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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元的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相互结合，把国际现状冻结起来，充其量也只容许现存的秩序做小规模的变动。这恰恰是因为法国革命对欧洲内部的社会调整和传统的国家制度，都提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挑战，梅特涅及其保守的同僚这时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任何新的发展。一个冒全面战争风险的冒险主义外交活动，就像一个争取民族自决或争取修正宪法的运动那样令人讨厌。总的说来，政治领袖们感到，他们仅仅对付国内###、各部门利益集团的不安（许多利益集团甚至在新机器刚出现时就已感到了威胁）、城市化的成长和对行会、手工业以及前工业社会的保护性规章的初次挑战，手头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描述为“一场产生1830年起义大爆发的地方性内战以及一批直接引起的叛乱”的情况，意味着政治家们一般既无精力，也无愿望去进行可能会削弱自己政权的国外冲突。
与此有关的是，确实发生了许多军事行动，其起因正是为了保护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使其免遭革命的威胁。例如，1823年奥地利军队在皮埃蒙特粉碎了反抗，同年法国的军事力量进入西班牙，以恢复斐迪南国王原来的权力，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1848年使用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如果这些反动措施在英国舆论中愈来愈不受欢迎，那么这个国家的岛国特性意味着它也不会为了解救自由力量使之不受镇压而进行干预。至于欧洲内部的领土变动，它也只有在大国“协作体”的一致同意以后才能作出，其中有的可能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补偿。因此，在1815—1865年期间，那时大部分微妙的政治问题（比利时、希腊）国际化了，也讨厌单方面的行动，这不同于这个时期以前的拿破仑时代，也不同于以后的俾斯麦时代。这一切就给现在的国家制度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即使是靠不住的稳定。
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普鲁士的国际地位显然受了这些总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影响。虽然因取得了莱茵兰而大大地扩大了领土，这个霍亨索伦国家这时似乎远不如腓特烈大帝时期那样引人注目。只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在普鲁士的国土上终于出现了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迅猛的经济发展。对比之下，这个国家在19世纪的前半期似乎是一个工业方面的侏儒。它每年5万吨的铁产量，不但被英、法、俄3国超过，而且也少于哈布斯堡帝国。此外，莱茵兰的取得，不但在地理上分裂了普鲁士，并且在较“自由的”西部诸省与较“封建的”东部诸省之间加剧了政治分裂。在此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内的紧张形势在政治中最为突出。虽然反动势力通常占了上风，但它们对1810—1819年的改革趋势感到震惊，也被1848—1849年的革命弄得惊慌失措。甚至当军方重新把一个非常粗俗的政权强加给人民时，对国内不安定的担心使普鲁士的上层不愿去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冒险活动；相反，保守分子感到，他们需要尽量紧密地与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俄国，甚至还有奥地利）的稳定势力合为一体。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8）
普鲁士国内的政治争端因关于“德意志问题”的争论，即关于39个德意志邦最终联合的可能性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争论，而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这个争论的问题，不但可以预料会把普鲁士具有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从大部分保守分子中分离出来，而且它还涉及与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诸邦的微妙的谈判，而最重要的是，它又恢复了与哈布斯堡帝国从1814年就萨克森问题的激烈争吵以来的敌对行动。虽然普鲁士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日益重要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奥地利因受本国工业家的保护主义压力，未参加该同盟），但在这几十年中，政治优势一般掌握在维也纳手中。首先，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和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对与哈布斯堡帝国冲突后果的担心，更甚于梅特涅及其继任者施瓦岑堡对与其北方邻国冲突的后果的担心。此外，奥地利主持了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会议，它获得了许多较小的德意志邦的同情，更不用说普鲁士的旧保守分子的同情了；它看来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欧洲大国，而普鲁士不过是一个德意志大国。维也纳具有更大影响的最值得注意的迹象出现在1850年的厄尔米茨协定上，它暂时结束了它们对德意志问题优势的争夺，当时普鲁士同意遣散其军队和放弃它自己的统一计划。腓特烈·威廉四世认为，一个外交上的屈辱比一场在1848年革命以后不久的冒风险的战争更为可取，甚至像俾斯麦那样的一些民族主义者，虽然对在奥地利的要求面前后退深感刺痛，但也感到在“争霸德意志的斗争”最终解决之前，不妨少有作为。
使腓特烈·威廉在厄尔米茨屈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知道俄国的沙皇支持奥地利在“德意志问题”上的方案。从1812年直至1871年的整个时期，柏林尽力避免激怒这个东方军事巨人。思想意识和力量上的原因当然有助于为这种奉承的态度进行辩解，但它们却不能完全掩盖普鲁士的继续存在的自卑感。俄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获得了大部分波兰，更加深了这种自卑感。彼得堡对普鲁士的任何自由化行动表现出不赞成的态度。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德意志统一是一个愚蠢的空想（特别是像1848年的企图那样，由一个把皇冠送给普鲁士国王的激进的法兰克福议会来统一）。这个著名见解，以及俄国在厄尔米茨前对奥地利的支持，都显示了这种强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人们看到普鲁士政府想方设法保持中立的情况就不会惊奇了，因为它害怕与俄国交战的后果，虽然它同时也担心会失去奥地利和西方列强的尊敬。根据它的处境，普鲁士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不喜欢柏林的“动摇的政策”，普鲁士的外交人员没有获准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参加1856年的巴黎会议，直到进行了一段会议议程后才介入。从象征意义上说，它当时仍被视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与会国。
在其他领域中，普鲁士也发现自己受制于别的大国，虽然为时较短。帕麦斯顿谴责普鲁士军队进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举是使普鲁士最为担心的事，使人远为不安的是法国在1830年，又在1840年，最后在19世纪60年代对莱茵兰的潜在威胁。所有这些紧张时期不过是证实了与维也纳的争吵和从彼得堡偶尔发出的咆哮声已经给人的联想：在19世纪的上半叶，普鲁士在大国中是最差的，它在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一一地被强邻所超过，被国内的和德意志内部的问题所困扰，根本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鉴于普鲁士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看来这个评价也许过于苛刻，因为：它的教育制度，从教区学校直到大学，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它的行政制度相当有效率；它的军队和令人生畏的总参谋部，很早就在研究战术和战略的改革，特别是“铁路和来复枪”的军事含意的改革。但是事实是，要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之间的内部政治危机得到克服，上层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来代替摇摆不定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及普鲁士的工业基础得到发展以后，这种潜力才能被利用。因此，只有到1860年以后，这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家才能从近乎二等大国的地位脱颖而出。
可是，与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战略上的弱点是相对的。与南面的哈布斯堡帝国相比，普鲁士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令人气馁。如果说在1648—1815年期间人们看到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兴起”和把“自己树立起来”，那么这种扩张并没有消除维也纳在致力于发挥大国作用时努力要克服的困难。相反，1815年的解决办法却把这些困难作了调和，至少从较长期的角度看是如此。例如，奥地利人常与拿破仑交战并取得胜利，这个事实意味着1814—1815年谈判期间进行的边界总调整中，他们需要“补偿”；虽然哈布斯堡人明智地同意从荷兰南部、德意志西南部和波兰部分地区撤出，却在意大利的大规模扩张和在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树立的领导作用中取得了补偿。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9）
根据欧洲平衡的总的理论，特别是根据英国评论家和梅特涅本人偏爱的那些理论形式，奥地利力量的重振是值得称道的。哈布斯堡帝国，横跨欧洲，从意大利北部平原直至加利西亚，它充当着平衡的中心支点，在西欧和意大利抑制了法国的野心，与“大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和普鲁士扩张主义者针锋相对而维持了德意志的现状，构成了阻止俄国对巴尔干半岛渗透的屏障。上述的每一项任务的确得到了至少一个大国的支持（这要取决于各项任务的背景）；但哈布斯堡帝国在这盘复杂的、五人下的围攻棋王的棋局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只是因为，它似乎是冻结1815年解决办法的最大获益国，而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迟早要求某些变动，英国人则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愈来愈感到在战略上和思想意识上没有理由去支持梅特涅，最后就不大愿意援助奥地利的维持现存秩序的一切努力。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1815年以后几十年在欧洲出现的全面和平，的确主要是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位和作用的缘故。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当它不能再从其他大国取得军事支持去维持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现状时，它就被赶出了那两个战场。1900年以后，当它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时，一场继承的大战——对欧洲的平衡具有致命的含意——就不可避免了。
只要保守的欧洲大国在维持原状时联合起来反对法国的复苏，或者总的说来反对“革命”，哈布斯堡的这一弱点就可以得到掩盖。通过呼吁神圣同盟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梅特涅通常能得到俄国和普鲁士支持的保证，两国转而容许他放手安排对任何自由主义者骚乱的干涉——不论是通过派奥地利部队去镇压1821年的那不勒斯起义，或是容许法国在西班牙采取支持波旁政权的军事行动，或是通过特意的安排，把反动的卡尔斯巴德法令（1819年）硬塞给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上述情况十分相似，哈布斯堡帝国与彼得堡和柏林的关系还得益于镇压波兰民族主义的共同的利益，对俄国政府来说，波兰民族主义是远比希腊或海峡问题上的分歧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加利西亚对波兰叛乱的联合镇压，1846年得到俄国和普鲁士的同意，奥地利合并克拉科夫的行动，都说明了从君主的团结中取得了利益。
但是从长期看，这个梅特涅式的战略有严重的缺陷。在19世纪的欧洲，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能够相当容易地加以抑制；每当革命发生时（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惊慌失措的中产阶级就背叛它而倒向“法律和秩序”一边。但是，被这个世纪更早期的法国革命和形形色色解放战争所激励的那些广为传布的赞成民族自决的思想和运动，却不能永远被压制；梅特涅瓦解独立运动的种种企图，不断地消耗哈布斯堡帝国的元气。由于坚决地反对任何民族独立的骚乱，奥地利很快就失去了其老盟友——英国的同情。它在意大利再三使用武力的行动，激起了所有阶级对哈布斯堡“狱吏”的反抗，这转而对几十年以后的拿破仑三世有利，当时那个野心勃勃的君主能够帮助加富尔［9］把奥地利人赶出北意大利。同样，哈布斯堡帝国出于经济原因不愿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而宪法和地理的限制又使它不可能成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这些情况使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他们于是开始谋求普鲁士的领导。甚至连通常支持维也纳镇压革命的沙皇政权，偶尔也发现自己比奥地利更容易对付民族革命：在19世纪20年代，亚历山大一世与英国合作，不顾梅特涅的一切反对去支持希腊独立的政策，便是证明。
事实是，在一个民族日益觉醒的时代，哈布斯堡帝国表现得越发不合时宜了。有人已经指出，在其他的每个大国中，
大部分公民共操同一语言，共信同一宗教。至少90％的法国人讲法语，同样比率的法国人至少在名义上信仰天主教。10个普鲁士人中有8个以上是德意志人（其余大部分为波兰人），而在德意志人中，70％是新教徒。沙皇的7 000万臣民尽管包括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少数民族（500万波兰人，350万芬兰人、埃斯特人、列特人和拉脱维亚人，300万混杂的高加索人），但仍有5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