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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奔赴延安的文化人 抗战开始后，延安是流浪各地的左翼文化人向往的地方。林斤澜写道：“萧军到达延安，一度离开，后来又返回延安。”据徐懋庸回忆：“1938年3月下旬，我和萧军、何思敬等文化人刚到延安，丁玲带领战地服务团（包括塞克、聂绀弩等）也从山西回来；一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举行宴会，欢迎我们这几个新来延安的文化人。……” 丁玲1940年所写的《入伍》一文记载：“前方战士对一般文化人（和没有固定工作、来参观的文人）俗呼为新闻记”，就是“战地新闻记者”的简称。1940年以后一直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的李普回忆：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通常称呼他们这些有一定水平的记者们为“文化人”。（引自李普：《用第三人称的自述》） 1941年以后，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如艾青夫妇、欧阳山夫妇、罗烽夫妇等，从重庆等国统区转移到了延安。丁玲回忆1942年春在延安时，贺龙将军来到“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窑洞里看望丁玲、艾青、白朗、罗烽等，贺龙表达了“对文化人、对文工团员的关心、爱护。”（引自《元帅呵，我想念您》一文）当时的延安，正高扬鲁迅的旗帜，毛泽东亲自发起创立“鲁迅艺术学院”，以后又成立了“鲁迅研究会”等等，这就更鼓励了这些热血青年、左翼文化人。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 。。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2）
延安“鲁艺”的经济生活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起初名为鲁迅艺术学院，通称鲁艺）创建于1938年4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共存在八年。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聘冼星海来任教。冼星海夫妇到延安后，受到“敬若上宾”的待遇，住进延安最好的西北旅舍。遭到敌机轰炸之后，他就搬到鲁艺去了。 冼星海在鲁艺担任音乐课程，分配到两孔比较好的窑洞居住。从前他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可能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实际并不尽然，跟上海石库门楼房的亭子间相比，窑洞里空气充足，光线也够，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天花土”）是穹形的。后来他更体验到窑洞里面冬暖夏凉的好处。冼星海夫妇开始也吃小米饭了，“这饭不好吃，看来金黄可爱，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开始学过简单的生活。” 冼星海回忆，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日常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和晚饭后二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他们似乎很忙，各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简单，一张桌子，一铺床，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章上剪下来的图片，此外就没有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见冼星海：《到了新天地》，原载1940年延安《中国青年》2卷8期）生活既安定下来，他就开始写《黄河大合唱》等作品。 冼星海的学生陆友回忆说：“1938年秋，冼星海到延安鲁艺任教。正逢鲁艺第二期音乐系学员将结业，他热情地向同学们作了数次音乐讲座，深受同学们欢迎。第三期音乐系开学之初，我被留校工作，因与先生相识，系领导及党支部要我对先生多加照顾。他与夫人钱韵玲住在西坡面东的两孔窑洞，我常去问候。他对当时延安艰苦的生活是适应的。每当谈起生活，他总是说：‘可以了，要革命就不能怕苦嘛！’有时还风趣地说：‘我的待遇比你们高多了。’这是指当时供给制时他每月可领到五元津贴作零花钱；而我们学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每月是一元二角。有时先生还端出一小锅红烧肉说：尝尝吧，这是韵玲给我烧的营养品。”（见陆友：《充满乐感的人——忆冼星海同志》，参看《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 从上海来的周扬，起初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后又当了鲁艺副院长。何其芳、沙汀、舒群、严文井、周立波都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后来，舒群、何其芳都当过文学系主任，张庚是戏剧系主任，吕骥是音乐系主任。 李焕之在《向往与追求》一文中回忆了他于1938年8月4日初进鲁艺时的情况： “窑洞，多么别致的集体宿舍，班长把我安排在靠窗的第一个床位上。我没有被子，只有一条线毯，那还是离开香港时朋友张廖之送我的，它陪伴了我北上的旅程。好在八月的气候还很热，但夜里就有点凉了。我把一块黄斜纹布当床单，把书和衣服当枕头。吃过午饭，天气好极了，明亮而炎热的太阳晒满了窑洞门前的空地。同学们都纷纷上炕睡午觉，我在南方生活惯了，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于是抱着普劳特的《和声学》坐到窑洞前有阴凉的地方，准备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但是，赤日炎炎正好眠，看来在北方生活，不午睡是不行的。” 杜粹远在《忆鲁艺》一文中写道：“我1938年9月2日由陕北公学考入鲁艺二期音乐系。对于我这个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的幼稚的中学生，一切都新鲜。我们的生活很简朴，每人一块小木板可以做桌子，又可以当凳子。上大课或开全院大会，我们就坐在小木板上听课，有时还拿着砖头垫高坐，或干脆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听课。吃饭就用茶缸；在会餐时，洗脸盆还是用来盛肉菜的大餐具。每月一块多钱的津贴费，买些日用品。有时大家凑钱到各机关合作社的饭馆去会餐解馋。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而且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我们欢乐的歌声。早晨上操，我们练习爬山，谁先登上山头，就为下边的同志加油。谁生病，厨房就做病号饭，做碗面条，煮个荷包蛋。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革命大家庭中。” 1939年初，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鲁艺全校教职员工上山开荒。身体不好的同志留下干轻活……后来，劳动生产的门类扩大了，就不让女同志做重体力，组织女同志织毛衣、纺线，最快的一天可织一条毛裤，纺四两一等线。 延安平地少，蔬菜种的不多，做不到一天一人一斤菜，就采野菜补充。 延安的冬季是很冷的，白天学习室里有盆炭火倒还可以；但由于一天只发一斤多木炭，晚上必须熄火，一到夜里，盆、罐的水都结成冰块。我们虽然睡的是炕，但不能烧火，凉炕越睡越冷，所以一入冬就必须打草垫子才行。大家在附近山坡上打草，忙了半天，割回很少的蒿草。蒿草不如茅草暖和，很多同学拿了刀和绳子去，看到了好大一片茅草地，草又高又密，……每个炕上铺一层厚厚软软的草，晚上大家睡了一个香甜的觉。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3）
1940年深秋，学校组织人员上山烧炭，延安冬天取暖主要靠木炭，需要抽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去完成这个任务。上山烧木炭很艰苦，要在山上居住，饮食、交通都很不方便，再加上缺少结实耐磨的衣服和鞋，有的连袜子都没有（引自丁炬《对徐徐同志的回忆与思念》一文）。 解放战争时期（1945—１９48）的供给制 接近抗战胜利时，各根据地都拟订了比较完善的供给制度，规定： （1） 衣着方面，供给单、棉、衬衣和鞋袜，以至毛衣、大衣； （2） 伙食方面，供给粮、菜、油、盐、肉、炭。这就基本上达到了“温、饱”的生存保障。 （3） 日常生活用品方面，供给牙刷、精盐、肥皂、草帽，学习用的笔、墨、纸张、书报。 （4） 病号除免费治疗或入休养所外，还发给营养补助。年老体弱的发给保健费。 女同志生育，除发给生育费外，还提高其伙食标准。对于女干部所生婴儿则发给衣被所需的布及棉花，还规定发给奶费；需要请人照顾的，发给保姆费或免费住托儿所、幼儿园；幼儿达到入学年龄，可以免费入学，生活费用全由公家负责。革命军人及工作人员的家属，凡在解放区内居住而又不能生产自给的，当地负责组织群众代耕；随同干部同居的，则帮助安排适当的工作或组织生产，生活困难时，给予适当的补助。 在供给标准上，也因工作上和实际生活上的需要，由没有差别而逐渐有所差别，如一些负责同志吃中、小灶伙食，电台人员发夜餐费，对老弱妇孺伤病员的伙食、津贴从优，发给技术人员较高的津贴等。 晋绥边区的供给标准 1944年9月19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颁发的供给标准为： （1） 口粮（每人每天）：军队系统小米1斤8两（750克）；政、民系统的干部小米1斤6两（克）；交通员、战士等小米1斤8两。 （2） 伙食（菜金，每人每月）：大灶肉2斤，油15两（克），盐1斤，菜45斤，炭45斤（烧木炭者加倍）；小灶肉4斤，油1斤8两，盐2斤，菜45斤，炭75斤（烧木炭者加倍）。 （3） 政、民系统津贴（每人每月）：行署正副主任小米3斗（每斗26斤，共39公斤），临时参政会正副议长、驻会委员、行政委员小米2斗。专署专员、行署处长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发本币，专员、行署处长津贴25元，县长、专署行署科长等20元，区长、县政府科长等15元，战士、班长等5元。 （4） 妇女卫生费：女干部生育时，除统筹部分发给标准布1匹、棉花2斤外，由各所在机关自给鸡3只、红糖斤（750克）、鸡蛋60个、麻纸300张（双生子除布、棉花外，其余加倍发给），并在产前一个月、产后一个月，享有小灶标准待遇。 新四军的供给标准 1945年1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规定的供给标准，例举主要项目如下—— 口粮（每人每天） 机关人员白米1斤8两（750克）；部队人员白米1斤10两（克）；机炮部队、军工厂人员、教导队、海防队白米1斤12两（875克）。 伙食费（口粮在外） 菜金：兵团每人每天蔬菜2斤，油5钱（克），盐5钱，柴斤，烧茶、洗澡、洗脚、洗衣服用柴1斤，也就是每人每月食油、食盐各15两（克）不到1斤（旧秤1斤＝16两），折价开支。 肉金：主力兵团每人每月肉1斤，按市价实报实销。并规定每月1日、16日集体购食，非特殊情形者不得发现钱。地方兵团主力每人每月肉12两（375克），区常备队以下斤。 津贴费 普通津贴：主力兵团每人每月按20斤米定价发给，地方兵团主力按10斤、区常备队以下按6斤发给，并规定每月25日发（每斤米约合今人民币元）。 肥皂：４至９月每月一块，其他各月每月半块。此外，妇女每月草纸50张。 干部保健：排以上干部实行普通保健，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