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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的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的生活补助标准。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1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中国有多少贸易投资可以重来（1）
在全球金融危机急转直下的关键时刻，我国政府毅然决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稳定国内资产市场，刺激内部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特别是4万亿元（中央财政118万亿，地方财政283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曾让全球股市为之一振，为中国领导人出席二十国领导人全球金融和世界经济峰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峰会上一大亮点，受到广泛赞誉。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能否真正实现“重调整、重民生”，并最终实现以国内需求驱动为基石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跳出“依靠外贸和投资（特别是机场、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拉动GDP规模”的框框。
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社会危机
如前文所述，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各国经济，特别是开放的小经济体，都会受到冲击。然而，具有硕大国内市场的中国实体经济也遭受如此大的冲击的确是始料未及的。国际社会曾经提出的“脱钩论”，一厢情愿地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风景这边独好”，但现实却是残酷的。我国股票市场大幅下跌后使得投资者失去了信心，外贸企业连锁倒闭使得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农村，资源类产品因需求减少而大量积压，房地产市场岌岌可危，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最大潜在风险。*总理鼓励人民，信心可以改变一切。反之，信心匮乏将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造成较大冲击。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多，有专家认为，中国必须保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从而有效解决就业。若经济增长滑入8％以下，特别是对因企业倒闭导致的具有相同背景的农民工大量返乡不能妥善处理，则可能转变为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
依靠外贸的政策空间遭质疑
面对外部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为什么如此脆弱？究其原因，仍然是老生常谈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粗放、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依靠低附加值数量堆砌来实现GDP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积累。中国外贸企业经历30年改革开放后，当前仍然维持着低附加值加工状况，有些外贸企业盈利主要来源于出口退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非常低。为缓解外贸企业的经营困境，我国政府提高了3770种出口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279％）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退税率，以期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克服经营困难健康发展，以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
我国政府的上述做法遭到英国《金融时报》的质疑，认为如此大范围提高出口产品退税标志着政策上的倒退，并指出中国应当集中力量推动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更何况，面对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特别是美国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新一届政府由*党执政，这使得未来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更进一步抬头，我国依靠进出口实现经济发展的空间将越来越受到挤压。
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难以实现“重调整、重民生”
中国的确需要调整经济结构了！这也是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不同于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国所采取的措施。本次经济刺激方案的目标是“重调整、重民生、保增长”，致力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提高居民的福祉、改善其未来预期以鼓励消费，从而最终实现以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为主的国内需求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有多少贸易投资可以重来（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披露了“4万亿”投资的具体构成，近一半投资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总额18万亿元；用于地震重灾区的恢复重建投资1万亿元；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元；此外，生态环境3500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元，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元，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元。由此可见，这4万亿元特别是2008年四季度增加安排的1000亿元中央投资，更多地倾向于机场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城铁和高铁建设等大型基础设施投资，而民生工程和环保工程投资相对较少。
不过，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特别是对拉动GDP发挥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难以有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基于挤出效应，大量资金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民生工程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事实上，大型基础设施在当前并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速公路、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备。不少中小城市的机场建设都是出于地方政府的攀比心理，是形象工程，真正能够盈利的并不多。至于铁路运输，客运运输高峰主要发生在春节等节假日，经过铁路提速后，铁路运输在平常时期基本能够满足需求。铁路货运能力短缺与前几年经济过热有关，在经济步入常规后会得到有效缓解。
当前我国极度缺乏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村公路、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小型发电站等直接关系广大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更缺乏自主创业的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我国农村缺乏基础设施是引发一系列中国特有现象的根源，广大农民涌向城市，小城市居民涌向大城市，从而造成城市中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卫生、住房市场在内的各种压力。例如，缺乏交通基础设施，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作物难以转变成商品，农民收入难以提高，进而迫使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
由此看来，4万亿元资金中的大部分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对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民生的作用还有待观察。
有关“重调整、重民生”措施的设想
制约中国消费的重要因素是生存压力。在我国孝道文化传统中，为子女存钱贯穿人的一生，此所谓“老吾老，幼吾幼”，孩子和老人属于每个家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难以“及他老，及他幼”，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着百姓的生活状况。因此，为了确保孩子和老人的生活质量，存钱成为了一种习惯。“子不教，父之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子女培养和教育是头等大事，在广大农村也有“再穷不能穷孩子”的说法，这是所有父母必须优先保障的。正因为父母往往倾其所有培养孩子读书，所以一些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毕业便失业所产生的社会冲击会非常大。反过来，父母出于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又会继续为其储蓄。待孩子成家立业后，父母又为了减轻孩子负担，为自己存钱防老。实际上，在中国，因病致贫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一些中产阶级（也就是高薪族）也会因为生病、失业而导致生活困难。在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居安思危的意识使得我国居民存钱防病、存钱防一切意外，这是人之常情。
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大国（按调整后的2007年数据，已经排在第三位），有实力为民生做出巨大努力。当务之急则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下大力气，加大投入，致力于改善居民生存现状，彻底扭转居民恐惧心理，让他们敢于消费、乐于消费。鉴于“孩子是一切”的普遍心理，当下不妨从孩子的事情抓起，致力于建立“儿童工程”，让所有的孩子都属于“国家”，无论孩子出生在何处，都不会因为他的家庭状况而影响其最基本的生存和受教育。为此，我国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政策，确保所有儿童都一样拥有最基本的卫生医疗保障和受教育保障。也就是说，让所有儿童享受平等的起跑线，免费读书，免费看病，免费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与机场、高铁仅服务于高收入阶层相比，“儿童工程”是一件惠及所有家庭、深得民心之举，必然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若“儿童工程”得以落实，不仅可以大大消除父母的消费顾虑，而且可以极大增强人民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即便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遭遇挫折，也不会出现过激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实施“儿童工程”，可以解开束缚居民消费的桎梏，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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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瞬间逆转始料未及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伴随着金融创新，经济虚拟化不断向纵深发展。所谓经济虚拟化，是指资本以脱离实际经济的价值形态，按照自身的规律独立运动，以获取价值增值所形成的经济活动。虚拟资本是经济虚拟化实现的载体，它是以实际资本为基础，又与实际经济不断分离的各种权益凭证。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实际资本本身有价值，并可以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不同的资本职能创造剩余价值；虚拟资本本身并没有价值，只不过是资本所有权的证书，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资本职能，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却可以瓜分剩余价值。虚拟资本瓜分剩余价值，不再是殖民时代*裸的掠夺和剥削，而是以“资本收益”甚至是“技术收益”的形式“合理”地拿走它们“应得”的部分。张宇燕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02页
经济虚拟化的目的是通过产权交易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产权本身不仅能够明确界定，而且能够成为交易对象，实现自由流通。李扬，王国刚主编资本市场导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信用是未来支付的承诺彼得 S罗斯著商业银行管理（中译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产权的界定和交易是以信用为基础的。随着产权交易的发展，一方面，信用已经由作为产权交易的保证，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商品，促使信用本身也成为交易对象，并在交易过程中不断扩张、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作为虚拟经济的伴生物，风险在虚拟资本独立于实际经济而运行时便应运而生。风险的介入，使得人们在实现信用交易的同时也在进行风险交易。因此，经济虚拟化的实质是信用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秦月星虚拟经济下货币需求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这种信用无需成本，无需交换实物，可以随时转换，在事实上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
流动性具有内生性和顺周期特征。这是因为，虚拟资本价值增值中的一部分（股息和利息）是受实际经济过程制约的，而另一部分（价格差价收入）则取决于信用支持和货币供给。Bennett； J？A & Young； L；“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 Equilibrium with Heterogeneous Tast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1999。在一个崇尚凯恩斯“选美标准”的社会，以信用为基础的流动性在“博傻游戏”中具有天然的顺周期性。大多数投资者都追求价差收入，而这一目标在虚拟资本价格上升时才能实现。当价格过度上涨时，便会出现价格向价值回归，这又会造成虚拟资本价格大幅度下跌。因此，经济虚拟化所内含的流动性的内生性和顺周期性，极易导致资产市场大起大落，其本身就隐藏着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实际上，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全球流动性处于过剩状态。正如第一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