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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1）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洋务派的无能和腐朽；也促成了维新派的崛起。我国文化人应运而生，登上社会舞台，并在教育事业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带来了启蒙的生机。 鲁迅在《重三感旧——1933年忆光绪朝末》一文中说——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光绪末年的所谓“###”，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但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鲁迅所赞美的清末变法维新的“老###”们，也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代文化人。他们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爱国思想的激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实际利益的需要。 19世纪末，在我国创办的最早的大学有：圣约翰书院大学部、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院、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后中国的“西文热” 接受西学必须以外语为先导。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2册上发表《大同译书局叙例》说：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维新派和有识之士创办了大同译书局、中东翻译局等机构，译述、介绍西方书籍以推进维新运动，或代人翻译中外往来函件以适应社会需要。 此外，当时中国已有几十家报社，其中规模较大者如《申报》（1872年创办），《字林西报》（1882年创办），《新闻报》（1893年创办）；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主笔的上海《时务报》（1896年创办）和以严复为主笔的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办），成了维新派的南北两大舆论阵地。它们通常需要聘请英文、法文、日文三种翻译人员，以摘译外文报纸上的文章和时新消息。西学的兴起，开风气之先，促进了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潮。 1895年后，由于深受甲午战争刺激，京师和各大通商口岸，创办了一批仿照外国学制的新式学校，同时，各地对旧书院加以改造，增添“西学”内容。这些新式学校和被改造的书院，中西并重，一些规格较高的学校，如南洋公学，规定招生条件是：学以中学成才，兼通西学、西文为上；以中学成才略通西学、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学为次，中学未成者虽通西学、西文不录。（引自《申报》1897年3月2日《太常寺少堂盛招考师范学生示》一文。）另一方面，从中外贸易经商和实业的角度看来，通洋文“始能为洋行买办，始能赴洋行写货。与西人交易，每岁所入，或数万、或数千数百，以视中国为商则奚啻天壤，此人之所以欲习西国之语言文字也。”从功名利禄的角度看来，过去“十年寒窗、白首穷经”的士大夫阶级发出感叹：“若中学则须老成宿儒、品学兼优之辈，而每月修金不过十余圆”，但是一些懂西文的学生，刚刚毕业，其薪金待遇就“少则十余圆，多则数十圆。当世之鲜衣华服、乘舆策马者，无不从洋务中来，其在官场，则翻译焉、随员焉。”（以上引自《申报》1896年12月29日《论习西学当以工艺为急务》一文。） 甲午战后，外国在华企业骤然增加，急需大量翻译、买办。同时来华游历的外国人士较多，也需要华人翻译作向导。因此，在中国的洋人通过各种渠道，招聘懂外语的华人为他们服务。甚至有些驻华外国使馆直接出面，代本国旅华人士招聘华人翻译。例如，1898年11月10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中外日报》上登载《聘请上等英文翻译》的广告：“今有英人三位，由上海至云南，计应行半年有余，取道四川成都，仍回上海，愿请能说官话之翻译一位，偕同前往。诸君乐偕行者，乞于日内移至上海大英国总领事署面商一切。” 当时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特别是外国租界地区，除了进入官场和个人经商外，当洋行买办或以其他方式替外人服务，是致富的重要途径。 这种形势，也促进了西学的引进和传播。 “圣约翰”——从书院到大学 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欧美各类教会团体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教育机构，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专科学校等等，统称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一个差会独家经营的，东吴大学是美国监理会独办的。所谓差会（Mission）是西方国家负责集资、派遣人员到国外传教布道的机构。由差会派遣的人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如传教的牧师，医院的医生、护士，学校的教师、职员等，都称之为传教士（Missionary）。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2）
1879年9月，美国圣公会主教施若瑟（Joseph Scherschewsky）将上海的三个教会学校神道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成“圣约翰书院”。但规模仍然很小，圣约翰书院的第一届学生仅有39名，其中90％来自基督徒家庭。学校纪律很严，规定必须参加一切宗教活动，如有违犯，要受到体罚。全体学生都是免费上学的，连书籍、文具、饮食、衣服等皆由这个教会学校供给。校址在沪西梵王渡路，初设课程仅有西学、国学、神学三门。 圣约翰书院在19世纪末对中国教育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正式设置了英文课。由于上海是通商口岸，外国商行较多，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故社会对英语的需求量很大，开办英文课也成为当时之急需。 1881年10月，圣约翰书院正式设置英文部，学生入学要收费，每月付墨银（墨西哥银洋）8圆。许多富家子弟纷纷前来求学。然而由于各方面的急需，单靠英文部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从1884年起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天学英文、半天学中文，并扩大招生名额。美国圣公会还派遣22岁的卜舫济到上海负责该校的英语教学工作。那时，中国人颜永京牧师一度担任院长（后来圣约翰大学男生宿舍命名“思颜堂”就是为了纪念他）。 1888年卜舫济继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逐步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除中文课外，其他课程一律开始使用英文教材，学生课内课外须讲英语。所以圣约翰书院的英文水平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首屈一指。 卜舫济任院长后，着手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大学。1890年书院增设了大学课程，仅有大学生两名；1895年有大学生6名。1896年1月卜舫济写信给圣公会差会部，建议在圣约翰书院增设大学部，开设文理、医学和神学三科；文理科学制3年，医科收医预科毕业生，学制4年，神学科收文理科毕业生，学制3年。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卜舫济的建议。 1899年，圣约翰书院共有大学生27名，全部为男生。其中教徒学生和非教徒学生的比例为1比3，非教徒学生多为富家子弟，要缴学费120圆墨银，教徒学生可享受减免费待遇。 进入20世纪，上海作为工商都市对西方教育的需求持续上升，远远超过了圣约翰大学的供应能力。1900年圣约翰只能接受1／3的入学申请者，1904年学生187人，大部分来自商人家庭；基督徒57名，其中4人在大学部学习。1905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颁发给圣约翰学院授予学位的许可证，从这一年起正式改名为圣约翰大学。校长仍为卜舫济。 1906年圣约翰大学设置文、理、医、神4个学院。1907年圣约翰大学首批毕业生6名，其中4人获文学士学位。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在中国本土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学士学位。（陈注：1899年，北洋大学堂有了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参看本书第三章。） 由于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该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很容易进入美国大学深造。耶鲁大学不要求考试就可接收圣约翰的学生攻读研究生，哈佛、哥伦比亚、康乃尔、芝加哥、宾州等大学也愿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进入他们学校读本科高年级。1907年至1908年，有30多名圣约翰的毕业生在美国留学，10多名在英国留学。 后来圣约翰大学又设工学院，并附设研究院和附属高中。到1913年时，全校学生人数达到500人，其中1/4的学生在大学部学习。教师人数也增加到40名。1918年圣约翰大学把中学部分出去，成为独立的教会大学。1920年学生达到250多人。 三所国立大学堂的创办 清末我国诞生了三所正规的国立大学：（1）北洋大学堂1895年创办，大学部（工科、法科）同年设立，后来改称天津大学；（2）上海南洋公学1896年创办，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粗具规模，即交通大学的前身；（3）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办，分科大学1910年正式招生，民国后更名北京大学。 过去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我国最早的大学，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都比它早，而且比它更接近现代化。三所大学堂都创办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是维新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卷一。）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学制改革的步伐。沿海通商口岸天津和上海两地首先行动起来。半年后，主管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奏准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成立于1895年11月，初名“北洋西学学堂”，英文名称为Tientsin University，即“天津大学”。学堂仿照西方学制，分设头等学堂（大学本科）与二等学堂（大学预科），采用了美国耶鲁、哈佛大学的模式。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比京师大学堂早成立三年。 盛宣怀（1844—1916）生于江苏武进，他属于我国第一代实业家。6岁入私塾，23岁考中秀才，次年襄办陕西甘肃后路梁台。1870年他26岁时，成为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的幕僚，颇受器重。但是他三次乡试都没有考上举人，于是对科举功名绝望，全心投入洋务。1873年以后历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督办等。盛宣怀经营实业多年，每当看到各项实业的兴办、新政的实施，甚至外交、海关等要害部门，都要聘用外人经管洋务，他总是于心不安。盛宣怀深感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科技人才的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