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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5）
表8。大国的兵员（1816—1880年）
甚至在欧洲以外英国优先部署其部队的地方，像印度等地的军政官员，由于他们控制了广袤的领土，也几乎一直抱怨他们指挥的兵力不足。不管这个帝国在世界地图上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地方的官员却深知它是在惨淡经营。但这一切不过说明，到19世纪初期和中期，英国是另一种大国，它的影响不能用军事霸权的传统标准去衡量。它的强大，表现在其他某些领域，英国人认为它们远比一支庞大而又花钱的常备陆军更有价值。
其中第一个是海军领域。当然，在1815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一般地说皇家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力量。但是那种制海权常常要争夺，特别是要与波旁家族诸强争夺。特拉法尔加之战后的80年，突出的特征是，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或联合起来的几个国家，能够严重地对英国的海上控制进行挑战了。不错，偶尔还有“恐”法病；海军部也密切地注意着俄国的造船计划和美国建造大型快速帆船的活动。但每一个这种可以觉察到的挑战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英国的海上力量发挥“比在以往诸海上帝国史中可以看到的更加广泛的影响”（劳埃德教授之言）。尽管皇家海军的数量在1815年以后稳步减少，但它的实际战斗力有时很可能与仅次于它的3支或4支海军一样强大。它的主要舰队，至少在欧洲的边缘，是欧洲政治的一个因素。为了保护葡萄牙君主国免遭国内外的危险，舰队停泊在塔古斯河；它决定性地在地中海使用海军（在1816年对付阿尔及尔的海盗，1827年在纳瓦里诺击溃土耳其舰队，1840年在阿克里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每当“东方问题尖锐化”时，它就老谋深算地派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前。凡此种种都表现了英国的海上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但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心中仍占有分量。在欧洲以外，较小的皇家海军舰队，甚或个别的战舰进行所有的活动：镇压海盗，拦截贩奴船只，运送陆战队登陆，威慑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地方当权者。在那些地方，看来其影响甚至更是决定性的。
英国势力的第二个重要的领域，表现在它的日益扩大的殖民地帝国上。在这方面，总的形势又远远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具有竞争性，那时英国不得不再三地为其帝国而同西班牙、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交战。这时，除了对法国在太平洋的移动或俄国在土耳其斯坦的蚕食行动感到惊慌外，就没有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了。因此，在1815—1880年期间，英国经常存在于一种实力…政治的真空之中，这很难说是夸张之词，这也是殖民军队能够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的原因。不错，英国帝国主义有局限性和一些问题，还有西半球的扩张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及东半球的法国和俄国。但是，长期以来在热带的许多地方，除土著民族外，英国的利益集团（商人、种植园主、探险者和传教士）几乎碰不到其他外国人。
这种相对的缺乏外界压力的情况，加上国内放任的自由主义的兴起，使许多评论家坚决认为没有必要去攫取殖民地，此举不过是挂在负担过重的英国纳税者脖子上的一套“磨石”。可是，不管英国国内反帝国主义的言论是多么动听，事实是帝国继续发展，在1815—1865年期间，年平均扩张速度约为10万平方英里。有些地方是为战略和商业而攫取的，像新加坡、亚丁、福克兰群岛、香港和拉各斯；其他地方则是白人殖民者对土地贪得无厌的结果，他们穿越南非的草原、加拿大的草原和澳大利亚人烟稀少的内地。他们的扩张通常激起当地人的反抗，以致英国或英属印度常常不得不派军队去镇压。即使为日益增加的新责任所苦的本国政府反对正式吞并，从乌拉圭到利凡特，从刚果到长江，人们仍能感觉得到一个扩张中的英国社会的“非正式的影响”。与法国的时断时续的殖民活动及美国人和俄国人的更局部性的内部殖民相比，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英国人作为帝国主义者来说，是自成一类的。
显示英国与众不同和国力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财政领域上。诚然，这个因素是不可能脱离国家总的工商业进步的；必须用金钱给产业革命加油，而产业革命则以投资收益的形式转过来又创造更多的金钱。前一章已经谈到，英国政府早就知道怎样去利用它的银行信贷和股票市场。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财政领域的发展，不论在质的方面，或是在量的方面，都与以前的发展不同。乍一看来，量的差别引人注目。长期的和平以及在联合王国国内容易取得资本的事实，再加上全国金融体制的改进，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刺激英国人向国外投资：在滑铁卢之战后的10年中每年约输出600万英镑；到19世纪中叶已上升到一年3 000万英镑以上；在1870—1875年期间，一年上升到惊人的7 500万英镑。结果，英国从这类利息和红利中取得的收入，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每年能不费劲地达到8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5 000万英镑。但大部分收入很快再向海外投资，实际上就像上升的螺旋形，这样不但使英国愈来愈富，而且不断地推动全球的贸易和交通。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6）
大量输出资本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重要的。首先，海外投资的收益大大地缩小了英国一直承受的可见商品贸易的缺口。在这一方面，投资收入增加了来自航运、保险、银行业务、商品交易等方面已经相当可观的无形收益。这些收益合在一起，不但确保英国决不会发生收支平衡的危机，而且英国在国内外变得愈来愈富了。第二，英国的经济起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的作用，吞进大量原料和食品，吐出大量的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与这类有形的贸易相媲美并补充其不足的是航运网络、保险机制和银行联系纽带。在19世纪的过程中，这些业务从伦敦（尤为突出）、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其他许多城市向外扩大。
由于英国国内市场的开放性和伦敦愿意把海外收入向从佐治亚直到昆士兰的新的铁路、港口、公用事业和农业企业进行再投资，在可见的贸易交流和投资类型之间存在着一种总的互补性［7］。除此之外，还有对金本位的日益接受和以向伦敦兑取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交换和支付机制的发展，所以以下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相信，通过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他们已发现了既保证欣欣向荣、又保证称霸世界的秘密。虽然有许多人——托利党的保护主义者、东方的专制君主——似乎仍过于迟钝而不承认这个真理，但经过这段时期，每个人肯定都会认识到放任主义经济学和政府的功利主义准则的基本有效性。
虽然这一切从短期来看使英国人比以往更富有，但从长期看，这是否也包含了战略上的危险因素？通过明智的回顾，人们至少能发现这些结构经济变化的两个后果在以后将影响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第一个是这个国家正在为其他国家的长期扩展做出贡献——既通过不断地投入资金以建立和发展外国的工农业，又通过建造铁路、港口和轮船而使海外生产者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与自己的产品进行竞争。
在这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蒸汽动力、制造业、铁路及后来的电力的来临，能使英国克服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力量，这些发明也帮助了美国、俄国，尤其是中欧，因为对内陆的发展而言，潜在的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要大得多。用浅显的话来说，工业化所做的，就是使利用一个国家本地资源的机会均等，从而扩展了迄今由较小的那些海军兼商业的边缘国家所享受的优势，而把这些优势转给了以陆地为基础的大国。
第二个潜在的战略性弱点在于英国的经济日益依赖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金融。到了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各项出口构成了多达1/5的国家总收入，这个比率远比沃尔波尔时代和皮特时代为高；特别是对巨大的棉纺织业来说，海外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英国从主要是农业的社会转向主要是城市…工业的社会，国外的进口，不论是原料，还是（日益增加的）食品，都变得极其重要了。在发展最快的部门——银行、保险、商品交易和海外投资等“无形”的服务业中，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尤为关键。世界是伦敦城的囊中物，在和平时期一切顺利；但如果发生另一场大国战争，局势又会怎么样呢？英国的出口市场是否会受到甚至比1809年和1811—1812年更为严重的影响？它的整个经济和国内的人口是否会变得过于依赖在冲突时期容易被切断或停止供应的进口货？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中，由于市场关闭，保险停止，国际资本的转移受阻，信贷业务被破坏，以伦敦为基地的全球银行和金融体制是否会崩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先进的英国经济可能比一个不那么“成熟”、但也较少地依赖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国家，更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由于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国际和谐和持续地欣欣向荣的主张，这些似乎是杞人忧天。最需要的是，政治家们理智行事，避免去干预其他民族争吵的蠢事。主张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争辩说，英国的工商业越是被纳入全球经济和依赖它，对采用可能会导致冲突的政策的抑制力就越大。同样，金融部门的发展会受到欢迎，因为它不但为19世纪中期的“繁荣”添加燃料，而且也显示出英国已变得多么先进和进步；即使其他国家仿效它，并且的确工业化了，它也能把它的力量转到为这种发展进行服务方面，由此甚至能获取更多的利润。用伯纳德·波特的话来说，它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成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它在经济上与众不同，但这只是因为它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由于这些繁荣昌盛的形势，对战略性弱点的担心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就像1851年在万国博览会水晶宫期间噙着骄傲的泪水高呼的金斯利那样，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宁愿相信，一切可以顺应天命：
珍妮纺纱机和铁路、丘纳德的轮船和电报对我来说……在某些方面，至少是我们与宇宙和谐相处的迹象；就像有一个威力无比的神……安排一切、创造一切的上帝在我们中间显示着征兆。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7）
因此，与在幸福之舟上的其他文明一样，英国人可以相信，他们的地位既是“天然”的，又命中注定会保持下去。也正像其他一切文明那样，他们准备承受突然的冲击。但这依然是相当长时期以后的事，在帕麦斯顿和麦考莱［8］时期，通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却是英国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点。
三 “中等强国”
在1815年以后约半个世纪里，经济和技术变化对欧洲大陆大国的相对地位的影响，却远不是那样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真正发生的工业化是在远远低于英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人们越往东走，当地经济就越具有封建和农业的性质。西欧在1790年以前，在商业和技术发展的许多方面已经接近英国，但即使在那里，20年的战争也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人口的损失、改变了的关税壁垒、提高的税赋、大西洋部分的“田园化”、海外市场和原料的丧失、取得英国最新发明的困难。这些都是全面经济增长的障碍，即使（出于特殊原因）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某些商业和地区已经繁荣起来时也是如此。如果说和平的来临意味着正常贸易的恢复，并且让大陆的企业家看到他们已经比大不列颠落后得多么远，并且已经不能产生一次突然迸发的现代化浪潮。简单地说，没有足以产生一次变化的资本、本地的需要或官方的热情；许多欧洲的商人、手工业者和手织机织布者强烈地反对采用英国技术，因为（很正确地）看到这些技术是对他们旧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结果，虽然蒸汽机、动力织机和铁路使欧洲大陆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在1815—1848年期间，经济的传统特征依然是突出的：农业生产的地位高于工业生产的地位，缺乏廉价和迅速的运输工具，消费品优先于重工业。
前面的表7显示，在17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的相对增长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只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复元的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相互结合，把国际现状冻结起来，充其量也只容许现存的秩序做小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