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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在上海，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二十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2。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 本科正式生学费五十五圆 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五圆 （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十五圆） 宿舍费（电，炉，水等）二十圆 医术费（药费另计）二圆 体育费二圆 杂费二圆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 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六十圆，宿费两学期三十圆（每年共须交费九十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二十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4）
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三十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十五圆；（乙）实验费每学期五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十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的生活水平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 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至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至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至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说来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公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至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 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从货币购买力看大学学费 为了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的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 我在前些年所作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专题研究中，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 这个基本换算率，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 举几个形象的例子：在30年代，1块银圆可以买6斤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两本不太厚的书；在北平1块银圆足可以请客涮羊肉，在上海1块银圆可以买两份西餐。最豪华剧院的入场券为2银圆，梅兰芳等“国剧大师”的票价为1银圆；一般电影票价为2角—8角银圆。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 如此说来，在30年代公立大学每年需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 又，据新华社消息，###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5）
那么我国目前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三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29550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 还有一个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 1999年我国两亿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491元，人均年收入5888元。根据“十五”规划，要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说，目前我国大学的学费至少相当于普通职工4—8个月的工资。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肯定比城市差得远，但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本书暂不讨论。） 由此看来，大多数市民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是应该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的。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呢？我的初步建议包括四个方面： （一） 切实提高工薪阶层按劳取酬的实际货币收入； （二） 大幅度地、迅速地提高国家教育经费，从而有效地降低大学学费； （三） 大力发展和加强奖学金制度，鼓励优秀学生； （四） 对于贫困学生、特别是贫苦农民子弟实行有效的助学金政策，等等。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以上这些研究和思考，不一定妥当全面。但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以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 20世纪３０年代北平的中学生活 ——方成求学生活记方成原名孙顺潮（母亲姓方），１９１８年生于北京。在家里是第四个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童年时由母亲带他和弟弟到老家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农村。 １９２７年秋他９岁时，母亲带他和弟弟回到北平进小学读书。父亲孙笑平的职务是平绥（北平到绥远，即今内蒙古的包头）铁路局文牍课课员，当时在铁路局工作号称“铁饭碗”。父亲月薪国币１２０圆（约合今人民币4000多元），属中间阶层偏下的经济地位。家住西四牌楼附近一个四合院，房租每月１２圆。家里八口，有父母及其六个孩子，雇佣一个老妈子（保姆）每月工资３圆，小妹妹还用奶妈。家境小康。 二哥教他用北京话念书。１９２８年孙顺潮进入铭贤小学（在西城区礼士路胡同）在四年级插班。 ３０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约国币３０圆（合今人民币1000元左右）就够用了。又据邓云乡说：当时北平“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标准家庭（平均五口人）的贫困线定为每月１０圆以下。中等人家，每月日常生活费８０圆（合今人民币２４00元）显得很宽裕。 孙顺潮上初中时，家里迁居到西四牌楼东边的大拐棒胡同１号四合院，北房是木结构的两层楼，孙家住在楼上。因为父亲图上班近，平绥铁路局就在砖塔胡同。有次他花１０大枚（合４分多钱）买门票去逛北海公园，站在白塔上就可以看见自家的两层楼房。 当时居民一般还没有自来水，都买水吃。挑水的、推水车的到各家去卖，那是谁也离不开的。买菜也很方便，菜农挑着菜在胡同里转悠，主妇们一听吆喝，出门就买。大白菜、萝卜、土豆这“老三样”特别便宜，几个铜子儿一斤。一块钱可以买七八斤猪肉。 孙顺潮在市立第三中学上初中，家里每天给他一毛（角）钱。当时一毛钱换４８个小铜子儿，叫做“四十八枚”；或２４个大铜板，叫做“二十四大枚”。他早晨在西安市场茶馆门外花两大枚（合不到１分钱）买一碗豆浆、一套烧饼果子当早点，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铺花２０大枚（约８分钱）买一份烩饼或炒饼，高汤是白送的。此外如馄饨每碗５大枚，约２分钱，合今人民币７角。 １９３３年父亲被辞退，只好回广东谋生。方成和二哥两人留在北平上学，寄宿在学校，由叔父照顾。二哥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念书，校址在端王府夹道，学生２８５人，学费每年２０圆。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每月６圆，合每天两毛钱；如果不喜欢食堂，那么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来圆，四菜一汤。 孙顺潮升高中进了私立弘达中学二院，校址在月坛。这是一所著名的住宿学校，学宿杂费每年３２圆，合今人民币１000元左右。从学校出来，乘坐洋车（东洋传来的人力车）从月坛到西单商场，车钱只要１６大枚（合７分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6）
当时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电车票比人力车便宜。方成幽默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