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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时间长达１４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起初津贴费６０银圆，不久月薪定为200银圆，后来增加到300银圆。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增加军费、挪用公款而经常拖欠部员薪水和教育经费，1920年以后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发给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１月才发给前年７月份的薪水等，不一而足。最后鲁迅离开北京时，北洋军阀政府还欠他两年半的薪水。鲁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2。 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主要在###供职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学校、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兼课，时间长达六年（１９２０—１９２６）之久。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４00圆；１９２７年２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５00圆（发给半数银圆、半数兑换券即纸币），为时半年。后因意见不合离开广州，１９２７年９月底经香港赴上海。此后除了有时在院校讲演（如劳动大学）以外，未尝担任教职。 在鲁迅一生中，只有１９２６年夏至１９２７年夏这整整一年（在厦门和广州各一个学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专任大学教授之所得。 3。 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之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这四年又一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次年改为###、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大洋（１９２９年１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编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４９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折合黄金４９０两，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４万元，平均每年１１万元左右。这一笔固定收入，主要出于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２７年秋任大学院院长，是鲁迅的老上级、老朋友）对于鲁迅的关怀，为他初到上海时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条件。直到１９３２年初被国民政府以“绝无成绩”裁撤。 4。 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历史》等论文在《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２圆。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是没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时期，除1927年底—1931年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圆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卖文为生”，也就是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为生，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１９３２年“###编辑费”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成为鲁迅惟一的经济来源。鲁迅后期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２万多元。作为自由职业者，这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北京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６） 周树人于1912年５月初北上，到京后立即住进“山会邑馆”（当时改名为绍兴县馆）单身宿舍，于灯畔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 “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 次日坐骡车赴民国政府###报到，在社会教育司任公务员，时年３１岁，正当“而立”之年。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文墨生涯。 《鲁迅日记》就由这时展开，２４年一贯（１９２２年的日记散失仅存片段抄件，其他２３年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１９５９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难，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几天间断，但有始有终，内涵丰富，成为研究民国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宝贵史料。这是一个迄今尚待挖掘的宝库。 我认为《鲁迅日记》中最可贵而无可替代之处，是亲笔精确地记载了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他每天的经济收入情况。直到目前，为解读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经济背景，鲁迅的个人账目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为研讨方便起见，我特将整部《鲁迅日记》中，逐日记载的烦琐数字加以统计、整理、归纳如下—— １９１２年，５—１２月共收入１１００圆，皆为###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时暂领取月津贴６０圆；８月任命为社会教育司佥事以后，暂领取半俸１２５圆，到１０月定为月俸２２０圆。）八个月来平均每月收入１３７．５圆。 １９１３年（其中６月１９日—８月７日请假回绍兴老家探亲）。本年共收入２５８６圆，为###薪俸。本年２月以后薪俸增为２４０圆，但到１２月仅发给九成即２１６圆。平均每月收入２１５．５圆。 １９１４年共收入３１４６圆，皆###薪俸。１月—６月仍发给九成，７月恢复全薪２４０圆，８月以后月薪增加为２８０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２６２．１７圆。 １９１５年共收入３２６３．１圆，为###薪俸及公债利息少许。其中，６月以后扣四年度公债，平均每月实际收入现洋２７１．９３圆。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3）
１９１６年共收入３２７６．４圆，为###薪俸，及少量公债利息。３月以后月薪增为３００圆。（１２月３日至下年１月７日为母亲６０寿辰回绍兴老家探亲。）１１月全以纸币发薪，不发银洋（鲁迅特意注明：中国银行兑换券三成、交通银行兑换券七成），本年###拖欠一个月的薪俸，而且纸币对银洋贬值，所以，虽然月薪名义上增加而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２７３．０３圆。（陈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１００元＝银洋７５圆，甚至最低到６０圆。） １９１７年共收入３６５０圆（其中１１月发给银洋１５０圆，兑换券２００元，这说明当月兑换券贬值到１００元＝银洋７５圆）。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４．２圆。 １９１８年共收入３６００圆，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０圆。皆为###薪俸，未拖欠。这一年日记收入情况有两点值得重视： （１） 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都没有稿费记录。据考证，当时《新青年》同人决定义务写作，不计报酬。 （２） 银洋与纸币的关系，《鲁迅日记》２月１日记：“收一月份奉泉三百，内银六十。”２６日“收本月奉泉三百”，２８日“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三百五十四圆”。这表明当月中国银行纸币兑换券更加贬值，１００元兑换券＝银洋５９圆。此记载可供民国货币史研究者参考。 １９１９年共收入３６００圆。月薪３００圆未拖欠。《鲁迅日记》载“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钱庄）以银三一二换日金券五百”，说明当时国际汇兑率１银洋＝１．６日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３００圆。 １９２０年共收入２６４０圆（因###拖欠三个多月的薪俸，收入显著减少，虽然名义月薪仍为３００圆，但实际上平均每月仅收入２２０圆）。这一年夏天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因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一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务不多，中午以后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两次分别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各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详见下文。 １９２１年共收入２５７８圆（其中开始有讲课费８８圆，###薪俸２４９０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３６０圆，即平均月收入应增为３２０圆，但是###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平均每月仅收入２１４．８３圆。 １９２２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一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一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一百四十圆。……（陈注：由上下文估计１９２２年鲁迅应该收到###薪水数目为从１９２１年６月七成２１０圆到１９２２年９月上半月１５０圆，共计４５６０圆。但是###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除应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本年实际收入数已无法确知。） １９２３年共收入２３０４圆（其中稿酬６９圆占３％，讲课费１４１圆占６．１％；两者合计占９．１％，###薪俸２０９４圆，累积拖欠九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仅１９２圆。这一年鲁迅的讲学活动有所增加，不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两校讲师，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１９２４年（其间７月７日赴西安讲学，先收暑期学校薪水１００圆，８月３日收讲课费并川资２００圆。）本年共收入２６１１．７８圆，其中讲课费８２６．５圆占３２．５％，稿酬版税７０３．２８圆占２６．９％，###薪俸应得３６００圆，实得１０９５圆，因###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２１７．６５圆。 １９２４年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有了一个转变，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薪俸）少于自由职业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共占５６％，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４４％，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收入上说来，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１９２５年共收入２８３２．５圆，其中###的薪俸１６５２圆，占５８％，讲课费７０５．５圆占２５％，稿酬４７５圆占１７％，平均每月收入２３６．０４圆。本年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９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担任这些兼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１９２６年共收入４２５７．１２圆，其中，###薪俸５７８圆，占１３．６％，稿酬１１７７．３圆，占２７．７％，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讲课费４０１．８２圆，占９．４％，厦门大学预支的薪水和旅费２１００圆，占４９．３％，平均每月收入３５４．７６圆。 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１９２６年７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１００圆和月薪４００圆后，于８月２６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4）
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二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诸于众。 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除了某些原因（如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而且经济的因素很重要，这一点，只要细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和《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以及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就可窥见端倪。 鲁迅自认属于“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参看《二心集》序），实际上鲁迅的经济地位乃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以前或译为“中产阶级”，窃以为不妥，容易令人望文生义，归入“反动资本家”之列；而“中间阶层”主要是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并非生产资料的独占者）。整个现代史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是现代文明的重心。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以自己的实践、以亲身体验回答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院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新青年社、晨报社、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物质上的宽余和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两面，缺一不可。 鲁迅的魄力和魅力，就在于他毅然选择了“自由职业”这样冒着很大风险的经济地位，鲜明地显示他对“权和钱”威逼利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