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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信说，加快有可能，但要加大预算。
沃尔芬森追问：“能否加快速度但不增加预算？”
姆信没有回答，却只用眼睛看着我。我说：“我不是行家，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不过信息化很贵，一分钱一分货，我们在工作中将尝试着加快进度，每半年向你汇报一次。”
随后，我们进入计划的实施阶段。
姆信提出的信息化方案实在非常的新奇，银行内绝大多数人都不熟悉，为了有效推进规划的实施，关于计划内的每一个专项，我都指定了试点单位，由不同的副行长具体负责。为了把60多套系统和100套数据库连接在一起，我们引入了德国SAP公司的系统，并要求他们在程序方面进行改进，以适合世行的需要。
反对声还是从四处冒了出来。为了建设新的数据支持平台，就要把以往所有的信息进行转移，这涉及到几千万个数据处理，必须动员全行的每个人都投入其中，更要命的是，在信息转移过程中，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因为牵动的人员太多，行内噪声四起，不少人觉得投入太庞大，影响了正常的业务进行，得不偿失。
我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为此，我召集了（哪些人）组建了一个“战时指挥部”，每天下午5点大家准时在我办公室碰头，即时了解最新情况，处理应急事宜，这种近乎战时的状态持续了整整三个月。
不但基层反弹声浪持续，在高级管理层也有很多人对新的实施办法很不习惯。单是一个细节就让他们受不了：在此之前，局长、行长们的差旅报销都是交给秘书办理，新办法却要自己上网填写。这几乎是触及了世行的某种“官僚文化”，反对和反抗的声音不断传到我这里。我一度本能的问道，“为什么在其他公司，这似乎并非是个大问题，而在世行却遭到了集体的抵制？”
我知道，我必须改变――而且一定能够改变这种习惯。但是，如果在这一点上长时间的纠缠，势必影响到整个信息系统的推进，为此，我不得不做出妥协，为每个局级单位增加一个处理报销事务的临时人员，单这一项，全行就增加了200个人，每年新增加开支1000万美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总算保证了改革的继续推进。
在世行这样庞大的机构中，最最困难的是改变人们的工作习惯，信息系统所要对付的却正是这一点，我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不能妥协，必须保持改革的持续推进。我是一个有目标感和方向感的人，我和姆信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也不会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阻挡我们的项目向着标准点推进。
要提一句的是，信息系统实施一年后，自己填写报销清单被广泛接受，再也没有局长或行长觉得这样一件小事情有什么“丢面子”的。变化真是这样一种奇妙的过程。
系统建设到1998年冬天，项目的开支比原定预算超出了4000万美元，沃尔芬森很着急，老是追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再请有关咨询专家进行调研，了解其他大公司的同类预算管理是如何控制的，我被告知，在信息化改造中，80％左右的公司都存在超支的问题。
沃尔芬森怀疑我们是否搞错了。我只好请有关专家向他专门解释。他听了专门汇报后，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能理解，但我还是希望世行是20％的那部分。”
专家向他提建议：“信息化的效果是长期而间接的，进行到一半时，决策人绝对不能眨眼，也绝对不能失去信心。”
行长当然听懂了他们的意见，他把身子转向我，说：“我不会眨眼的。但我还是要你让世行成为那20％中的一员。”
。。
信息系统：哈佛把它写进案例库（3）
我被逼到了绝路上。会议后，我和姆信一起重新规划预算管理，在保证系统质量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地控制开支。奇迹还是发生了，世行的信息系统最终没有超支。
1999年，世行租用三颗卫星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一张信息大网终于编织成了。
这一年底，“千年虫”【注解】事件成为一个国际性难题，雏形初成的信息网络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的考验，大家都没有把握。1999年最后一天的晚上，为了准备应付“千年虫”，所有IT人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值班，我们专门设立了监控中心。
晚上10点，我从郊外的家里赶到市中心的办公室。我和姆信并肩站在一起，死死地看着时针一格一格地向前移动、移动，12点――千年到了，四周安静得象到了世界末日。
负责主机的工程师冲了进来，大声嚷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和姆信击掌相笑。
从那之后，几乎成为了一个习惯，每年的最后一天，我都会去拜访信息系统的指挥中心。那里有一面巨大的平板玻璃，透过它，能看见指示灯持续的闪烁，这表明联系全世界的电讯系统正在忙碌地工作着。
到2001年，世行的信息网络覆盖了100多个国家，支持着1·6万台电脑同步运转，不管是非洲沙漠、南亚平原、中亚山区或中国的丘陵地带，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能在任何时候与总部联系，搜索到银行所有的信息。这与四年前，我在非洲的遭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当系统初步建成之后，我又向姆信提出一个课题：我们今后该如何发展？
姆信的看法是：未来的重点不应该是更新和扩大，而是回收所做的投资，更好的挖掘体系内的潜力，更好的利用已有设备为业务服务。他进而提出了2002――2006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其核心是：
―― 利用信息计划支持权利和人员下放；
―― 逐渐收回投入成本；
―― 利用信息系统改进风险管理
―― 利用信息系统推进业务程序的简化
―― 促进会员国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第一个阶段是投资和建立平台，下一个五年是如何在平台上跳舞。”这是姆信新计划的核心。我看着他的方案，再一次暗暗庆幸，当初真是没有选错人。【哈佛案例中，也有一张表格】。
从2000年到现在，世行的信息化工作，一直受到广泛好评。在所有的国际组织，甚至与很多私人公司相比，世行的这一系统也是非常先进的，它让世行这只曾经的“泥足大象”变得灵敏起来，通过一个先进的信息系统，促使世行向一个学习型企业转变。有媒体评论说，“只有在世行这样的公共机构才能做到如此的信息和知识共享，私人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
2003年11月，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华伦（Wanen）教授把世行的信息化改造写成案例，编入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库，华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公司信息管理专家，他将这个案例当成他教学中最好的五个信息案例之一。
在这个编号为“N9…304…055”的哈佛案例中，华伦教授写道：利用信息为业务服务，促进业务工作，世行是一个样板，它远远地走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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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当日：紧急疏散7000人（1）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中突然划过一个念头：这次袭击对于一家全球性发展金融机构来说，会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我竟不敢深想。
世行每天有三千多人在全球各个国家工作，其中包括住在100多个国家的2800多人和每天坐飞机穿梭在太平洋、大西洋、加勒比海上空的几百人。几十年来，世行形成了一套对付、处置各种应急事件的程序和做法，有的国家发生军事政变，有的出现民事###，有的涉及飞机、轮船、汽车等重大事故，也有处理日常犯罪的事务（交通、被盗、医疗急送）。在世行50多年的历史中，尽管有那么多人在上百个国家作业，每天有上千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各地奔波，但是几乎没有出现过大的恶性事故。
在这些年里，尤其是冲突和灾难众多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数时期，世界银行采用了不断加强的综合性应对体系来防护和处理这些危机。例如，每隔一定的时期，各个国家的办事处都会有应对灾难的演习。在很多局势不稳定的地区，当我们的职员进入那些没有固定的电话线路或手机不通的乡村时，都被要求带上卫星电话。
所有这一切，都把注意力放在华盛顿总部之外，总部更多的是考虑防火防盗。因此，2001年9月11日，当本·拉登的袭击突然降临美国本土的时候，我们跟所有的美国人民和机构一样，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世界银行地处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离最可能的攻击目标――白宫只隔两个街道，不到一公里。
9．11，世行经历了创建以来最惊慌的一幕。
所有的一切都太突然，太出乎意料。
那天上午9点，跟往常一样，执委会开碰头会，这是例行的三十分钟。突然，门被推开，沃尔芬森的秘书喊到：“世贸大楼被撞了！”我们立即打开电视，看到正在直播的画面：整幢大楼浓烟滚滚。我们都惊讶的想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秘书一直在不停地絮叨说是有架飞机撞进了大楼，我们还都认为那不过是场意外而已。
接着，又看见另一架飞机撞了进去，在方形大楼的中部冒出了个大火球。直到那时，我们还没意识到是恐怖袭击，只是觉得奇怪，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叫了起来，这会不会是有意的攻击？但是还没有人用恐怖主义的字眼。
秘书给我送条子，保安部门来电话要汇报。我要求把电话接到会议室。
值班保安经理的声音十分紧张――他曾是美国国务院的保安局副局长：又一架飞机撞入了五角大楼，还有另一架正飞向白宫。
这不正是我们所在的方向吗——我们就在白宫的隔壁。
从我们的窗口可以看得到五角大楼。当大家往窗外看时，五角大楼上空已经冒出了黑色的浓烟。
还有一架飞机正朝白宫方向飞来！真的吗？！
瞬时，与会的人全部紧张了起来。行长说，我们要赶紧撤离。
我是银行危机管理领导小组的组长。行长要求我立即启动危机管理程序。
那时，局面已经开始混乱了，尤其是在外面的大街上。从窗口看出去，人们已经在街道上四处乱跑。我们的大楼内也是如此，员工们急着涌向电梯和消防楼梯。
我告诫自己，这时候不应该慌张。我需要履行领导的职责。
我在和行长协商后，立即和危机管理领导小组成员通了话，指示他们三项事务：
―― 除非有新的进一步的通知，所有人员必须迅速撤离大楼。
―― 通知所有国家办事处人员，让他们在当地加紧安全措施。
―― 检查旅行记录，看是否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撞楼的飞机上。
紧接着，行长冲进了大楼的广播室，通过大广播，要求大家立即离开大楼。
由于人员集中，楼道全部挤满了慌张不堪的人们。我要求保安在每个楼层仔细检查，以确保没有员工滞留。行长在广播里一遍一遍地通知，人们离开后，不要马上回来，等待通知。
接着，行长和我都到一层的保安调度中心，巡视周边的情况和收听电视台的报道。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是有组织的恐怖行动，而且在短期内看来不会立即结束。
我通知保安经理，马上启动电话联络网，并给全银行的职员发了Email，发出了立即回家，等待通知的命令。
11点，保安报告说，所有职员已离开银行。
我去看望行长，他和秘书在办公室里。我向他报告了已经采取的和将要采取的措施，他感叹到：“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现在真变的不认识了！”
他点燃一根雪茄，并给了我一支——在和他相处的10年里，这可是我第二次看他在这里抽烟。
我感到有点累了。在那个禁烟的房间里我们默默的抽着烟，相顾无言，却彼此感到了一丝慰籍。此时是上午十一点半，原来人声鼎沸的房间忽然间变得空荡荡的，一切都如梦幻般的诡异。
就在那一刻，我的心中突然划过一个念头：这次袭击对于一个全球性发展机构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竟不敢深想。
我和行长分手了。我们约定用电话保持联络，等到形势明朗了，在决定什么时候恢复办公。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和全世界的人一样被深深地笼罩在袭击造成的恐惧和不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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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当日：紧急疏散7000人（2）
然而，让我们稍感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局面下，世行的安全/紧急应对体系表现出色。二十分钟之内，将7000多人从世行的四座办公大楼疏散，没有一例伤亡，没有任何员工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全银行都迅速的警觉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