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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4）
第二个严重缺陷是可以充分估计到的、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鉴于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赫鲁晓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是优越的，并将有朝一日“埋葬资本主义”，看起来还有些道理。但是从那以后，形势变得越来越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担心。欧洲共同体在工业上的“半个巨人”西德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其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过苏联。小小的岛国日本也发展得如此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苏联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尽管其工业相对衰落，但在总产量和财富方面仍遥遥领先。苏联及其东欧兄弟国家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并没有消除同西欧的差距；对此，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下的人们未免有些羡慕。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面对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讯技术，只能望洋兴叹。而苏联的农业从生产率上来看也仍然同以往一样衰弱不堪：1980年，一个美国农业工人生产出的粮食足够满足65个人的需要，而它的苏联同伴生产出的粮食却只能养活8口人。这反过来又使苏联处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进口大量粮食的困境之中。
苏联本身的许多经济困难都能从它的卫星国的问题中反映出来——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同西方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也能从其卫星国强调中央计划、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这一相似的发展方针中反映出来。虽然东欧国家之间在繁荣和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仍在出现），但它们总的趋势都是早期突飞猛进，尔后日渐衰退，这使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者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苏联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农田，尽管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和南方的荒漠限制了这种努力的可能性（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当年满怀信心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变成沙尘暴发源地）。同样，广泛地开采自然资源来解决比如石油储量与使用量不相称这类问题，也冒有效率低下的风险，因为只要矿井进入冻土区，提炼成本马上就会上升。它也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工业和技术，但这只能以下列两种危险作代价：要么从国防中抽出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不论领导怎么更换，国防一直是苏联第一重点；要么从消费品生产中放血——但是在通讯条件的改善使西方的繁荣在东方人的眼中更加明显的情况下，这种调整的微小变化都是很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最后，苏联及其兄弟共产党政权可能推行一系列改革，不仅要经常地铲除贪污、打击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改革其体制，提供个人刺激，引入现实的价格机制，允许个体农业的发展，鼓励公开讨论和开发新技术方面的企业家精神，等等，就像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所巧妙实践的那样。但实施这种改革战略的困难，正如捷克1968年的经验表明的那样，“自由化”措施将把控制森严的共产党政权本身置于被怀疑的危险境地，因而在十分谨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引起了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军界的不满。由此可见，要扭转经济的相对衰落必须谨慎从事，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显著的成功不大可能。
也许唯一能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安慰的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并且正在很快地失去它在1945年以来在世界财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有的相对比重。当然，提及这个年头对于理解美国的相对衰落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美国有利的经济地位既是空前未有的，又是不自然的。它之所以占据世界的顶峰，部分是由于它本身生产的膨胀，但也因为其他国家暂时的虚弱。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一特殊的形势将会变得对美国不利；而且随着世界工业生产的普遍高涨（1953年到1973年之间增长了2倍多），形势还将进一步转化，因为在新的工厂、车间在全世界普遍兴起的时候，要保持其1945年占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这个水平是不可能的。据贝罗克统计，到1953年，美国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比已降到，到1980年降至，而且仍在下降。几乎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指南也证明，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降到了1980年的（尽管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短期的升值可能预示着这一比例在以后几年中会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生产大大倒退了（除了那些西方世界中普遍衰落的工业部门），而是说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大大地提高了。汽车生产也许是说明这一问题中两种趋势的最简单明了的例子：1960年，美国生产了665万辆汽车，占当年世界汽车产量1 280万辆的52％；到了1980年，由于世界汽车总产量达到了3 000万辆，尽管美国的产量增至690万辆，但它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23％。
虽然有这么半点安慰——这同70年前英国面对其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但仍习惯以此来安慰自己的情形颇为相似——但是这种变化却有令人担忧的一面。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必然要相对衰落吗？”而是“它必然会衰落得如此之快吗？”因为即使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它的竞争地位也由于每年的人均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同前几十年相比，见表42）而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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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5）
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正常”发展。正像迈克尔·鲍尔弗所指出的，在195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美国一直是标准化手段和大规模生产工艺的革新者，因此它的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增长得快。结果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快，而且已经在高效率水平（按每小时的人均产量）上从事生产；反过来这就使美国通过采用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机械来提高产量这种司空见惯的可能性，同其他国家相比大大减少了。”然而，不管这一点多么正确，美国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其他一些长期趋势仍然没有什么益处：财政和税收政策刺激了高消费，但个人储蓄率却很低；除了为军事目的进行的投资以外，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正慢慢减少；而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防开支却比西方集团中的任何国家都多。另外，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正从产业部门流向服务业，即进入低产领域。
表—1962年人均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率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这多种经济趋势都被下列可喜的景象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是在空间领域）的惊人发展，刺激消费者对日新月异的汽车和彩电的消费欲望的高度繁荣，美元作为外援、军事开支或者作为银行和公司的投资从美国向世界贫困地区的转移。在这一方面，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谢尔温…施赖伯提出的“美国的挑战”所引起的普遍恐慌，是有启发意义的。当年所谓“美国的挑战”来自以下事实：美国大量地向欧洲（广而言之是世界各地）投资，据说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经济卫星国；像埃克森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引起的普遍畏惧或者憎恨；与这些趋势相联系的，还有同美国商业院校所普遍传授的先进管理技术相一致的各个方面。从某种经济观点来看，美国投资和生产的转移，的确是经济力量和现代性的证明，因为它们利用了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保证其产品在海外市场畅销的广阔渠道。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资本外流的势头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始超过美国通过工业制品、粮食的出口和“无形”的服务业带来的贸易盈余。尽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种日益上升的国际收支逆差已经导致美国黄金的外流，但是大多数外国政府仍然乐意持有更多的美元（成为主要的储蓄货币），而不是要求支付黄金。
然而，随着60年代的到来，这一有利的环境即告消失。尽管越南战争使美国大量的美元付诸东流，但是肯尼迪总统和（比之更甚的）约翰逊总统都想增加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不仅仅限于越南。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致力于扩大国内开支，虽然这种倾向在1960年以前就可以觉察到。然而任何一届政府又都不愿付出政治代价，以增加税收来支付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联邦赤字的逐年上升、无法抑制的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日渐削弱。这又反过来导致更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由约翰逊政府）抑制了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从而使之变成了新的欧洲美元。正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在世界（经互会除外）黄金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50年的68％降到1973年的27％。整个国际支付和货币流通体系由于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而日渐动摇，而后又由于戴高乐对他所说的美国“转嫁通货膨胀”进行的愤然反击而进一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发现，除了终止私人市场上美元同黄金的挂钩关系、尔后使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外，别无选择。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在美国财政金融处于鼎盛时期所构筑的大厦，现在又由于它的主要支柱再也承受不住其紧张压力而崩溃了。
20世纪70年代美元自由浮动的详细情况这里不做论述，美国几届政府努力在不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刺激增长的曲折过程这里也不作详述。70年代，美国高于平均数的通货膨胀率常常导致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日元的疲软；而在80年代早期，对严重依赖欧佩克石油供应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造成沉重打击的石油危机，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的高利率又使美元趋向坚挺。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并且可能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的意义可能比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在私营部门这一增长率从（1965—1972年的）降到（1972—1977年的），直至（1977—1982年的）——这一不可阻止的长远趋势要小一些。它们的意义也许还不如以下几种正在发生的巨变：日益上升的联邦赤字可以被看成凯恩斯主义式的对经济的“推动”，但却付出了昂贵代价——从国外吸收大量资本（美国高利率的诱惑）使得美元价格上升到不正常的水平，以至于使美国从纯债权国变成了纯债务国；美国制造商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同进口的汽车、机电产品、厨房用品以及其他商品进行竞争。因此，毫不奇怪，人均生产总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现在开始在这一名单上向下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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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6）
对于那些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不是仅仅同瑞士的收入和日本的生产进行有选择的比较——认识美国经济及其需要的人来讲，仍然有某些值得欣慰之处。正如卡里奥所指出的，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策确实实现了一些基本的、意义深远的目标：同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相比，美国国内实现了繁荣；没有通过战争就遏制了苏联的扩张；西欧经济和民主传统的复兴，尔后日本的崛起创建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集团”，以及“建立一整套处理共同的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多边机构”；最后，“旧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日益紧密地加入了世界经济”。总之，美国仍然维持着自由世界的秩序，而且它自己也日益依赖于此。尽管它在世界财富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甚至比估计的还要快些，但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重新分配所带来的环境，对它本身的开放市场和资本主义传统并没有什么抵触。最后，即使美国在生产上的领导地位因某些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