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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基金利率（FFR）从2004年中期的1％上升到2005年5月3日的3％，也就是在25个基点上提高了8倍。如果同样的“标准步伐”继续下去，联邦基金率到2005年底将升至425％。不论美联储如何花言巧语，美元利率的提高都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外国中央银行出售美国国库券等以美元标价的资产，而不是为了反通胀。在债务驱动的经济体中，高利率造成了自身的通货膨胀。提高利率以制止通胀就像小狗在转着圈追自己的尾巴，利率提高，通胀也会提高，从而又需要更高的利率。利率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资金远离债务泡沫，但也可以使债务清偿额高不可及而刺破债务泡沫。
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美联储增加了货币发行量，为短期利率的提高创造了一个具有充足流动性的非自然环境，导致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之间利率差距的缩小，这是经济萧条的最主要的征兆。增加货币发行量的问题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称的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即便接近零利率也要绝对优先考虑流动性问题。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中，不论是流动性陷阱，还是利率变动无法引起投资反应，都可以造成货币扩张失效。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再宽松的信贷政策也无济于事（pushing on a credit string），因为丰富的资金不能找到信誉良好的自愿借贷人。大量的新的贬值资金趋于流向抹平以从前的高利率计算现有债务。当由于流动性过大，长期利率保持稳定时，短期利率以一定的速度提高，不会消除流动性陷阱。
如同其证券市场所见证的，美国的债务泡沫显然有很大问题。2005年5月是2002年10月以来高产证券发行最缓慢的月份，一共只发行了14支证券，总值29亿美元。4月底，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债务降到垃圾债券等级搅浑了证券市场。2005年3月到5月，高产债券或垃圾债券的交易量与2004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5％，而与前三个月相比，也下降了45％。2005年3月到5月，垃圾债券交易额为176亿美元，而2004年同期是395亿美元，2004年12月到2005年2月为360亿美元。2005年3月到5月，投资级债券交易量为407笔，而2004年同期为522笔——下降了22％。2005年3月到5月，约1539亿美元的高级债券得到认购，而2004年同期为1665亿美元——下降了7％。
50美元1桶的石油，连同尤其是在房地产业的天文数字的资产价格增值，给了债务泡沫更多的清偿时间。但这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结果很可能以新的贸易战造成贸易量缩减而告终。美国贸易逆差减少的代价就是引爆可能使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的美国债务泡沫。考虑到这种情况，美国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在现有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一直驾驶着贸易逆差的列车，如此做的时间也许不会太久，尤其是保护主义已开始聚集力量。
在过去十年里，转向离岸外包生产一直是美国“新经济”的生产率繁荣的源泉。除去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生产率所做贡献，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并不大。美国政府公开的生产率指标数据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近70％，但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仅在0~10％之间。较低的生产率价值与蓝领工人和白领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水平是一致的，他们是以本国升值的市场价值中得到的资金进行消费的。世界贸易已成为一个根据有效劳动力、工资、利率、汇率、物价、储蓄率、生产能力、流动性条件和债务水平的差异进行跨国界套利的网络。在某些领域，美国正成为一个不发达经济体。
布什政府继续安慰美国民众，美国的经济形势是健康的，而事实上美国已将其整个的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拱手交给外国生产商，与之同时还在廉价甩卖部分经济而为日渐增长、源源不断的贸易逆差融资。通常情况下，当政策制定者从自以为是走向狂妄自大时，灾难也就离得不远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8）
六、克林顿政府的遗产
公平地说，美国经济的问题出现于布什执政之前。《华尔街杂志》报道称，克林顿政府2000年度经济报告宣称，根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马丁·拜利的看法，只要“我们坚持合理的政策”，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就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而《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说得略有出入，它引用的拜利所言是“坚持财政政策”。把两份报纸的报导放在一起，就能感受到，克林顿政府认为其财政政策就是结束商业周期所需要的合理政策。政府的经济学主教与我们这些必须在每天的市场动荡中沉浮的、不幸运的凡人不同，能够排他性地关注长期趋势及其与宏观经济理论的结构一致。然而，在宏观经济之外，“长期”不断地被现实世界重新定义。在科技和通信部门，“长期”指的是不到五年的持续时间。对于对冲基金和量子基金来说，长期也就是指几周时间。
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2000年度经济报告确认了两个促成那个“好”消息的因素——新自由主义贸易全球化和科技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即便生产率和消费增长都有所放慢，经济顾问委员会还是相信美国经济可以永久性地持续扩张。至于美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逆差，经济顾问委员会寄望于全球经济复苏将推动对美国出口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大多数美国出口产品日益增多地由进口部件组装的事实。
然而，美国官方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强势美元政策，而削弱了世界对美国出口的需求。对电子商务寄予厚望是乐观主义的重要表现，这还有待相关数据的证实。2000年，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期，电子商务中企业对企业（B2B）的部分将从1998年的430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13万亿美元。高盛公司1999年宣称，到2004年，电子商务中企业对企业的部分将达到15万亿美元，是1998年美国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总收入的两倍。其他机构显得更为谨慎。朱庇特研究公司预计，全球公司企业对企业的网络市场消费将从2000年的26亿美元仅增加到2005年的1372亿美元，而北美地区将从21亿美元仅增加到809亿美元。北美公司在1998年的消费总额中占到81％，但到2005年该比例预期将下降到60％。现实情况是，亚洲和欧洲的通信技术市场发展得更快。
现实证明是令人失望的。2004年联合国贸发大会报告称，美国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在2002年占所有电子商务额的近93％，占企业间所有交易额的1628％。而2002年企业间所有的交易（电子商务或非电子商务）都有所下降，但是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一年就增长了61％。至于电子商务零售业，联合国贸发大会报告说，2004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占所有零售业的19％，这一比重大约是2001年的两倍。从2001年到2004年第一季度结束，美国电子商务零售业的年均增长率为281％，而同期全部零售业的增长只有88％。根据美国商务部初步公布的数据，2005年5月20日，《道琼斯》报道称，第一季度电子商务零售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38％，从160亿美元增长到了186亿美元。第一季度的电子商务销售额比去年第四季度的186亿美元增长了64％。各个时期的销售额都建立在调节基础上，也就是说商务部对它们进行了季节性的、假期性的和交易日差别的调节，但没有进行价格变动的调节。
2005年第一季度电子商务销售额占所有零售额的22％，美国商务部估计达到了9169亿美元。从海外进口产品的廉价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只增长了2％，这说明一部分低收入的美国消费者陷入了消费疲软，而高档零售商标靶连锁百货（Target Stores）也从海外进口产品，却持续增长了7％，这揭示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的影响。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2000年度报告没有谈到电子商务仅仅是商业变化还是实际增长的问题。可能性存在于造成经济负增长的新科技。就像IBM，其主要机构的效率提高（即计算能力的单位成本降低）实际上减少了IBM的销售总额，个人电脑业的大多数利润和增长都流向了软件公司微软，而对微软所从事的行业，自许为硬件制造商的IBM没考虑过值得去做。英特尔公司的情况类似，1965年，该公司的共同创办人戈登·摩尔发现，每块集成电路上的电子晶体管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并预测发展趋势是每隔两年电子晶体管就会成倍增长。但所谓的摩尔定律没能预测到每单位美元计算能力的提高会削减公司的收益。计算机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而遵循摩尔定律的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却不断上升：计算机芯片更新换代的研发、制造、测试成本都稳定地增长。由于半导体生产的固定成本不断上涨，制造商只有卖掉越来越多的芯片才能保证赢利。近年来，分析家发现，高级程序节点的“新开工设计项目”数量呈下滑的趋势。这些观察是在2000年经济低迷过后的时期做出的，这种下滑趋势也许证明了，长期的全球市场不可能在经济上支持摩尔定律。Google泡沫是美国在线公司悲剧的重演吗？ 。。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9）
根据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ep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从长期来看，随着科技的落伍，宏观经济恢复活力抛弃的不只是陈旧的理论概念，还有坚持当前现状的企业和机构。金融中介和证券交易面临电子通信网络（ECNs）的挑战，电子通信网络很有可能将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等行业变成夕阳产业。电子通信网络是在虚拟空间完成买卖交易定单的电子市场。如今，纳斯达克股市交易量的约25％都是由电子通信网络处理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全电子证券交易所（ArcaEx）4月20日宣布，双方已达成最后合并协议，将结合为一个实体——纽约证券交易集团公司，并成为上市控股公司。一旦管制机构、纽交所成员和全电子交易所股东们批准，合并案将成为有史以来证券交易额最大的，它将世界一流证券市场与最成功地全开放、全电子化的交易所联合在一起。通过全电子证券交易所，纽交所第一次可以与纳斯达克上市交易的股票相竞争；还可以间接获得否则没有资格在纽交所上市的企业股。在全电子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与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不同。
关于财政政策，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期间，包括社会项目和国防在内的美国政府支出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对于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连同经济中供求两方面的明显扭曲，这样的财政政策做出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这与罗斯福政府的收入增长和财富平等政策正好相反。与膨胀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相联的财富效应可以突然逆转，2000年也确实如此，而只有通过布什的减税和2001年后“反恐战争”的赤字开支政策才摆脱困境。整个20世纪90年代，私人债务不断冲击新高，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赞美这是一个积极因素。家庭开支主要建立在未来预期收入或账面收益的增长上，而两者都可能，也确实突然化为乌有。1999年11月大选期间，克林顿创造的经济奇迹已开始偃旗息鼓。终究，商业周期没有被终止，当然也不可能被自我吹嘘的政府政策所终止。商业周期的延长只意味着前面是更严重的市场崩溃。2002年8月26日，现任副总统切尼对外战老兵讲演时称，“中东问题专家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教授预测，解放之后，巴士拉和巴格达街头肯定会爆发出欢呼声”。在市场经济中终结商业周期的思想，与切尼的上述论断一样，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在1991年民主党开展的白宫竞选活动中，克林顿和戈尔反复强调美国1％的最富裕阶层无耻地占有国家40％的财富。他们还说，如果扣除住宅所有权，只计算商业、工厂和办公室的话，那么1％的最富裕人员占有全国90％的商业财富。而10％的最富裕人员，他们说，占有99％的财富。他们承诺，如果当选，就一定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当政后，对于平等地重新分配财富什么都没做——虽然90年代他们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繁荣昌盛，但与富人相比，最终对穷人的伤害更为严重。相反，在民主党执政下，经济不平等只是持续加重。里根将国家债务平均分配给全国民众，而克林顿把所有财富分配给富人。
七、日益兴起的反全球化
从地缘政治上看，贸易全球化在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内面临全球范围内的复杂抵制。克林顿之后的抵制势头将不是放慢全球化进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