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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不到医生就赶来了，本森戴着墨镜在漆黑的房间里休息，医生就开始检查病人。
〃先生……”医生刚开口，本森就打断了他。
〃摩那！”他指着喉咙说。
〃什么？”
〃摩那！先生，单核白血球增多症。”
“哦，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有可能，有可能。”
医生看了看本森红通通的喉咙，拿出一支棉签，看样子是要取样做病毒测试。“现在，这位先生能不能脱下裤子呢？”本森一边慢慢地把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牛仔裤褪到一半，一边疑惑地从肩膀上回头望去，看到医生拿出一支注射器。
“跟他说我对大多数抗生素都过敏，他应该打电话给我在布鲁克林的哥哥。”
〃什么？”
我解释了一下问题所在。医生的药箱里会不会碰巧有这种特效药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互相看看，本森的光屁股就在旁边，伴随着他痛苦的咳嗽而发出阵阵痉挛。医生说必须给本森打针来减轻炎症，还说这种针剂极少极少会产生副作用，我把这些都跟本森说了。
〃那……好吧！”本森趴下来，医生像斗牛士般地挥舞了一下手臂，夸张地把针筒插了进去。“好了！”
本森在一旁等待过敏反应发作让他头晕的时候，医生说他会派个护士过来一天打两次针，检验报告星期六出来，只要一有结果，马上就开处方。他还祝我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本森捂着手帕发出噪声表示回应。我觉得一个美好的夜晚是不可能了。
护士来了又去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医生在周六傍晚如约现身。我们的年轻人说得没错，确实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法国药来制服它。医生像个文思迸发的诗人，笔走龙蛇，处方一张张地从他笔下泉涌而出，看上去似乎没有放过任何微小的可用资源都被派上了用场。他最后递过来一叠写满天书的纸，并祝我们周末愉快。但这也不太可能。
节日加周末的星期天，想在法国乡下找一家开门营业的药房可不容易，而方圆几里内惟一的药房是位于卡维隆郊区的“保卫药房”。我在八点半赶到那儿，遇见一个和我一样手中握着一叠厚厚处方的老兄，我们一起望着贴在玻璃门上的告示，上面写着：“十点钟开始营业”。
那人叹了一口气，上下打量我。
“急诊吗？”
“不是我，是我一位朋友。”
他点点头。这位老兄得了肩周炎，脚上长霉菌，不打算在太阳下干等一个半小时。他在大门边的走道上坐下来，开始研究起手中那一大叠药方的第一张。我决定先去吃早餐。
药房奇遇记（2）
“记得十点以前回来，今天会有很多人的。”他说。
他咋知道的？难道说星期天上午去药房是法国人午餐前的习惯吗？我向他道谢，但是对他的劝告却决定不予理睬，在一家咖啡馆用一份过期的《普罗旺斯日报》打发了这段等待的时间。
我赶在十点前回了药房，天哪，似乎全卡维隆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了。许多人捏着一厚叠一厚叠的处方站在那里，互相交流病情，那劲头仿佛钓鱼客正描述他那得了奖的大鱼。这位喉咙发炎的先生吹嘘他那肿痛的喉咙；那位得了静脉曲张的太太就从头细数她的静脉是如何开始肿胀曲张的；瘸了腿的和残废了的愉快地聊着天，一会看看时间，然后再往仍然紧锁着的药房大门挤一挤。终于，在一片 “总算开门了” 和“她来了”的咕哝中，一位小姐从药房后面出来打开门后，聪明地让在一边，以便蜂拥而入的人群能顺利通过。再一次，我体会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排队的习惯在法国是行不通的。
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逮到一个空挡，把我的处方交给了药剂师。她拿出一个塑料购物袋，往里面装了满满一堆盒子啦，瓶子啦，每处理完一张就敲上一个章，然后自己留一份副本，另一份给我。袋子都快被撑爆了的时候，还剩一张方子。药剂师失踪五分钟后再度出现，说缺货，要我到别家看看。尽管如此，情况也不算太遭，毕竟重要的药都已经在袋子里了。在我看来，这些药已经足够让整整一个军团起死回生。
本森照着药方又吸又漱地一样样下来，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经从死亡的阴影中脱身，恢复得可以和我们一起到梅纳村的药房找没配到的药了。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有位老先生正坐在凳子上，等药剂师往他的药袋里装满灵丹妙药。也许是好奇地想看看外国人会得什么怪病，药剂师给我们配药的时候，他就一直坐着，等到我们的药都装齐了放在柜台上时，他就凑过来一探究竟。
药剂师打开袋子，拿出一个锡箔包装的东西，差不多和厚的我可舒适锭5一样大小。
“一天两次。”她向本森示意。
本森摇了摇头，摸着喉咙说，“太大了，我可吞不下这么大的玩意。”
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她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位老先生就爆发出一阵大笑，身子在凳子上危险地前仰后合，还用树根般皱巴巴的手背擦眼睛。
药剂师也笑了，优雅地把锡纸包着的药向上示意，“这是栓剂。”
本森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老先生一边还在大笑，一边从凳子上跳下来，把栓剂从药剂师手上拿了过来。
“看这儿，”他对本森说，“要这么用。”
他从柜台前移开，弯下腰，把栓剂举过头，手臂忽然猛地向后伸，把药用力地塞进了裤子后档臀部的地方。他看着本森，“明白了？”
“塞在屁股里？”本森又摇了摇头，“老天，这实在太怪了。”他戴上墨镜，往后退了几步。“在我们那儿不用这个。”
我们试着向他解释，这是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不相信。甚至后来我们说这也不会引起喉咙发炎，他都不觉得好笑。我常常想，回到布鲁克林后，不知道他会对他的医生哥哥说些什么。
不久以后，我在树林里遇到邻居马索，告诉他我们是如何上了栓剂这一课，他觉得滑稽。可是对一个到医院割盲肠、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左腿不见了的病人来说，这么离谱的事情可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马索坚持说是真的。
“要是我得了病的话，宁可去看兽医。兽医至少还清醒些，我不相信医生。”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业的看法并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在普罗旺斯也许确实有些医生对截肢有特殊爱好，但是我们从不曾遇见。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接触以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义。
那一次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外国人口居留证，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文件大战，最后终于进入了高潮。我们跑遍了市政厅、警察局、税务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告知还需要填其他表格，当然了，这些表格要到别处去拿。最后，我们终于确信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证书、证明、声明、照片和重要数据，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市政厅，以为这已经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关了。
我们的档案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应该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住下来了。
市政厅秘书友善地微笑着，又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还得做个全身检查来证明我们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费诺伦医生会很乐意效劳，于是我们又上路直奔奔牛村。
芬耐隆医生很迷人，也很活泼，他帮我照X光，然后做了个简短的问卷调查。
有没有神经病？没有。
有没有癫痫症？没有。
吸毒吗？酗酒吗？容易昏倒吗？
我倒以为还会问问我们的排便习惯以防增加法国的便秘人口，不过对移民局而言，这似乎不重要。我们在表格上签了字，费诺伦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另外两张表格。
他很抱歉地说：“当然！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耸耸肩说，在发给健康证明书前，我们必须拿着表格到卡维隆做血液测试。
“还要做什么样的特殊测试呢？”
“是……”他看起来歉意更浓，“梅毒。”
第六章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写作活就像狗过的日子，却是惟一值得过的生活。”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英国虾（1）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写作活就像狗过的日子，却是惟一值得过的生活。”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绝大部分时间里，写作是一项孤独而单调的工作，虽然有时也会因为想到了一句绝妙好辞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所谓的旷世名句不过是你自认的，因为当时可没人在旁边这么说。更多的是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却挤不出一句话来，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考虑自己是不是该转行 谋一个像职业会计师这样的铁饭碗。你会时不时地怀疑，真有人会要看你写的东西吗？眼看着自己设定的截稿期一天天地逼近，整个人也会变得如世界末日到来般惶惶不可终日。对世上其他人来说，一天写一千字，或者一个字也写不出，根本就无关紧要，但是对你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加倍灰心丧气。写作的这一面，无疑就是狗过的日子。
但是，当你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为一些从未谋面的读者提供几小时快乐的读书时间，写作这种生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假如其中又有这么几个还给你写信，收到信时的喜悦就像亲耳听到了他们的鼓掌，所有的辛苦顿时都得到了回报，你立马就会放弃改行做会计师什么的念头，而开始构思下一本书。
《普罗旺斯的一年》（A Year in Provence）出版不久，我收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来自卢森堡，语气谦恭有礼，充满溢美之词，让我一连几天都舍不得放手。下一个星期里，又有个男子写信来问怎么在新西兰种松露。再后来，信件源源不断地飞来，从伦敦、北京、到澳大利亚的昆士兰，从英国苦艾丛林的女王监狱、蔚蓝海岸的外籍社区到威尔特郡的荒野和萨里的山丘。有些用的是永不褪色的高档蓝色印花信纸，有些则是从笔记本中撕下的几页纸，还有一封信写在伦敦地铁交通图的反面。信封上的地址常常写得很不清楚，邮局就只好小小运用一下推论技巧，就凭着“奔牛村的英国人”这么简单的地址来找我们，虽然我们并不住在奔牛村。有封写着“普罗旺斯梅纳村，英国虾6收”的信也是这么找上门来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地址。
读者的来信都很友善，也很鼓舞人心，不管有没有回信地址，我都会回信，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事实并不往往如此。不久以后，我们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普罗旺斯生活顾问，从买房子到找保姆。一名女子从孟菲斯打电话问我们沃克吕兹的盗窃率有多高。一位埃塞克斯（Essex）的摄影师想知道在卢贝隆（Lubéron）靠拍照能否谋生。想搬来普罗旺斯居住的夫妇则写来了长达几页的问题，他们的小孩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学校？生活费高吗？这里的医生怎么样？所得税如何？在这里会不会孤单？他们会不会快乐？我们总是尽我们所能做出回答，但是隐隐总觉得干涉素不相识的人的生活计划，是件不太舒服的事儿。
随着夏天临近，原来不过在信箱里出现的信，现在变成了活生生出现的人。
那天，天气又干又热，我正在硬得像骨头似的草地上，用鹤嘴锄进行普罗旺斯式的除草工作。这时，有辆车开了过来，司机手里拿着我的书，笑容可掬地冲我挥手。
“可找到你了！”他说，“我在镇上稍微用了一点私家侦探的手段，一点都不难。”
我在书上签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作家。老婆从卡维隆回来知道这事后，完完全全地被打动了，“那是你的书迷啊！”她说，“你该拍照留念的，真难得居然有人会费这个心。”
几天后，她就不那么热心了。当时我们正准备出门吃晚饭，发现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躲在前院花园的柏树后面。
“你就是彼得·梅尔先生吗？”金发女郎问。
“是啊，”老婆说，“不过真遗憾，我们正要外出。”金发女郎大概早已经习惯了做妻子的这种态度，转身就走了。
“可能是我的书迷。”我对老婆说。
“她大可以到别处去做她的书迷。”老婆说，“现在你可以收起脸上那副傻笑了。”
到了七、八月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前门发现一些陌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