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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种种不足，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它决心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基础。
尼克松在1971年7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认为，第五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是“西欧”。比起中、美、苏这些国家来说，西欧显然更多地具有地理上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就因人而异——西欧可以是指在俄国控制势力范围以外的所有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也可以是指最初的（或者扩大以后的）欧洲共同体国家（它们至少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机构）；它还常用来代指那些老牌的强国（英、法、德、意）。如果美国国务院要实行一项新的对苏政策或中东政策，它就不能不同这些国家协商而自行其是。由于近代以来，英国人一般认为，“欧洲”起始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所以，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概念在语义上含糊不清的可能性；更何况还有许多主张欧洲一体化的欧洲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把1945年以后欧洲大陆的分裂看作不过是一种暂时状态，主张将来把两边的国家组织成一个大联邦。因此，从政治和法规上说，使用“欧洲”或“西欧”一词来表达超出词义和含混的人文地理概念本身的含义，是有困难的。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0）
从经济角度上看，欧洲各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基本相似，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高速度持续增长。到1949—195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恢复到了它们战前的生产水平，其中一些国家（主要是战时的中立国）的生产还明显超过了战前水平。紧接着，欧洲的工业产量逐年增加，出口额空前增长，就业相当充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与投资金额创历史的高水平，其结果是使欧洲成为除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1950—1970年间，欧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人均产值增长，而相应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与3％。工业的增长率还要高些，达，相比之下，世界增长率仅为。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欧洲的人均产值几乎相当于1950年的倍。极其有趣的是，这种增长的趋势遍及整个欧洲，包括西北欧这个工业中心、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国家，连一向发展缓慢的英国经济，此时也以几十年前从未有过的速度快步向前发展。20世纪初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下降了的地位很快得到了回升。“1950—1970年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增加到41％；而工业产值增长更大，从39％增至48％。”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和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承认这些数字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
促使欧洲经济复兴的原因，探究起来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饱受侵略、长期战争与外国占领之痛苦，城市、工厂、公路、铁路遭到轰炸；封锁导致食品与原材料匮乏；千百万人民应征入伍；千百万生灵惨遭涂炭。即使在战前，欧洲经济的“自然”发展也受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军国主义的阻碍。所谓“自然”经济的发展，就是随着新的能源和新的生产资料的出现，随着新的市场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推广，生产的发展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扩展。不断增高的关税壁垒曾使产品供应国与市场相隔绝。政府的补贴使低效的公司和农场主在同外国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而不是用于商业企业。因此，在这种“相互封锁、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损人利己的社会风气中，欧洲的经济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1945年以后，不仅莫内、斯佩克和哈尔斯坦等“新一代欧洲人”决心创造能免蹈覆辙的新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有心肠不错、乐于助人的美国，它愿意以合作的方式（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为欧洲的经济复兴提供财政援助。
因此，过去因战争和政治等原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经济潜力的欧洲，现在终于有机会弥补过去的不足了。欧洲大陆（无论东欧和西欧）普遍存在着重建新欧洲的决心和从20世纪30年代的愚蠢行径中吸取教训的心愿。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制定国家计划时，其重点都在于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旧的结构解体或被怀疑和否定，使革新变得更加容易。美国不仅按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被恰当地比喻为“雪中送炭”——而且在军事上还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使欧洲各国得到庇护。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非殖民化前的时期里，英、法两国确曾把巨额资金用于国防。假如没有美国的保护，它们和所有的邻国就要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军备。因为贸易壁垒少了，公司和个人便能够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发展。在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欧洲国家本身即是如此），因为它们相互间的需求更大，所以总是比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假如说，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额比其他事业的增长要快，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欧洲各国的买卖主要是在邻国之间进行的。1950年后的大约3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增长额相当于以前一个半世纪增长额的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的确令人吃惊，比如：西德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下降为1973年的；同期法国则从降为（1980年进而降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急剧增加；西德的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320美元猛增至1978年的9 131美元；意大利从1960年的638美元增为1979年的5 142美元。西德每千人的汽车拥有数量从1948年的辆增至1970年的227辆；法国则从37辆增为252辆。无论你对此作何估价，尽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实实在在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考察一下每个老牌强国所发生的变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的总增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记者们夸张地称之为“意大利奇迹”。该国国民生产总值1948年之后以3倍于战争期间的速度飞速增长，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63年才减慢下来。在此期间，除日本和西德以外，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比任何国家都快。然而，回想起来，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意大利一直属于“欧洲四强”之末，换言之，它以前从未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济潜力。意大利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荒唐的经济政策，加之美国的有力援助，企业家们利用国家规定的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和设计方面的声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出口业，特别是对共同市场的出口。意大利利用水力发电和廉价进口的石油，补偿了本国煤炭供给的不足。汽车制造业的成就则给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催化剂。由于意大利汽车需求与消费量增大，菲亚特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经久不衰，这为它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出口汽车奠定了有力基础。与此同时，制鞋业和优质服装业等传统制造业，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至60年代，意大利冰箱畅销欧洲所有国家。但是上述成功绝非毫无缺陷。意大利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依然长期存在；而且，无论城市或者乡村，各方面的社会条件都远不如北欧国家；政府不稳定；大规模的“黑市经济”；高额的财政赤字以及高于各国平均值的通货膨胀率，等等。这些都影响了里拉的价值，并且表明意大利的经济复兴是脆弱的。每当同欧洲各国的收入或工业化程度做比较，意大利总是比不上其发达的邻国，但若拿增长率做比较，情况就好得多，这又说明意大利经济的起点较低。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1）
相比之下，1945年的英国经济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至少在欧洲大国中是如此，也许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在往后40年中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缘由。也就是说，由于英国（同美国一样）没有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其增长率不可能像那些从军事铁蹄下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一样高。至于心理方面的因素，正如前面所述，英国并未被打败，它依然是“波茨坦三强”之一，并重新获得了其世界帝国的一切，这种事实使英国国民很难产生彻底改革其自身经济制度的愿望。英国战后没有建立什么新的机构，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工会、行政机构和古老的大学。虽然工党政府1945—1951年推出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但并非更加深入地对经济机构和工作态度进行重新调整。因为依然自信在世界上居于特殊的地位，英国继续依靠所猎取的殖民地市场，竭力维持英镑价值，但结果却是徒劳的。英国保留了大量的海外驻军（耗费了大量金钱），并拒绝加入欧洲统一进程。在北约国家中，其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
1945年后初期的英国，因为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的缺陷，以及它深谋远虑地从印度和巴勒斯坦撤出，一时的出口增长和在中东与非洲的帝国地位得以维持，这一切都使得它在国际和经济上的真实地位被部分地掩盖起来了。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了英国当头一棒，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疲软无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许可，英国就休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动用武力。有人可能会说，英国的衰落更是被以下做法和事实进一步掩盖了：在防务方面，1957年以后，它开始执行倚重于核威慑的政策，这要比庞大的常规力量省钱，但却仍可表明其大国地位依旧。在经济方面，英国同样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欧洲几乎是最低的，但它比以前几十年的情况总算好一些。难怪麦克米伦对英国的选民说，“你们从未有过这样好的境况！”如果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洗衣机和小汽车的数量来衡量，麦克米伦的说法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但是，与其他一些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相比，正如德国人所讥讽的那样，“英国得了‘英国病’”，即：好战的工会制度、低劣的管理、政府的“原地踏步”政策、在文化上对刻苦工作和企业家进取精神持否定态度等等混合在一起的综合症。在新的经济繁荣形势下，英国大量进口设计更为精美的欧洲产品和亚洲的廉价商品，随之导致收支失去平衡，英镑危机和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更加强烈。在不同的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价格、制定提薪法规和收紧银根等一些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这些措施很少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受到外国竞争者的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造船工业变得越加依赖于海军一家的订货；电子产品与摩托车的生产厂家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在这一趋势下，也有一些公司（如帝国化学公司）例外。伦敦商业区的金融业运作良好，零售业也依然十分发达。但是，受到侵蚀的英国工业基础却已无法挽回。1971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并未从那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引来了制造业更为激烈的竞争。北海油田也并非天赐宝物，它虽然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又使得英镑升值，损害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
经济统计数字向人们表明，的确出现了贝罗克所说的“大不列颠工业衰退的加速度”。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降为1980年的4％。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急转直下，从1955年的降为1976年的。194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西德、日本、法国一一超过了它，欧洲许多富裕的小国人均收入也纷纷超过了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可自由支配的人均收入被西德、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抛在后面，降为更加接近于地中海国家的水平。当然，英国在世界贸易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还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至于英国的地位是否应该下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则又当别论。与其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地位今后是否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也还难以预料。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经济衰退趋势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它仍然是世界第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