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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ぃ镏�*批评他的声音，我找他说理难道不对吗？茅老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绘成反比的关系，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这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托克维尔一上来就讲这个，怎么能不“抓住不放”？如果对这样的问题都要放掉，你们在大学还教什么书呢？我说中国学术不行，不值得认真对待，原因之一就是这种马马虎虎的态度。你一认真，特别是对大家公认的“好人”认真，就成了不厚道。对熟人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关系问题，我未必正确。不过，我毕竟还去找了数据证明。可是，你要知道，我现在有关的文字，不管有多少数据，报刊都开始不登了。即使那些一直邀请我写专栏的地方，也把这样的文字毙掉。你说这是谁的本事？我以后会把这些文字拿出来展览，看看究竟是我的水平低，还是媒体开始遵从“主流”路线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3）
另外，我也没有说富人都是坏人。但是，我问你一句话：中国的富人中是否坏人的比例比较多呢？不错，你我都没有数据，还是根据生活经验判断吧。更好的办法，是大家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让老百姓来判断。你相信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的判断，还是觉得他们很容易受蒙蔽？我觉得老百姓很有智慧。如果许多老百姓出来说我的理论纯属害他们，我会反省。其实，判断中国的富人中坏人的比例，有数据也没有用。谁贪污行贿后会告诉你、让你统计成数据？老百姓的直觉是最准的。再给你举个例子吧。来美国前，人们说美国黑人犯罪率高、文化程度低。有人见了黑人就躲。但是，有很多了不起的黑人存在。怎么能一棍子把黑人全打倒？道理是这么说。但我做了家长，面临真实的选择，我就把孩子送到白人多的学校。到动真格的时候，人就相信自己的常识。凭你的常识判断，中国各阶层中贪污*的比例，是否在富人中比较高呢？其实我数据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在文章中写了，房地产商这几年盖的房子，95％在隔热方面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那肯定是偷工减料了。省下的钱到了哪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我一天到晚说姚明好，怎么能说我把“富人”一棍子打死？
再说，“富人”这个词，是茅老先用，我不过是跟着用而已。比如比尔·盖茨，我先看到他是一个企业家；姚明，一个有品德的好运动员。中国人媚富，全叫人家“富人”，还要特别地提醒社会要“保护富人”，把钱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价值失落。听这话，我确实有点恶心，没法沉默。
我注意到你对另一位网友讲的话：
1，为什么我对徐先生这次演讲很失望，但还要维护他？一个原因是还“感情债”，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对“茅薛之争”的回答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贫富差距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最近底层确实有股“仇富”的暗流，茅老在这种情况下为那些“合法劳动致富”人说句公道话，何错之有？我说了，他即使有错，也就标题错了而已，就算老糊涂可以了吧！可薛先生来揪着别人不放，一点也不顾及茅老实际所做的，甚至也不顾及……中国的言论环境，这种做法你就怪不得笑蜀说你是“道德高调”了，而我呢，已经很客气，很含蓄了，我只是说他“政治不成熟”，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可惜他未能领会我的意思。
2、我认为茅老说的“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是“违背历史事实”，你纠正了我的看法，仇富是有的，但仇富的不是草根，而是专制*者。这点把我朦朦胧胧的意识点醒了，其实葛剑雄先生当年的《货殖何罪？》就谈到了这点——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是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颇似*中的“黑五类”，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以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惟恐不及。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4）
我不妨简略参与一下你们的讨论。
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开发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还不许人仇恨吗？换你你也仇。只不过你是大学教授，不在那个地位上，但你不应指责底下的老百姓仇恨让他们倾家荡产的人。如果算一下基本权利被侵害的中国人的人数，究竟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如果穷人被侵害的数量远远比富人多，为什么不重点保护穷人？主流们心里的观念是：穷人的权利和富人的权利不是等价的。穷人手里有多少ＧＤＰ？被侵害就被侵害了。这是“效率优先”的必然结论。所谓“吴市场”一想到拆迁中的效率问题，就连市场价格也不要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放弃得如此之快！我已经提供了联合国的数据：世界贫富分化像中国这么严重的国家，就三十几个。看看这些国家，哪一个不充满了不正义？哪一个不酝酿着仇富情绪？人要到这份上还不仇富，还叫人吗？我说过（以后会详细论述），人类文明的两大遗产，*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关。当你读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时，你想到的是“仇富”、是“朱门”中的酒肉是否是正当致富所得、冻死的人是否是市场上的输家，还是社会的不正义？你大讲所谓“政治成熟”。可是，自由派从八十年代的社会良心，混到现在这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至少许多老百姓这么看），这叫什么“政治成熟”？知识分子在公众中的信誉，是自己最大的政治本钱。舍此不顾，自以为能和权力“机智地”周旋，这不叫“政治成熟”，而是政治堕落。
你第二点中讲了许多历史，我就不多说了。只是提醒你，至少在唐宋以后，商人和官场关系很近，会获得许多特权，实际社会地位并不低，否则宋到明清的商业繁荣就无法解释。另外，在西方中世纪，商人也被视为末流。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商人也排在农、工之后。人家的商人最后能崛起，是因为有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环境。我正准备写一本《市场的起源》，对此做一些澄清。仇富有时对经济很有好处。比如中世纪的欧洲，仇富情绪受到教会支持，打击放贷的商人，结果是压低了利率，低到了7％。这就给许多小买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而亚当·斯密后来则说，中国的利率太高，到了20％，资本费用太高，小企业无法成长。这里的道理，不是几句口号就可以说清楚的。不要听人家说几句，自己就突然像明白了什么。这是不成熟的表现。这些历史问题，论述起来复杂得多，取证要有一定之规，当然还得有世界史的视野。中文里大概信息也有限。这也是我劝你不要读中文的原因。
至于你说我“语言暴力”等等，我觉得不值得作答了。你看半年《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看看人家的公共辩论，自己自然会明白。茅老不答复我的批评，就像张维迎、吴敬琏、江平都不答复我的批评一样。如果你欣赏这样的态度，我劝你还是去搞政治或者做生意。当然，我收到的答复也并非没有，那就是文章不断被报刊拒绝。这其中原因如何，你我大概都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了吧。
倚老卖老地说吧。我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长一点。你觉得我真不懂中国国情吗？恐怕还是大家对国情的态度有所不同吧。中国如今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我回去恐怕找不到家门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许多东西是变不了的。当读书人觉得自己“政治成熟”时，往往说明他们政治不成熟。你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让做，有些话不让说，老师的解释是：阶级斗争很复杂，你们还不懂，不成熟。如今年纪小的也这样教训我：阶级斗争很复杂，你要成熟些。哈哈，我宁愿做个不成熟的人。清理完此事，我将退出时评写作，因为我难以找到言论空间。不过，退出之前，我可以做个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预言：中国现在其实还处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会衰落，原因绝对不是没有保护富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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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1）
最近，笑蜀先生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对包括我在内的批评茅于轼的人士进行了批判。我因为批评茅于轼的稿件被《南方都市报》*，宣布与该报断绝合作关系。我为此还给该报编辑写信，希望他们用“拿得到桌面上的理由”来反驳我。可惜，至今未见有关文字。据我所知，笑蜀是《南方周末》主管言论的编辑。我推想，他的文章多少代表了南方报业集团“启蒙”编辑层的若干理念。因此，就他的文章之谬误进行讨论，对言论自由、媒体的公信度、公共辩论的游戏规则等等问题，都甚有意义。
首先需要指出，笑蜀的文章几次批评我，却不点我的名字。这是公共辩论的一个非常坏的习惯。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并承担自己的言论所引起的批评。茅于轼不能例外，我也不能例外。批评别人应该指名道姓。这并不是人身攻击，而是给读者提供精确的信息。承受不了别人指名道姓的批评的人，最好退出公共讨论。我批评茅于轼的文章经常被退稿，勉强刊登出来也常被删掉名字。甚至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些“主流”精英们开会，经常引用我的话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也不点名。点一下薛涌的名字那么可怕吗？我希望南方集团的编辑们，应该率先改变这样的传统。如果连一篇博客文章批评人都无法点名，还指望什么公正的讨论？
另外一点是，笑蜀批评茅于轼的批判者们，第一条理由竟是“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这等于没有辩论就先转移话题。我们讨论的正是他的“言论”，不是他如何“扎扎实实做事”。这是可以另文讨论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茅于轼的小额贷款的事业。相反，对这方面，我对他的贡献非常尊重，和笑蜀对茅的评价并不矛盾。我和许多批判茅于轼的人，批判的是他“保护富人”的言论。一个人不管道德多么崇高，不管他做了多少好事，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保护富人”的言论，毒害了我们的社会伦理。任何有责任的人，都应该对之进行回应。
下面是我要谈的重点：专栏作家和媒体合作，应该有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中国是否应该引进名副其实的专栏制度？“正确的思想”是不是就可以破坏规矩？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应该靠“启蒙”，还是应该靠宪政？从笑蜀的文章看，他和南方集团的许多编辑，仍然是受八十年代启蒙传统的塑造，没有照察出这一传统本身的问题。我即将出版的《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也是试图清理八十年代的思想谬误，以宪政来批评“启蒙”。在这本书面世之前，不妨以《南都》事件和笑蜀的文章为例，看看“启蒙”是如何桎梏了我们编辑们的思想。
我最初提出和《南都》以专栏制度进行合作，一是仿照自由社会的报业规矩，二是基于宪政精神。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有声誉的媒体，雇用许多专栏作家。以《纽约时报》为例，专栏作家一般一周发表两篇文章。报社和专栏作家签了合同后，就不毙专栏作家的稿子。《纽约时报》每天都发两篇专栏，只有在几年前破例毙过一篇，弄得如同丑闻，非常被动。可见这套制度是多么严格。我自己在《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是作为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