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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幕说男纬善凇！ ≈谢窆闪⒌淖畛跏改昙洌本┦侨魏臀幕闹行摹５窃�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北京的教授们“开始逃荒”（梁实秋语）；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奉军入关更走极端，取消北大，将北京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堂”强迫读经，还凶残地屠杀了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北京陷入恐怖时期，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转到厦门、广州、武汉、上海、南京等城市。1928年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将北京改称“北平”；进步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 1937年７月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出版社、研究所、剧团、制片厂，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这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 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导致的腐化堕落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人民意愿、反对独裁暴行的强大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 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 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 我注意到，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他在北京各界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就是《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据《北京大学日刊》第２６０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出版）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而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 （一） 教研收入，包括讲课、学术研究和在学校任职的薪金； （二） 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 （三） 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中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关注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权（生存权）的学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4）
２０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丰富的时代，同时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２０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 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 本书作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 陈明远 1999年11月 于北京丝竹园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1）
文化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启蒙。这是我国文化人不同于封建文人的基本特点之一。 启蒙（enlightenment）是开创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运动。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状态。” 我国启蒙的真正起点是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文化和现代技术。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晚期少数新派人士办洋务、兴“西学”。将近40年间的所谓西学包含两方面，即为政治外交服务的“西文”，和为富国强兵服务的“西艺”。 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洋务派先后设立20多所“西学”学堂。根据我收集的历史档案资料考证，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要传授“西文”的方言学堂，也即外国语院校（把西方语言称作“方言”，还是以“天朝”中央帝国自居）。第二类是主要传授“西艺”的实业学堂，也即技术院校，包括水陆师和武备学堂，也即军事技术和军工院校。后来也有一些新式学堂兼顾“西文”和“西艺”，但总有所侧重。 设立“洋务学堂”同文馆等，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端。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说：“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参见丁韪良《同文馆记》上篇，写于1907年6月19日，载《教育杂志》第27卷第4号。） 这些“西文学堂”和“西艺学堂”规模都不大，生员通常仅有百名左右。例如——京师同文馆最初的英文馆学生只有10名；后来增添法文馆和俄文馆，各馆也只有10名学生，共30名；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学生共120名。上海广方言馆初办时，额定学生40名，以后陆续增加，最多时每届80名。1896年，湖北自强学堂开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每门30名，学生共120名。北洋水师学堂分为三班，学生最多时为120名。江南水师学堂驾驶科和管轮科各60名，共计120名学生。 洋务学堂所有的学生，每月都能得到“膏火银”的优待。所谓“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名称，意为灯油费，就是每月发给几两银子，作为奖学津贴，以此鼓励“西学”。 “西文学堂”即外国语院校性质的方言学堂 西文学堂以传授外国语和西方文化常识为主，主要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计有：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后转为综合性学院）；1863年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创办的广州同文馆；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等。西文学堂是我国20世纪文理学院和现代语言文化专科教育的先驱。 京师同文馆规定：洋人总教习领取高额俸银，每月1000两；汉教习每月仅给薪水银12两，合每年144银两。学生里面有七品官衔的，按照旧例每年给俸银45两，八品官衔的40两，九品官衔的32两5钱。并根据学生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7）清末（1872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40元左右。 上海广方言馆，入学保送与考试相结合，开始年龄限为14岁以下，后来改为15岁以上、20岁以下。学制起初为3年，一开始学生均为免费住馆就读，并由馆方发给伙食费每日一钱（约合今人民币14元），即每月3两。广州同文馆学制3年，待遇跟上海广方言馆类似，诸生每日享受生活费银一钱，也就是每月白银3两，合今人民币420元。 湖北自强学堂在起初几年里，除免费供应学生饮食、书籍、纸笔外，还发给学生每人每月膏火银5圆（1银圆为0．72两银子，当时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897年后，张之洞仿效西方，实行按考试成绩给予鼓励的办法。虽不像西方高校那样要收取学费，但停止了膏火供应，规定“按月比较华洋文字进境分数，分别甲乙，给予奖励，以资鼓励”（引自《自强学堂不给膏火示》，见《张文襄公全集·公牍》卷28）。一方面节约财政开支，另一方面也杜绝了专图膏火的不学无术之辈，从而选拔一批有志于“西学”的后起之秀来学堂受教。这一新规定，可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奖学金制度”的发端。 “西艺学堂”即技术和军工性质的实业学堂 西艺学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使用和维修西洋机械、船舶、火器的人员，其中包括军事技术院校性质的水陆师和武备学堂等。主要有：1865年创办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创办于福州的船政学堂，1881年创办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0年创办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1895年创办于武汉的湖北武备学堂等。西艺学堂是我国20世纪工程学院和实业技术专科教育的先驱。 福建船政学堂除了食宿免费外，学生每人每月可得白银4两（约合今人民币560元），以便赡养家属。学制5年。入学时需由各学生的父兄及本人具结担保。学习期间不得请长假或转学。每三月考试一次，由教员分别等第。获一等者赏洋银10圆（约合今人民币1000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过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给以警告，三次连考三等者，则勒令退学。反之，如三次连考一等者，则除照章奖励外，还另加赏衣料以示鼓舞。福建船政学堂培养了一位杰出人才——严复。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2）
北洋水师学堂完全公费，不仅全免食宿费用，每个季度发给制服，还每月发给赡银4两（约合今人民币560元），“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贫寒之家，咸知感奋”（据张焘《津门杂记》中卷）。也就是说，当时每月赡银4两可供一个大家庭——老少八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费，由此招募优秀人才入学。这些学生就成为大清水师（海军）的后备队。 江南水师学堂的驾驶科和管轮科各招60人，以20人为一班，四个月的试习后，再根据英语程序分为三班。列入第一班的，除食宿外每月每人发给赡银4两，第二班发3两，第三班发2两。在堂试习未满四月的，只免食宿费，不给赡银。（20世纪初物价略涨，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块银圆约合今70元。） 洋务学堂并不景气 科举制度的千年传统“学而优则仕”，凡有财力可供读书的人家，无不盼望子弟由科举中试做官，由童生到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才叫做“正途”。而洋务学堂则被认为是“旁门左道”，受到耻笑和非议。再有，从达官贵裔到士农工商，一般出于对西学的隔膜无知，对西方的怀疑、忌讳和仇视，普遍不愿“师事夷人”。如鲁迅《阿Q正传》所描写的，念洋文读洋书者被称为“假洋鬼子”，甚至遭人辱骂。这种鄙视西学的风气，全国皆然。李鸿章曾就北洋水师学堂招生的困难感叹道：今入学堂者等于术艺（陈注：不是正经读书而是技艺），即一二拔出，亦不过兵官右职，不得比于正途。……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清门旧族，目矜地望，未必肯以子弟充当学生。（引自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第603页。）洋务学堂的开办章程中也表示担心：“初次挑选，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因此，便以优厚待遇来招揽学生，不仅全免食宿费，还给以赡养家庭的“赡银”资助。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初定“月给赡银一两”，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140元，这在城乡百姓贫民的心目中，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洋务学堂的“招生章程”四处张贴、散发，还刊登在《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上，以广招徕；主办者并亲赴上海去挑选学生。即使如此，仍是投考者寥寥，且素质不佳，以致原定招收的60名尚不能满额。不得不在第二年再度公告招生，以增加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