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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流行着一种对任何社交计划的厌恶。当地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门前，让你措手不及，而绝不会先打个电话过来问问你是否有空。他到达时，总觉得你该有时间和他小酌一番，在表明来访目的之前，还要和你绕圈子聊半天。如果你说，你有事必须外出，他就会想不通，干嘛这么急？才半小时，不过迟到而已，这很正常呀！
那天黄昏时分，我们听到小货车停在屋前的声音，连忙出来。我们正要去高特（Goult）的几位朋友家里吃晚饭，所以打算赶在访客坐进吧台落地生根之前，赶紧打发他走。
只见小货车的后门敞开着，里面传来东西撞来撞去的声音。“砰”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接着就是一声“他妈的！”原来是我的合伙人，他正忙着和一把卡在烤架上的鹤嘴锄较劲，他的狗坐在驾驶座上留守。终于，随着惊天动地的一震，鹤嘴锄被拉了出来，马索从后门里掉了出来，比他期望的速度略快一些。
他身穿迷彩裤，褐色毛衣，头上戴着一顶草绿色军帽，从头到脚这一身都是过了气的旧装备，马索看上去像个待遇不高的雇佣兵。他把工具从卡车上卸下来放在地上――一把鹤嘴锄，一把泥水匠用的长柄铲子，一个用破口袋包着的东西。马索环视四周，看看有没有人在，然后拿掉袋子，露出一架金属探测器。
“瞧，这可是最先进的，可以探到地下三米深。”
他启动开关，在他的工具上方挥动。那家伙毫无费力地探测到了铁锹或是鹤嘴锄，咔哒咔哒地抖动着，就像一副被激怒了的假牙。马索非常满意。“看到没？它只要一测到金属就会响，比硬挖可强多了吧！”
我说这的确很神奇，我会好好把它锁在房里，直到明天天亮。
“明天？”马索问，“可是我们得现在动工！”
我说再过半个小时，天就黑了。马索耐心地点着头，好像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
“没错！”他放下探测器，抓住我的手臂，“我们可不希望被人看见，对吧？这种事最好在晚上进行，这样不会惹人注意，去，拿工具来！”
我说还有些困难，我和老婆正准备要出门。
马索不说话了，双眼直瞪着我，眉毛挑到了最高点，一副震惊的样子。
“出去？今晚？现在？”
老婆从房子里叫我，“我们已经迟到了。”马索耸耸肩膀，对我们奇怪的时间观念不以为然，不过他坚持今晚动手，惨兮兮地说他只好一个人动手，问我能不能把手电筒借给他。我教他怎么打开水井后面的照明灯，他调好角度让灯光正好照亮玫瑰花床旁的区域，嘴里还生气地咕哝着我们不该扔下他一个人。
我们开出车道时，回头看了看马索，他那拉长的身影在灯火通明的树丛间晃动。金属探测器的滴答声在夜空中听来格外清晰，我开始担心我们合伙事业的机密性，感觉上我们家的车道上似乎已经竖起了块大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此地无银三百两”。
晚餐时，我们告诉了朋友们正在夜色下正在进行的寻宝活动。在卢贝隆土生土长的男主人对此并不乐观。他告诉我们，金属探测器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比猎狗还受农夫们的欢迎。虽然确实有人找到过黄金，但是现在这个地区早就被彻彻底底地翻遍了，马索能找到一个旧马蹄已经算很幸运了！
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否认我们找到的两枚拿破仑金币的确存在。两枚金币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拿起来放在手中叮当作响。谁知道呢？也许咱们的运气会不错，也许马索的运气更好，而从此我们就再也别想见到他！这个家伙值得信赖吗？老婆和我对视了一下，决定立刻打道回府。
回到家的时候刚过午夜，马索的小卡车已经不在了。照明灯也关上了，但是月亮的亮度足以让我们瞧见一大堆的土石，乱七八糟地堆在我们准备铺草皮的地方。我们决定明天早上再清理现场。
这副情景活像有一只因为幽闭恐惧症而发了疯的大土拨鼠，钻到地面上来透气，还满嘴吐着金属。现场计有铁钉几个、车轮碎片几段、古旧的螺丝起子一把、镰刀半把、地牢大钥匙一把、铜制的步枪壳一个、螺丝钉无数以及瓶盖、锄头碎片、刀片、漏勺底座、电线团成的鸟窝以及不知名的生锈东西若干。唯独没有黄金。
大部分刚种下的玫瑰花幸免于难，薰衣草苗床完整无缺。马索大概精疲力竭了。
我决定任他睡到中午，再去找他问清楚。还没到他家门，我远远地就听到金属探测器的声音。我足足大喊了两声，才让他从正在探测的荆棘小山丘上抬起头。他露出一口可怕的牙齿，表示欢迎。我很惊异地看到他如此高兴，也许他真的找到了什么东西。
“你好！”他把金属探测器像枪一样地背在肩上，费力地穿过矮树丛，笑嘻嘻朝我走过来，我说他看起来像是运气不错的样子。
“还没呐！”他说。由于昨晚我家邻居大声抱怨噪音，他不得不停工。我搞不懂，邻居家离马索寻宝的地方起码有两百五十码的距离，他到底干了些什么足以把他们吵醒？
“不是我，是它。”他指着金属探测器说，“不论我走到哪里，它总是能探测到东西，哒哒哒，哒哒哒。”
“但不是金子！”我说。
马索忽然凑过来，那可怕的一刻，我差点以为他要亲我。他抽动鼻子，声音压得低低的，“我知道金子在哪里。”他靠回去，深吸一口气，“真的，我知道在哪里。”
尽管我们站在森林里，方圆至少一公里内绝没有人烟，马索害怕被人听到的举动，还是感染了我，我发觉自己也开始小声说话。
“在哪里呢？”
“游泳池的尽头。”
“玫瑰下面？”
“石板下面。”
“石板下面？”
“真的，我确定，以我祖母的人头做担保。”
马索一定认为这绝对是个好消息，但事情并非如此。游泳池四周的石板几乎有3英寸厚，它们铺在和石板一样厚的强化水泥上。光是打到地底，就是一项毁灭性的工程。马索意识到我在想什么，放下探测器，这样他可以用双手来加强语气。
“在卡维隆能租到采石工人用的那种电动凿岩机，可以打穿任何东西。”他说。
他说得没错，一部迷你凿岩机，可以在一秒钟里把石板、强化水泥层、游泳池进水管、过滤马达的电缆通通打穿。只要“噗”的一声，或许“砰”的一声，等灰尘落定后，我们就能轻易地发现我们的收藏只多了块镰刀片！我说，“不行！非常抱歉，但就是不行。”
马索接受了我的决定，我带了瓶茴香酒给他，用来弥补我给他带来的麻烦，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不过后来我常常看到他站在我家房子后面的小路上，望着游泳池，若有所思地摸着胡子。天晓得万一哪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凑巧又有人送他一部手提凿岩机作为圣诞礼物的话，他会干出什么好事来！
第五章
封面上画着一只蜗牛坐在马桶上，看上去有点郁闷，一副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却没有任何结果的样子，它的触角下垂，目光暗淡。这幅伤感的图片上方赫然有两个大字：便秘。
药房奇遇记（1）
有天，我到艾普镇（Apt）的药店买牙膏和防晒油，不过是两样简单的小东西，而且百分百健康，但是我回到家把东西从袋子里掏出来之后，才发现接待我的药房小姐另外附送了一件很有教育意义却让人困惑的礼物——一本印刷精美的彩色小册子。封面上画着一只蜗牛坐在马桶上，看上去有点郁闷，一副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却没有任何结果的样子，它的触角下垂，目光暗淡。这幅伤感的图片上方赫然有两个大字：便秘。
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她要给我这个？我看上去像个便秘的人吗？还是我买牙膏和防晒油这件事在药剂专家看来多少有点不同寻常，暗示着我有些消化不良？也许这位小姐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于是我读了下去。
小册子上写着，“便秘实属平常事。”作者说，每五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腹涨和肠胃毛病。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么不善观察的人来说，实在看不出那些走在大街上、坐在酒吧咖啡馆甚至餐厅里的人有什么异样，按照作者的说法，有20％的法国人尽管遭受着腹涨的折磨，每天还是会在饭馆里放开肚子尽情吃下两顿丰盛的大餐，在这般逆境面前，这是何等的强韧啊！
我一直以为普罗旺斯是世上最健康的地方之一，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到处是新鲜的水果蔬菜，做菜用橄榄油，在普罗旺斯似乎根本不存在压力二字，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了，这里的每一个人看起来也非常之健康。但是如果在这些脸色红润胃口上佳的人中，实际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掩饰因为肠胃不畅引起的病痛，那么他们还可能掩饰了别的什么呢？于是，我决定特别留心普罗旺斯人在抱怨什么，治什么病，渐渐地，我发现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疾病，而且在我看来甚至已经蔓延到全国了，那就是抑郁症。
法国人从不觉得身体不适，只会担心健康状况出现危机，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肝脏危机”。想想他们平日里灌下的茴香酒，吞下的多达五道菜的大餐，还有从车展开幕到村里政党年会等大小万事不可或缺的白兰地和“荣誉”葡萄酒，肝脏不堪重负，作乱反抗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对付这种危机，简单的疗法就是远离酒精，多喝矿泉水，但是还有一个更令人安心的方法，就是到药房走一遭，由柜台后面富有同情心的白衣小姐来诊断一番。说它让人安心是因为这充分表明你是得病了，而不是自我放纵所致。
我以前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多数药房都把椅子安在外科手术托架和吸脂手术工具箱中间，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为了让病人可以更舒服地等待，等待前面的某某先生一边不停按摩肿胀的咽喉、娇弱的肾脏、不畅通的肠子以及所有折磨他的部位，一边耳语般地详细解释他是如何落到这副痛苦不堪的地步的。而久经耐心和医务训练的药剂师就仔细地听着，问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接着药包、药罐、针剂就一个个登场，再深入讨论一会儿，最后下个结论，然后某某先生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性命攸关的纸片叠起来，凭着这些纸片，他才能从社会保险申请返还大部分的医药费。又是15或者20分钟以后，后面的人才能向前挪动一个座位。
事实上，只有那些身体还算健壮的病人才会自己到药房看病，对于重症病人或者是自认为病得不轻的人，大部分地方，甚至连像我们这样相对偏远的乡下都有一个急救专家网络，这往往让来自都市的游客又是惊奇又是羡慕，因为在大城市里，只有百万富翁才可以连生病都如此舒服。而在这里，所有的城镇、乡村都配有全天24小时待命的救护车。专业护士会上门来，医生也是如此，我听说这种服务在伦敦已近绝迹。
去年初夏，我们曾小小体验了一下法国的医疗制度，印象着实深刻。实验用的小白鼠是个年轻的美国观光客，名叫本森，身平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我到阿维尼翁火车站接他的时候，他嘶哑着嗓子跟我打了个招呼，手帕捂在嘴上，咳个不停。我问他怎么了。
他指着自己的喉咙，喘息着发出了一些噪音，“摩那！”
摩那？我没听懂，但是我知道美国人有一些病比我们的要深奥多了，比如淤血他们叫做血肿，头疼呢就叫偏头疼，还有什么鼻后滴漏啦。所以我嘀咕了几句类似于新鲜空气很快就会让他没事之类的话，把他扶上了车。回家路上，我才弄清楚原来摩那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的昵称，那是一种因病毒感染引起的喉咙发炎。“喉咙就像吞了碎玻璃一样疼，”本森蜷缩在墨镜和手帕后面说，“我们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哥哥，他是医生。”
回到家，我们发现电话坏了，那时正好是节日加周末的长假开始，就是说我们得有整整三天用不了电话。要在平时，这简直就是老天保佑，但是现在，我们还得打电话到布鲁克林。本森说，有一种最新研制出的特效抗生素可以治疗已知的所有类型的“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我赶到波美特镇的公用电话亭，电话那头布鲁克林医院满世界找本森的哥哥时，我就在这一头不停地给电话机喂五法郎的硬币。最后本森的哥哥终于给我了那种特效药的名字。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一名医生，问他能不能到我家来一趟。
一小时不到医生就赶来了，本森戴着墨镜在漆黑的房间里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