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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 京剧在清末民初称为“大戏”，正统“京朝派”的摇篮是“喜连成”科班，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就在广和楼唱戏，大约在1909年离开。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1913）广和楼跟“富连成社”（原“喜连成”改名）签订长期合同，双方又合作大约20年。 在广和楼唱戏的“富连成”科班演员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唱逗戏（取乐逗笑和调情戏）的时候，所说的话有好多不雅之词；同时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怎能坐在一起看戏呢？所以广和楼一直不卖女座。民国八年加演夜戏时，楼上就一律卖女座，楼下仍一律男座；但白天的日场还是不卖女座。票价每位16枚铜钱（1919年北京1银圆可兑换铜钱130枚）。民国二十年（1930年，又一说到1931年）呈请社会局经批准后，才开始男女合座。 广和楼怎样收钱 从前广和楼的规矩，听戏不买票，只收茶水钱。只要一坐下，“卖座的”（即服务员）就给沏一壶茶，拿来一个茶碗，当面收茶水钱，这里包括有听戏钱。当时的钱叫做铜子，“当十文”的是一枚，“当二十”的铜元又称大枚，两小枚换一大枚，5大枚叫一吊钱，只花十六枚（即160文，合8大枚）就能听戏。20—30年代，北京市面上的铜钱不断贬值，一块银圆起初可兑换15吊，即150枚，或75大枚；后来可兑换30—40吊了。 收钱的是个“头儿”，这个“头儿”腰带正面挂一个一尺长半尺宽的蓝布钱袋，当中有一个口子装钱，收了茶水钱就装在这个钱袋里。散戏后除交柜外，其余的，伙计们大伙儿分。茶钱有多有少，熟座来了卖座的给沏包好茶叶，他就多得点小费钱。当演戏到中轴，大轴戏快要上场的时候，柜房就下来人查座（查票），有多少人坐着，就向卖座的头儿要多少钱。有的熟座专为听某个角色唱的戏，当这个角儿（演员）要上场的时候来了，卖座的给他沏了茶他也不喝，听完了这出戏就走了，他给的茶钱也多，这钱就入了卖座的腰包了。 1934年的变化 民国二十三年（1934）以后，广和楼改成听戏买戏票，原来长条板凳的座位也改成横排带靠背的椅子了。这样一来，听戏坐着舒服了，尤其楼下坐在池子里听戏不用歪头扭身子了。座位宽敞了，日场票价（前排）调整为每张3角5分钱，夜场每张4角钱，此外还要加捐税15％，实收4角6分钱。改座以后，座位固定了，戏园里“池子”容纳的人少了，卖座儿的也不能取巧了。过去坐在一条板凳上，卖票的可以随便加入，直到把听戏的挤得不能再挤时为止；如果查票时正好赶上有听戏的上厕所了，查票的也看不出有空位子，卖座的说是几个人就是几个人，这样柜上丢了戏票钱也不知道。因此在1934年没有改座以前，卖座的赚了不少钱，广和楼卖座的有好些都置了产业。 。。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2）
京剧演员的酬劳 喜（富）连成戏班一共办了七科，每个学员按科排字（喜、连、富、盛、世、元、韵）叫名，每科都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例如侯喜瑞（架子花脸）、雷喜福（老生）、于连泉（花旦）、马连良（老生）、谭富英（老生）、马富禄（丑角）、裘盛戎（铜锤花脸）、孙盛武（丑角）、袁世海（架子花脸）、李世芳（青衣）、刘元彤（青衣）、黄元庆（武生）等。富连成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才，主要在于制度严、管教严。凡是到富连成学戏的，都是贫寒家的男孩子（不收女孩），录取后家长要给科班立字据，允许科班打，不出科不许接走，吃、穿、住都由戏班供给，不挣工资。 一立字据就是七年，年满才能出科。出科拿份（挣工资），每天最多拿50吊，每吊合铜元10枚或大铜元5枚。（20年代银洋一圆可兑换30吊，合今人民币30—40元。也即每吊铜元合今人民币1元左右。30年代铜元不断贬值，银洋一圆可兑换40吊甚至50吊。） 买票看戏 看戏买票，理所当然。但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北京老戏园子的看戏者并不都买票。除了军警以“维护社会治安”即剧场秩序为名义的有“弹压席”可坐，公然白看戏外，还有送“红票”一说，即其人与戏班或戏院有一定“关系”，可以白看。此外则新闻界与官场，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顺地照例看白戏，这都属于“红票”范围之内，虽凭票入座，却从不花钱。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员（所谓红角儿）掏钱买票，雇人捧场。这些专门捧场的“啦啦队”大都坐在后排或楼上，专为出钱的“角儿”喝彩助威。有些演员往往靠这种办法招徕观众。当然，有时演员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人，也会遇上一批专门捣乱大喝“倒彩”的“看客”。这些助威或捣乱的人都是不花钱来看戏的，总名之曰“听蹭儿戏”。 吴小如老先生回忆道：“1935年以前，我看戏大抵是向家长伸手要钱买票，或由家长领着同去。有时为了渴望看到一场戏，便把穿不着的衣服偷偷送进当铺，换取票款，等要穿这身衣服时再把当票交给家长赎出来。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学读书，只要学期末考个第一名，可免25圆大洋的学费；第二名则免20圆。我在一学年中因考得好而节省下学费45圆。这些钱家里照数给了我，我却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戏院进了贡。” 由于经常买票看戏，所以吴小如先生至今对30年代各戏班演出所售的票价大体还有点印象。就他亲身经历，最便宜的是“富连成”在1934年广和楼演日场时所售的票价，前排每张只卖3角5分钱，加上“娱乐捐”、“慈善捐”（当时每张票都必须附加捐税），约4角钱。如富连成社演夜戏，则票价每张4角，加捐后为4角6分，不论在华乐戏院即先前的天乐园（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尔飞大戏院（每周一、二固定演出），都是这个数目。华乐戏院，地处正阳门外鲜鱼口，现在是“大众剧场”；哈尔飞大戏院，地处西单旧刑部街，现在是“西单剧场”。 从1930年9月14日开业到1937年初，是哈尔飞大戏院的兴旺时期，这与西单地区只此一家和经营者的灵活手段是分不开的。1930年10月25日至29日举办的游艺大会，从中午到夜晚连开四场，每场两小时，重点节目话剧和京剧每天不重复，而且票价不高，每场4角、5角、7角，包厢4圆，结果场场客满。这样的演出不但增加收入，而且提高了戏院的声誉。1930年11月初，京剧名家马连良的扶风社与哈尔飞大戏院商定，每周三、四夜场长期在这里演出，每场票价1圆2角。 11月14日夜场，梅兰芳演出代表作之一《黛玉葬花》，票价最高2圆。 11月22日至25日，以黎锦晖为社长的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来京首演于哈尔飞大剧院，在京城引起了又一次轰动。从22日至24日，每天一场，先后演出了《湘江娘》、《大江东去》、《醉沙场》等21出歌舞剧。25日改为日夜两场，节目有《五日落梅花》、《小小画家》等。每场票价为3角、4角5分、7角，包厢3圆、4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京舞台上首次展现。 中华戏校在东城区王府井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演日夜场，票价与此相似。 一般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当时称为坤角）每票不过6、 7、 8角。 票价最贵的是梅兰芳。1932年，吴小如随一位父执在中和园（地处正阳门外西粮食店，现为中和剧场）看《牢狱鸳鸯》，这是他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戏，前排票价已每张2圆。 程砚秋自巴黎归国，组秋声社，每周在中和戏院定期上演，票价每张1圆2角钱，加捐后为1圆3角6分。 马连良的扶风社也与程同样票价。高（庆奎）郝（寿臣）同台或杨（小楼）郝同台，票价都在1圆以上。 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谭富英等，前排每票不过7、 8、 9角，最多不超过1圆，加捐15％在外。 1934年秋余叔岩在珠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为湖北赈灾义演《打棍出箱》，前排虽每票5圆，却仍然万人空巷。 年末大义务戏则前排每票5圆。吴小如少年时代看义务戏大都随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买票，只能坐后排或楼上了。从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学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戏院里度过的。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3）
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戏院和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就划掉一个座号。人们只要早一两天去买，总不致向隅。 看戏保存戏单，天长日久以后就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周明泰先生根据所存和所见戏单，辑成了《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后来又续补了十年。 在北京看戏所见的戏单，从印刷形式来看，大体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铅印三种。 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广和楼一家的戏单是用古老传统的木刻活字印成的。这种戏单字型大小不一，字迹也模糊不清，从右向左，竖行排列着演员和剧目。所用纸张五颜六色，但质地薄劣，想保存也颇不容易。广和楼是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演出的场地，所以这种戏单是关于富连成学员演出的忠实记录。 30年代北平其他戏院则大抵用石印戏单，白纸上印着红字，比较醒目。 至于铅字排印的戏单，最初似只有梅兰芳的承华社和程砚秋自法国归来后组成的秋声社，以及中华戏校是用铅印的。梅、程两位先生如演个人独有本戏，还附有主角唱词。中华戏校为了对学员一视同仁并表示对教师的尊重，不仅连龙套、宫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还把这出戏的授业老师的姓名也在剧目下标出。 1932—1933年间，高庆奎、郝寿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华乐戏院联袂演出，下午1时许开戏，要演到6点钟以后才散场，足足有5个小时，演出的剧目每每有###出之多。 1935—1936年间，中华戏校实行龙套、宫女轮换制，当时主要旦角如赵金蓉、侯玉兰等女生，都轮流担任过宫女，并在戏单上注明。后来富连成也改用铅字排印戏单，并标出剧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那种白纸红字的石印戏单，仍流行了很久，直到30年代中期。 每份戏单的代价是1至两大枚铜元，后来上涨到1至2分钱法币（当时每1角法币约换大铜元22—23枚）。要在开戏后座客上得差不多时，才由茶房或临时雇用的童工挨着座位散发叫卖。这大约是根据上座率来决定戏单印数的，所以总要在开戏1—2小时后才拿出来叫卖。而所印的内容，大抵只有当场的后面的几个主要剧目——从开场到中轴子（倒第三）以前演出的戏。 （陈注：30年代的北平，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1分钱约合今人民币3角，1大枚铜元约合今1角多。） 从照相馆到影片公司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据《申报》副刊广告栏，1896年8月10日的预告消息），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此后十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出现了一批放映外国纪录影片的影戏院，从而一些新派人物萌发了拍摄电影的愿望。 最早尝试在中国拍电影的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任氏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习照相技术，回国后在北京琉璃厂土地洞开设了丰泰照相馆。1905年秋，丰泰照相馆摄制了由平剧名伶谭容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以后又陆续拍摄了一些名角表演的武打、舞蹈和富于表情的戏剧片断。这些无声电影在北京大观楼影戏园、吉祥戏院放映时，京城出现了“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据《电影》周刊1938年12月7日第14期的介绍）。 民国建立后，中国人开始拍摄故事影片。1913年，上海文化人郑正秋与商人张石川等合组新民影片公司，借用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资金、器材和发行渠道，自行组织当时的新剧演员拍成《难夫难妻》、《老少易妻》、《风流和尚》、《滑稽爱情》等短片（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 1919年，南通张謇、朱庆澜等集资10万圆，成立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0—1921年间完成了《海誓》、《红粉骷髅》等长故事片的摄制。上述拍片活动虽然以中国人名义进行，但均有外国人或公司参与。 完全由国人经营的并具一定规模的电影制片机构，当自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始。该馆于1918年派人赴美考察电影业。影戏部中拥有摄影棚和全套制片设备，且资金充足，管理制度完善，所拍影片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等五大类，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