次经济斗争的罢工，取得胜利，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参看本书第三章）。同时，整个出版印刷业普遍提高了工资待遇。 1927年《申报》第一次成立工会。工会出面跟《申报》老板史量才商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29银圆，春节前发一个月双薪，还有一定奖金。 1927年上海出版界工人的经济收入有所提高，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第六章记述如下：营业部有部长，纯粹为商人性质，须干练而长于会计，月薪约在一百圆左右。 属于其下，有专司广告者，有专司代派者，有专司订报者，有专司零售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专司中外书牍者，有兜揽广告者，有承接制版印件者，其月薪每人均在三十圆左右。 印刷部由娴熟于机械者管理之，或由营业部长兼任。属于其下者，有排字之工人，有铸字之工人，有打纸版浇铅版之工人，有印刷之工人。其制版有直接雇佣者，每名月薪均在十圆至二十圆之间，但仍须择一人为领袖。便监察一部分之事务，月薪约四十圆。 制铜锌版者，另为一部分，有时兼外出照相，月薪均约在三四十圆之间。作为一个参照，兹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４１。９圆（约合今人民币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３０圆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左右。戏剧、电影业的兴起戏剧、电影业的兴起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1）
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 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真正的开端。作为这个开端的路碑，有如下一系列事件发生—— 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堂创办，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创办，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 1896年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 1899—190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徐汇公学的同学演出欧洲戏剧。 我国第一代文化人，这时从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娱乐演出三个方面，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的情况，还要从我国传统的老戏园子——茶楼说起。 北京最老的戏园子广和楼 广和楼坐落在北京市区前门大街（旧称正阳门大街）肉市街路东，是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著名剧场，旧社会叫做“戏园子”。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清朝吴长元《宸垣识略》（1788年初刊本）提到：“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本朝为广和戏园。”清朝戴璐《藤阴杂记》（1796年成书）载：“《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所说的太平园、四宜园早已无踪影，仅存查家楼，就是广和楼的前身。 清雍正五年（1727）因查嗣庭文字狱案，查楼被朝廷没收后，归于清廷内务府掌管，并向民间出租。几易其手，均以合股方式经营。改名“广和楼”当在此后。 戏园子在清朝初年是以茶座为主的，戏剧只是作为茶客品茗聊天之余附送的一种娱乐。那时茶园子老板只卖茶座钱，没有“戏票”一说。戏园子里面的坐席也是双排对放，舞台置于茶座一侧，茶客赏剧，要侧着身子扭转头才能看见舞台。在茶园里主要是喝茶，附带着听听戏。所谓“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剧场里常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多年以前逛戏园子喝茶“听”戏养成的习惯。 从这坐席的设置，也说明茶客消遣本来是品茗闲谈为主、赏剧为辅；而当时赏剧则是以听为主、以看为辅。到同治、光绪年间，京剧（当时叫做大戏）逐渐普及深入人心，人们进入戏园子慢慢地转成以赏剧为主、以饮茶为辅了。于是，茶楼——戏园子开始出售戏票。 “喜连成”科班 京剧在清末民初称为“大戏”，正统“京朝派”的摇篮是“喜连成”科班，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