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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尼写到，“穆勒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科学的本质和方法的描述获得了在英国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像教皇一样。”19世纪末期激烈抨击穆勒的阿瑟·贝尔福（ArthurBalfour）抱怨说穆勒在大学的权威地位可以和“在德国哲学界雄居40年的黑格尔以及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认为“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50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时代人思想的影响像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一时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没能做到的。”由此可见穆勒的影响之大。
就经济学影响而言，穆勒的伟大并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某些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并让人们从他的调和与折衷思想中切实受益。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的天赋才华，而是他们懂得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之道。能把别人优点变为自己优点的人，一定能成为无往不胜的杰出者。当然，这需要胸怀、眼光和能力。就此而言，穆勒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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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1）
5 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
精彩语录
表现最后效用程度的函数的变动，是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关键之处。作为一个普遍法则，可以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商品数量增加，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
从两人和两种商品的情况所得出的交换原理，对任何数量的当事人和商品也是适用的，它不仅适用于国内的一般贸易，而且适用于人群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
在一个简单例证中，决不存在这样一种企图，去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和另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进行这种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可能比另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大1000倍，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但是假定这种感受性相似比率在一切方向上都不同，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最深奥的差别。
每个人的心对别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感情不可能有公分母。
不是劳动使物品有价值，而是物品有价值使得人们值得为它们而劳动。
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计算的最终目的，以最小的努力满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限度，就是经济学的任务。
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它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各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
我想人们有些担心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家的影响太大。我反对容许对任何人的崇拜来阻碍研究，不管这个人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还是亚当·斯密或亚里士多德。
在哲学及科学领域内，权威历来是真理的敌人。专制的宁静，通常是谬误的胜利。在科学的共和国内，叛变与无政府的现象最终有益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试图把经济学看做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这样处理经济学说同静态力学非常类似，而交换规律的财富性质用无穷小量快乐和痛苦来加以说明，正像静力学的学说是基于无穷小能量的均等一样。
在我看来，挖掘黄金本身对于全世界几乎总是一桩白费劳动的买卖——正像一国政府发行通货过度以致使它贬值一样，是危害人民的坏事。
经典理论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既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立者之一，同时也是数理经济学派的代表之一。
1835年，杰文斯出生在利物浦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后，因为父亲的产业破产，他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在18岁的时候，杰文斯曾经短期辍学去澳大利亚，在色德勒造币厂当一名化验员，十几岁时他就成了悉尼造币厂的分析专家。自1858年开始，杰文斯对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和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859年，他回到伦敦，学习逻辑学与经济学。1863年，杰文斯任职于欧文学院，不久之后，成为逻辑学、心灵与道德哲学的教授。杰文斯探讨了经济学与统计之间的关系，并且研究了太阳黑子的活动，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周期性。
1870年，弗里明·詹金发表了《供给与需求规律的图示方法》一文，它促使杰文斯在次年10月份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品《政治经济学理论》。1876年，杰文斯离开曼彻斯特，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杰文斯于1880年脱离所有教学工作，倾尽一切时间致力于研究与写作，并当选为伦敦统计协会的副主席。1882年，不到47岁的杰文斯在一次落水事故中不幸身亡。
杰文斯的主要成就是创立了边际效用学说，重新解释了交换理论与分配理论，因此成为“边际革命”的创始人之一。他具有十分扎实的数学功底，倡导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开创了经济学的数理学派并将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结合在一起，为计量经济学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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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2）
杰文斯还利用边际法则分析了资本、劳动、地租、利润和工资等。他认为，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会引起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负效用，劳动时间愈长，负效用愈大；二是劳动收获的产品能够带给劳动者快乐。当劳动者从劳动产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所引起的边际负效用的时候，他们便会终止劳动，此时，劳动者获得的总效用是最大的。在杰文斯看来，劳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非常经济地在每一块土地上分配自己的劳动量，劳动产品增量和劳动增量的比率会相等。杰文斯还将资本定义为：维持各种有用工作的劳动者所必需的多种商品的总称。杰文斯认为，利息率决定于边际产品和边际资本的比率，自由资本的利息率有在所有职业上互相一致的趋势。
在杰文斯所处的那个时代，传统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着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且具有牢不可破的气势，很多经济学者都是它的忠实维持者和拥护者。但是，杰文斯却完全出于自觉地向它发起了挑战，宣称要遵循一条和传统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路线，重建自己的理论经济学。
勇敢的杰文斯将矛头直指穆勒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杰文斯认为，除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以外，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别的理论已无任何可取之处，尤其是工资基金学说更是迂腐至极。他对古典经济学发出的挑战与提出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主观主义原则为基础改写了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与原则，包括它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价值理论与价格理论、资本学说、劳动学说以及分配理论等很多方面。另一方面，杰文斯在坚持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演绎法的同时，将数学方法引入了经济学中，以数学原理（主要是运用微积分）来表述与说明经济学原理，并以此建立了“自利与效用的力学”。
效用理论是杰文斯分析的出发点，此前他曾经提出过“苦乐论”。他认为：“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计算的最终目的，以最小的努力满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限度，就是经济学的任务。”在“苦乐论”的基础之上，杰文斯以主观心理分析为起点，以效用论作为基础，以数学分析作为工具，提出了自己的主观效用理论。他指出，效用需要由一个人的幸福或者快乐的增加量来计算。他以人的欲望和满足为出发点来论述自己的主观效用价值论，以个人欲望满足的心理感觉来解释商品、效用和价值等概念。比如，杰文斯指出，商品是能提供快乐或者避免痛苦的物品、资产和价值等；指出效用是快乐的产物，并非物品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只表示物品和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人的直接意向，是一个物品在当时是不是有用的惟一标准。效用是主观心理现象，主观效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价值的有无和多少完全决定于效用，是一个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程度或者估计，是主观的东西而非商品的内在客观属性。
杰文斯在价值量的决定上以“最后效用程度”当做主观价值的衡量标准。商品价值的大小决定于“最后效用程度”的大小。杰文斯认为，一种商品在一定数量以前是绝对必要的，更多的数量具有不同程度的效用，可是超过一定数量以后，效用便渐渐降低为零甚至变为负数。杰文斯进一步区分了总效用与后来学者所定义的“边际效用”，指出总效用是一个人由物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总幸福量，也就是一切现有产品各个单位的实际效用总和，最后效用程度（即边际效用）是“对现有存量来说的最后增加的效用程度或说可能极小或无限小的进一步增量”，即随着占有量的增加，欲望跟着下降，效用也随之减少。
杰文斯在效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交换理论，该理论是其所有经济理论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他在此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交换法则和它适用的条件，进而解释自己的法则和流行的价值原理——供求论与劳动论的一致或者对立关系。杰文斯指出，在效用最大化与劳动的节约上，交换是一个如此关键的过程，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仅仅是这一过程。效用源于商品，在恰当的时间以合适的数量为需要它的人所占有，而交换比别的一切方式都能够更多地得到效用。杰文斯提出了他的交换方程式：某个交换者用一种商品换取另外一种商品的时候，也总是比较这两者的最后效用来决定自己究竟愿意放弃多少商品来换取多少对方的商品。交换者总是要求交换的结果达到效用的最大化，所以达到此结果的条件是，这两种商品增量的交换比例刚好让它们的效用对于交换双方都一样。杰文斯的理论以交换为核心，将所有经济现象与经济关系都归结为买卖行为，认为交换的最终结果总是趋于均衡的，在这个均衡点上，买卖双方都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用。进而，从整个社会而言，所有通过交换的产品分配都会产生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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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3）
杰文斯在对主观价值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劳动理论，他把劳动定义为：我们所忍受的痛苦的奴隶，其目的在于防止更大的痛苦或者获得净剩余的快乐。由此可见，他更强调劳动和痛苦的联系并且以加在劳动上的痛苦量当做劳动的尺度。杰文斯表示：诚然，劳动也许既在当时快意又对未来有益；可是其快意是有限的，大部分人都为欲望所驱使而从事更久与更重的工作。最终，他将劳动归结为带给人痛苦的一种活动，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强调，在根本性质上，劳动与效用是相同的量，都是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所以，必须将劳动自身的感受与其生产物的效用相结合，一同加以考虑。这种将劳动解释为带来痛苦的“反效用”，并且用人在劳动中感受的苦乐感的均衡点，以说明劳动日的最佳长度的思想，对后来边际学派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
杰文斯著作颇丰，主要作品包括《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述》、《商业循环》、《煤的问题》、《通货与金融的研究》、《科学理论》、《商业危机和太阳的爆发》、《逻辑要义》以及《国家与劳动的关系》等。杰文斯以其毫不造作的个人品质使作品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杰文斯的代表作品是《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考察了在既定的所有权结构下，经济人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