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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消费量，每年大米１２４８斤，面粉３１０斤；豆油７５斤，猪肉５１斤或牛肉７２斤，青菜８５０斤；鲜鱼５８斤；衣物用布１７６尺，可做１０套单衣裤加１０双布鞋，也就是平均每年每人两套单衣裤加两双布鞋。 根据《上海市统计·上海零售物价表（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上述生活水平，可折合为： 吃饭：每个等成人每月粮食３２斤半（大米和面粉），每斤６至７分钱；１—１。５斤猪肉或牛肉，每斤２角至３角钱；１斤半鲜鱼，每斤１角６分钱；１８斤蔬菜，每斤２至３分钱；１。６斤豆油，每斤２角钱。 穿衣：每个等成人每年衣物用布４４尺，每尺布１角５分钱。全家衣物总值１１６圆，其中衣服价值７３圆，每家仅有棉袄两件、棉裤两条，棉袍子两件，夹袄两件；人均两条短衫、两条单裤、一件棉衣。仅仅少数人家备有蚊帐和枕头。 这样的生活是相当贫苦的。 按照日用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当时国币１圆＝今人民币３０—３５元。 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１９２８—19２９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５０圆，最低为８圆，一般为１５。８圆；女工月工资最高为２４圆，最低为７圆，一般为１２。５圆；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４—５口人，通常有两人同时做工，一般每月工资收入为２８至３２圆左右，年工资约为３３６—３８４圆；加上奖金和津贴，还能多几十圆，一家总收入达到每年４００圆左右。 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工商局１９３１年统计，当时中国城市下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２７。２圆。也就是说，这样的家庭仅能维持收支平衡，少有积蓄，经济生活相当紧张，甚至很艰难。 职工收入稍高的，如上海申新纺织公司，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工资分为７等１２级。１９２７年厂长、总工程师月薪为４００圆，而第七等副班工人月工资为２０—３０圆。 又据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间上海社会调查所、南京市社会局、金陵大学对上海、南京、北京、安徽等地各类家庭消费情况的调查资料，南京和上海的工人、店员家庭平均每年消费３９０—４７５圆，每月３３—４０圆。北平的车夫、手工业者每年消费２００多圆；而以安徽的农户消费水平最低，每年仅１８５圆，每月１５圆。上述统计数字稍有差别，但是出入不大，仍可做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20世纪２０年代上海市的一般生活水平 根据《中国劳动问题》的资料（光华书局１９２７年版），上海一个典型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４个“等成人”的消费）的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圆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６６银圆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100以上至200银圆左右为中等生活；每月３０银圆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 一家月收入６６银圆，也就是每年8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２８000元），每个“等成人”每月１６圆６角７分（合今５８３元）。这样水平的家庭，在上海工人里面大约占４％，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根据１９２５—19２６年上海市的物价情况，这样的市民家庭生活水平如下： 1。 食品类 每年用于基本食品（一日三餐）消费３５２银圆，占总支出的４４％，平均每个等成人８８银圆，每月７圆３角３分；按照当时物价，每人每月可以消费—— 早餐：豆浆和早点大饼、油条、包子等，每天５分，共１圆５角； 中晚餐：32斤大米，每斤７分，共２圆２角；６斤猪肉（或鲜鱼），每斤１角８分，共１圆８分；３斤鸡蛋，每斤２角２分，共６角６分；10斤豆腐，每斤（４块）３分，共３角；20斤蔬菜，每斤平均５分，共１圆；２斤植物油，每斤１角６分，共３角２分；１斤白糖，每斤１角１分；１斤半酱油，每斤８分，共１角２分；半斤食盐，每斤４分，共２分；等等。 。 想看书来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7）
2。 住房 每年用于房租６０银圆，占总支出的７。５％，月租金５圆，一般只能住平民地段“石库门弄堂”楼房的两间屋子（市中心繁华区和租界一带房租很贵，比北京城区贵好几倍），平均每间居住２人；有马桶，有自用厨房，没有浴室。 3。 穿着 每年用于衣服鞋帽８４银圆，占总支出的１０。５％，平均每个等成人２１银圆。一般自己买布找裁缝做服装，细布每尺１角钱，呢料（或士林布）每尺１角５分。做一套普通服装大约用１６—２０尺布，加上裁缝工钱总共３—５块钱就可以了。 成衣和鞋帽的价格，在大百货商店和小作坊是不同的，差价还不少。例如一双皮鞋，在上海市虹口的皮鞋作坊中实售价５圆，在著名的大百货商店里标价可达１４圆。 4。 燃料、水电 每年用于燃料、水电费３９银圆，占总支出的４。９％，燃料通常用于烹调（煤球炉子）、取暖。有一些家庭无电灯用于照明（煤油灯），但是电灯和自来水在上海愈来愈普及，后来盖的弄堂楼房一般都有水电设备。 煤球每担１角４分，煤油每斤７分，火柴一包（１０盒）８分，等等。 5。 杂项 每年用于杂项２６５银圆，占总支出的３３。１％，包括嗜好费、洗衣费、交通费、教育费、娱乐费、卫生费等等。 茶叶（普通）每斤２角３分，香烟（普通）每条１０包３角５分，白酒每斤１角４分，黄酒每斤５分，肥皂每块４—５分，等等。 上海市的交通费，据１９２４年《小说世界》所载，电车从东新桥到小西门３分钱。据周瘦鹃著文：“黄歇浦畔之有电车，殆十余年矣。初行于租界，华界继起亦有年。风驰电掣，瞬息数里，人坐其中，几疑列子作御风行也。且为价甚廉，自二铜元起，至多不过十余铜元。”（引自《紫兰花片》，１９２３年。） 民国以后1银圆可换铜元100多枚，１９２１年在上海市１银圆可换１５４枚，所以２铜元大致等于１分半钱。 电影票每张１—２角；京剧或话剧票每张６角—１圆。 高雅娱乐：上海市名园之一愚园的入场券２角（据《旧上海３０年见闻录》）。 西洋化的游乐场，如法租界顾家花园的游艺会，入场券１圆；可观赏歌舞班“蝴蝶社”等演出；又跳舞场门券１圆，这种门券可充西餐的“吃资”，如饮冰汽水每瓶２角（据１９２６年《红玫瑰》第４卷２４期）。 休假日如果包一辆小汽车出游，从静安寺到吴淞海边，单去５圆，来回要９圆（据１９２３年８月郭沫若《月蚀》）。 这样的生活可称为小康水平，包括普通职员和中学教师、半数小学教师等。与前述贫民家庭相比，日常生活费大致为两倍。这也就是当时上海一般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20世纪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20世纪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中国综合性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正式成立为标志。虽然我国现代教育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30年代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教授、讲师队伍，而且迅速地跟西方大学接轨。 1928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原首都北京改名北平。虽然北平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但依旧具有文化城、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1931年，北平有正规高等学府26所，几乎占全国一半。著名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大学、中法大学等。北平的中等学校，1929年有48所，1938年有88所。此外还有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专家学者们待遇相当高。每年文化教育经费国币400多万圆，加上各大学基金等，总数约1000万银圆。 当时文教界薪金收入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学毕业后晋升级别比较快，二是同一级别的薪金数额逐年增长。文化人收入丰厚，成为市场的主要消费者。 北平的大、中学生有十几万人，以每人每年消费100银圆计算，学生消费额又是1000万银圆。 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北平因文化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数大约国币两千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7亿元），这不能不说是北平的生命线。”（引自《北平漫话》，1936年出版。） 1929—1934年，上海市有大学和专科学校共３２所，其中著名的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中等学校１４９所。特别是从1917年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来，上海市各种职业学校比较发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对教育制度、课程强加行政干预，除增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政治理论课以外，###一再强调纠正“重文轻理工”的倾向，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要求“注重实用课程”。 当时全国大学中的文科、法科学生共17000名，而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的学生总共只有8000名。于是###规定：文法科招生人数不得超过实业（理工农医）招生人数。而在上海早已形成了以应用性学科为主、基础理论学科为辅的实用教学结构。 同时，工商人士介入教育界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例如1931年浸会书局筹办沪江大学，其中商学院的启动资金５万圆就是由金融工商界提供的，这个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由２５名工商界人士（包括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全国商会会长林康侯等）组成。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8）
高等院校的“京派”与“海派”之分逐渐明显起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1）
20世纪３０年代银圆（或国币）的购买力 １９２８年以后的十年内，中国的银圆、国币和法币比较坚挺，只在１９３７—19３８年间物价水平（受抗日战争影响）有轻微的上涨，但仍保持基本稳定。所以３０年代的经济情况便于用同一的物价、币值标准来和现在作比较。 以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0—1936年银圆（或国币）１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３０元左右。 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计算：1930—1936年大米每石10圆左右（当时1石＝160市斤），合每斤６．２分钱，猪肉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１角钱，食盐每斤２—５分钱，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钱，鸡蛋每斤２角钱。 又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作比较，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为５角—１圆２角钱，今日同样的一份大约１５—６０元，相差３０—５０倍。 以快餐面条作比较，30年代一碗光面４分钱，今日一碗光面1—2元，相差25—50倍。 以信件的邮资作比较，30年代国内邮简3—4分钱，今日为6—8角钱，相差２０倍。 再以图书的定价作比较，30年代一本3—5角钱的书，今日为10—20元左右，大约相差４０倍。 本章对于３０年代我国大中学校的生活状况，分别进行考证，对于当时北平、上海两地的生活背景（衣食住行等生活费）进行对比。 抗战以前学者的教学收入 １９２７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２０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分4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１２级。 进入３０年代，待遇的标准有所提高。按１９２７年规定，教授一级月薪500圆，到１９３４年增加为6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８000元；副教授一级月薪由３４０圆提高到400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２000元，等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所载“大学教师薪俸表”，开明书店１９３４年）。 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今后５年内每年拨款２０万圆给北京大学，作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胡适之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圆；并设专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讲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圆（参看《顾颉刚日记》）。 １９３１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上任后，为招聘贤能，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至500圆，而且每位教授可以拥有一栋新住宅；讲师月薪为200至300圆，教员月薪为100至200圆，助教月薪为８０至１４０圆；学校行政职员月薪为３０至100圆，工人（勤杂工）月薪９至２５圆（引自《３０年代清华大学手册》）。 ３０年代初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京大学有胡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大学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京师范大学有钱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