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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报酬递减”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的能源供应上，便可以相对直观地体察到能源危机是如何产生的。显而易见，薪柴能量品位比较低，但很容易获取 ；而煤的品位高，但却比薪柴更难采集，因为把煤转换到可用的状态要耗费更多的能量。石油开采、核能开发同样如此。人类最先利用能源的一定是最容易获取的能源，后续环境中所依赖的主导能源总要比先前的能源更难获得。整体上看，我们的收支比会逐步降低。前文讲过，人们开发自然资源就好比在苹果树上摘苹果，最容易发现，最好摘的苹果一定率先被人们收入囊中，剩下来的，要么是处在人力难以企及的位置而无法采摘，要么就是不好的苹果，不值得采摘。很显然，上述这一过程正是报酬递减的过程。以石油开采为例，我们开采石油并非信手拈来，而是要付出代价的，具体需要进行勘测定位、方案设计、钻井开采等一整套工作，这都需要人力与物力成本的投入，同时也包括实施这一整套工作的所有能耗成本。为方便比较起见，我们可以将其他成本都折合到能耗成本里来。对于最初的比较容易开采的陆地浅层油田，这种能耗成本是很小的，我们获得的报酬自然丰厚；但到了后期的陆地深层油田或海洋深层油田，开采的能耗成本将不断增加，换而言之就是，我们得到的报酬将逐步减少；最终，当成本增加到需要用现有的一桶石油的能耗代价来开采新一桶石油的时候，这时收支相抵，报酬为零。石油获取与供应的链条将中断，危机随之产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高能耗社会的未来（7）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说，文明形态复杂的社会是高能耗的社会。就像前文分析过的人类社会能耗增加的原因一样，维持文明社会复杂性的基本需要便是能源供应，这种供应必须是源源不断的，不断增长的。只要能源供应充足，就可以增加一个社会的复杂度。当然，这里所说的能源既包括木材、煤炭等碳基燃料，也包括水力、风力以及地热温泉等可再生能源，而人力、畜力等以粮食为源泉的动物能量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在能源供应一如往常的情况下，维持社会复杂性的根基一般是稳固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而一旦能源供应达到峰值或者开始减少，那么这种根基就有可能松动，至少不会像先前那样牢靠，维持社会的复杂性将变得艰难。由此持续地发展下去，社会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时，解决一个问题所得到的回报不足以补偿要付出的代价，社会由此会变得脆弱起来。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是如此，最终任何一个危机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在约瑟夫·泰特的眼中，社会的崩溃就是这样一步步产生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着名作家小泉八云在其《远东的未来》一文就对全人类敲响过同样的警钟。他在文中提出了重要的论断：“就人的生存而言，最适应生存下去的人是最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同生共存，并能满足简朴生活的人”。如果将这一论断扩展开，其不仅适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适用于全球社会，甚至这看起来是宇宙的规律。
如果将人体看作一台机器，驱动其工作的燃料便是粮食。对于相同的工作量，如果一个人需要吃两块面包就可完成工作，而另一个人却需要吃四块面包才能完成。那么，在上帝这位精明的雇主面前，这俩人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选择的结果一定是高能耗的（吃四块面包）的那位率先出局；低能耗的（吃两块面包）最后存留下来。
在民族与民族的竞争中，情况同样如此。最会创造、最有耐力、最能节俭的民族往往会胜出；而需要过多消费的民族将可能面临消亡的命运。当两个民族竞争时，如果一方的智力或创造力高，当然这一方会在竞争中胜出，也就是说智力低或创造力低的民族会被取代。但是，如果两个民族的智力或创造力不相上下时，则忍耐力强、更节俭的民族一定会胜出。比如，美国人干的手艺活，如果中国人同样也会做，那么，美国的手艺人一定会被赶出市场。因为中国人或许只需要美国人1/10的生活费就可以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而且可以忍耐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更差的工作环境。在中国的手艺人面前，美国的手艺人自然就没有了竞争力。如果美国人想取胜，那他就必须创造出更有价值的新手艺活。而且，这种新手艺活必须不能让中国人学会；否则，美国人会再一次被赶走。大自然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家， 就在于他绝不会搞错，最终获胜并存续下来的一定是保持最优的投入产出比的那个民族。
进一步上升到国家的层面，那么国家竞争力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体现。比如，如果把美国和日本各比作一辆汽车的话，那么美国就像福特SUV，体型笨重且油耗巨大；而日本更像丰田Pruis，轻巧而省油。
事实上，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品已经隐喻了各自的国民特质。大凡美国的产品，外观往往显得大气和厚重，材耗均不小。而反观日本的产品，通常是小巧而玲珑。如日本的汽车通常采用最轻巧的结构设计，在安全保证的前提下，往往采用最少的钢材用量，这样的车当然省油，日本的大多数工业品也都秉承这样的理念。诚然，上述的这些差别与美国的地大物博、日本的狭小物贫等实际国情有关，但更内在的原因却是两国民众各自独特的国民特质在起作用。这些特质由于长期潜移默化地养成，以致于深骨入髓，似乎融进了国民的血液。
第三章 高能耗社会的未来（8）
美国人的国民特质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就是要求更舒适的出行、更宽敞的住房、更高雅的生活品质，而这一切都是以高能耗为代价。美国每户家庭至少有一部汽车，但通常在两部以上，一部小轿车、一部家庭旅行车，或者还有一部小卡车。而且美国人大手大脚惯了，不太关注油耗。美国市场上的汽车一般不标排气量，但如果仔细研究，通常会发现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找到以下的小排量车。美国人的宽敞住房意味着需要配套更大功率的照明设施与空调设备，需要更多的家用电器占居空间，能耗增加最自然不过了。最独特的是美国人所崇尚的高生活品质，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略见一斑。美国家庭主妇很少会利用太阳光晾晒衣物，即使在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同样如此，她们习惯于用高功率的烘干机烤干衣物，这样既便捷又洁净。可见，把美国生活方式与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划上等号并不为过，由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却耗费着世界25％的能源供应这一现状了。
反观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与美国人相反。小巧与节约的理念已经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人喜欢小排量的汽车，而且出行的时候更多是选择节能的出行方式，如乘坐公共轨道交通；日本人建造的“小户型”住房远非美国人所能适应，单就厕所而言，仅仅刚好够放下一个马桶，再加上一点入厕者站起来的空间。日本造的迷你小家电正是为这样的“小户型”住房配套的，为的是营造一种简约而不简单的家庭氛围；日本人对器物的精巧设计与重复利用已经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日本人不仅是把节约当成一种“省钱之道”，更把它当成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生存的方式。在工业生产领域，日本企业更是把节约当作一种“赚钱之道”。多年来，日本的单位GDP产出能耗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远低于美国，这意味着日本工业品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国际竞争力。事实上，日本人的节约正是体现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个人的健康需要节食，社会的“健康”也需要节约。
如果要谈及“美国方式”与“日本方式”的前途问题，毋需冗言，看一看福特车与丰田车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吧！当丰田一路驰骋，风行于全球，丰田公司雄踞全球车企头把交椅时；福特车的市场份额却一步步被蚕食，高人力成本几近将福特拖垮，公司竟濒临破产待救的境地。诚然，福特公司处于现实的困境有多种原因，但相比丰田的混合动力节油车型，福特产的高油耗汽车不受全球消费者欢迎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在油价高企与环保理念盛行的时候更是如此。可见，在市场上最适应生存下去的企业一定是最能与市场需求融为一体，并能满足低成本生产的企业。那么一个国家，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放大的企业，其实也概莫如此。
从生存方式的角度来看，高能耗社会的危机在于人类的固执己见，即对原有的高能耗依赖的顽固坚持。这既源自于人类自身天然的惰性，更归因于人类对现实世界的集体盲从。当全球社会仍若无其事地行进在石油依赖的薄冰上，当其他国家的民众依然把美国方式奉为圭臬，并渴望也能达到美国式的生活水准时，危机的到来恐怕是迟早的事。假如全人类都来依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想必需要先造几个地球，然后再考虑如何分配与占据吧！
第四章 能源替代之路（1）
第四章 能源替代之路
如同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不平坦一样，能源替代的进程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其间必将伴随着替代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的博弈。在煤炭替代薪柴，石油替代煤炭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无不体现着这种博弈。新能源对旧能源的替代，并非是完全将旧能源取而代之、弃之不用，而是新能源对旧能源在社会能源供给中的主导地位的替代。煤炭替代薪柴，并没有消灭对薪柴的利用，只是改变了千百年来人类钻木取火、伐薪烧炭的能源生活方式。同样，石油替代煤炭，也只是降低了煤炭在社会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取代了其在社会能源供给中的主导地位，煤炭的大规模利用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由此可见，未来对石油的替代一定不是单一方案。某一种替代能源作为主导能源，其他类型的多种能源作为辅助能源，众多的能源利用新途径作为补充能源，这种共存的能源结构模式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导人类社会的能源供应。
替代品的价值
在商品社会中，西方经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被看作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要求商品实行等价交换。而在实际的商品交换中，由于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价格往往同价值相背离，表现在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涨到价值以上，反之，当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跌到价值以下。商品社会正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不断调节社会生产，实现供需平衡。
煤炭、石油能源作用商品，自然也遵循这一规律。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一些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一方面随着社会对煤炭、石油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煤炭和石油作为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可供应量必然越来越少。在需求增加与供应减少的双重作用下，其价格自然会越来越高。乍一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些道理，但通过深入分析，这种认识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忽视了替代品的价值。
美国学者罗塞尔·罗伯茨在其所着的《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经典的案例：作为经济学老师的戈登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世界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是5310亿桶，每年平均消费量是165亿桶，那么全球石油有多少年就会被消耗殆尽呢？聪明的学生直接按计算器，不到5秒钟就给出结果，5310/165＝年；笨拙的学生用手算，很快也得出了同样的答案。但戈登先生却摇头说NO，并且不忘告诫学生们这是经济学问题，而不是数学问题。同学们都面面相觑，迫于无奈，戈登先生最后只好告诉大家，答案是永远也用不完。而且还不忘幽上一默，这可不是脑筋急转弯问题。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石油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时，就会刺激市场开发出石油的替代品，剩下的石油由于成本太高而无法开采，自然就不会用完，这便是问题的实质。
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不可再生资源是否会耗尽这一问题，美国两位经济学家……马里兰州大学的朱利安·西蒙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尔里奇曾进行过一场着名的赌博。悲观派埃尔里奇认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多，迟早会被用完，其价格将会大幅上涨；而乐观派西蒙则认为，这些资源不会用完，因为技术进步会使替代品出现，从而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从较长时间看，其价格不但不会大幅上升，还会下降。在互不服气的情况下，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