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震惊中国农机化所的美国农民（1）
北京西郊有一片难得的苍翠的地方，当年的农机化研究所就坐落在这里。1978年萨娘作为“邓大人”接回北京的五百“科学院夫人”之一，像皮球一样给踢来踢去几年以后，按照“专业对口和国家需要相结合”的原则，分配到这里工作。萨跟着饭票走，和萨娘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有趣的生活。
农机化所是刚刚恢复的单位，其中不乏神气的人物，比如有个大腹便便的杨森教授，很受尊重的样子。同志们说，杨教授可是不得了的人物，一个月挣两百多块！具体说到杨教授怎样*，同志们用手指头一比：杨森教授吃早餐，馒头上都抹那么厚的黄油呢。
那时候觉得吃黄油肯定是非常腐化的象征，不敢想象自己什么时候能混到“馒头上抹那么厚的黄油”那一天，谁知道能有怕肥都不敢吃黄油的时候呢？
晚上沿着操场跑道散步是一种享受。因为废弃多年，农机化所的操场荒芜，长的狗尾巴草穗子大得惊人，晚上蝈蝈、蛐蛐叫得热闹非凡。
所谓百废待兴，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那一段时光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韩丁来演讲。
那年头要是来个外国人，是要围观的。农机化所有一个不大的礼堂，韩丁来的那天，整个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都坐上了人，想听演讲大概是一个因素，把老韩当猴看的怕也不少。听说后来克林顿到北大访问，听演讲的还要政审，当时听韩丁的讲话肯定是没有这个程序，头几排是专家领导，后面大家就是随心所欲地坐，包括我这个小学生也跟着凑热闹——难道因为韩丁自己先通过政审了？
演讲一开始就比较好笑，韩丁在主席台上很突出，没办法，就他一个老外。他的形象就是那种标准的山姆大叔，衣着朴素，和农机化所的几位领导拍肩膀说笑话的挺亲热，演讲就开始了。小司仪比较紧张，说：“现在请美国农业部部长韩丁先生讲话……”一紧张，她把专家封成部长了。
台下一愣，然后哄堂大笑。
韩丁真正一个“大侃”，一开口就震惊四座：“朋友们好。”好嘛，中国话字正腔圆，我是看到韩丁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才知道，韩丁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萨还没出世呢。当时只认为他是一个美国农场主，而且以为美国农场主都是韩丁这样的呢。
不过，一个美国人能够把中国话说到这个水平，今天到中国工作的美国人应该感到惭愧。
韩丁的讲话非常轻松，底下的中国农机工作人员不断发问，他也侃侃而谈。不是中国人不够礼貌，是韩先生讲的东西那时候中国人觉得太过离奇，忍不住发问。
韩丁说：“他自食其力，是无产阶级，所以，他拥护中国搞社会主义。”
就有人发问了：“韩丁（原话很自然随便的，没有“韩丁先生”这类尊称），你怎么是无产阶级呢？你不是有一百多公顷的农场吗？你是农业资本家啊。”
韩丁脑袋一晃，说道：“对啊，我有一百多公顷的农场，但都是我自己种的，我怎么能算资本家呢？”
台下大哗，问道：“一百多公顷的农场，你自己种吗？不用工人吗？中国传统上一个人种两亩地，一百多公顷，近乎天文数字了。”
韩丁洋洋自得地说了一段话，神态语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一手扶住麦克风，一手拳心向内翘起大拇指来，道：“在中国呢，这样的农场，肯定要有个场长，要有工人，还要有个妇女主任……我那里呢？场长是韩丁。工人，还是韩丁。妇女主任？还是韩丁。
一个震惊中国农机化所的美国农民（2）
韩丁说：“我真的是无产阶级，一百公顷的农场，自己就种得了。帮手？老伴儿算是帮手吧。到收割的时候，儿子回来帮忙，付钱给他（这时候台下又有些波动，儿子给老子干活还要给钱？？？没来得及问，他后面的话更令人吃惊）。我靠的呢，就是机械化。比如播种，我开着播种机，两天的时间就把一百公顷的种子播完了，然后，我就来中国旅行了啊。”
听到这儿，一个专家同志站起来了，自信地揭穿韩丁的“谎话”：“韩丁啊，你这就不可能了吧，你用播种机下种子快那是可能的，但是你来中国旅行，农场里肯定要有工人照应吧？不然，种子不出芽怎么办？长草怎么办？啊？长虫子怎么办？啊？”
台下一片赞同之声，都觉得这几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台下的专家在农业上的经验加一块儿怕比清王朝还长，你说机械化，一般人吃惊，专家还不觉得太过分；你说播完种子就出国，这可就不是机械化能解决的了。
韩丁一点儿也不紧张，慢慢等哄闹声静下来，油腔滑调（多少是外国人的口音问题，但是当时没想到）地说道：“我不担心。种子不发芽，我不担心，有种子公司负责呢。我来中国旅游了，种子公司不能到中国旅游，派人天天到我的地里看发芽没发芽，没达到规定的发芽率他要赔我。”
大伙儿的嘴都张开了，那时候中国好像还没有种子公司的概念呢。
我也不怕长虫子和长杂草，有农药公司负责呢。韩丁接着说：“我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开着飞机给我的地洒农药和除草剂了，要是还有虫子和杂草，他们要赔我。”
“真的赔过？”
“让我想想，唔，真的赔过的，可不是因为长杂草，是因为他们撒除草剂的时候风忽然大了，刮到了我的向日葵地里，结果向日葵全死了，当然他们赔。”
专家们的下巴快掉下来了——多好的农药公司啊。我不是专家，可是学到一个知识，向日葵虽然个儿大，居然也是草啊……
有的人就是容易画蛇添足，韩丁接着又说了一句：“当然，农活儿也不是没有，比如浇水，每天我太太就干了。”
一句话说完，一干专家本来快掉下来的下巴马上复位了，你太太？每天浇一百多公顷的地？开拖拉机也累趴了吧？你太太是……
“女兰博？”过了20年，萨才能帮专家把问话补全了。
“哦，不，我太太不是猴子，当然不是孙悟空，她只要每天按按电钮就行了。”韩丁放上一片幻灯片，给大伙儿解释：“我用喷灌。田里本来就有水管，只要一按电钮，就可以把整个一百多公顷玉米地都浇了哦……”
专家们面面相觑。
“喷灌”，今天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这中间不能忘记韩丁的推广之功。同时，中国的专家也不是吃白饭的，他们发现，喷灌虽然壮观，却不甚适合中国的缺水状况，他们在喷灌的基础上，开发出了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机械“滴灌”——水管中的水不再喷向空中，而是通过滴管直接渗到植物的根部，在北方农村极受欢迎，这就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吧”。
韩丁继续描述他的农场生活：“我从中国回去，玉米大概就快要收割了。那时候，我回到农场，就开上联合收割机（中国叫做康拜因）开始收割。”
“那时候，我开着收割机在前面走，我的联合收割机很大，像火车一样分好几节。第一节是收割机，两排铧刀，把玉米割倒，连玉米带秸秆送到第二节；那里是分离机，把玉米棒子剥下来；然后送到第三节，那是烘干机，把玉米棒子烘干；然后送到第四节，脱粒机，玉米粒就出来了。”
一个震惊中国农机化所的美国农民（3）
这时候，韩丁蛮得意地说：“我的儿子就开着卡车跟着我走，玉米粒就‘哗哗’地落入了他的卡车车厢里，满了，他就直接送去粮食公司卖掉啦。”
“秸秆？我的联合收割机就地把秸秆粉碎，就撒在田里。你问我秸秆都撒到田里，我烧什么？我卖了玉米就有钱了，我买管道煤气啊。”
其实，韩丁介绍的农业机械化，在中国未必非常合适，除了东北新疆垦区，中国缺少大地块耕作的地区，包产到户更是造成了大量不适合大型机械的小田块，倒是日本式的小型精密农机比美国的更实用。然而，韩丁的那种悠闲自得、产业化的农民生活，带来的冲击远远比他介绍的机械更令当时的中国人吃惊。
这也是农民……等韩丁讲完，我听见两个邻近的专家欲言又止，意味深长地说了半句话，又摇了摇头。
余音绕梁。
现在想起来，韩丁是我第一个见到的美国佬呢。一个精力充沛、和蔼幽默的美国侃爷。突然看到韩丁逝世的消息，特连夜写成这篇回忆文章，悼念这位热爱中国的老人。
附：萨娘关于韩丁的来信
韩丁的文章，我看了，基本属实，但还有些误点和遗漏，也难为你，小时候的事情还能记住。
1。韩丁说：“像我这样的农场，要是在中国，就要有很多人，就得建个食堂、幼儿园……那就需要厂长、工会主席、幼儿园长等。在我那里，厂长——韩丁，工程师——韩丁，机手——韩丁……”倒没有提妇女主任之类。
2．他出来旅游，种子公司每天去他的地里，蹲在地边看种子出苗没有。讲到这里，他还做了个姿势，很生动的。
3．韩丁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对喷灌机喷嘴的改革。他在山西太谷县看到农民使用的喷灌机的核心零件——喷嘴，买进口的不锈钢喷嘴，一个约几十元到一百元（70年代的一百元就像现在的一万元——天文数字），当时中国还没有开放经济，进口设备很困难，这个喷嘴不仅价格贵，而且不容易买。喷嘴的行情我不大清楚，另一些相似产品的情况可以说说。
我记得听研究所的老同志说，当时拖拉机发动机上的油泵和油嘴（这两个零件是发动机的心脏，体积很小，油泵像小手指大，油嘴直径5毫米，高度不到10毫米），自己开始不会制造，从国外进口，一个油泵或油嘴，需要给人家一口肥猪去换，后来自力更生建了丰台油泵油嘴厂（我往北京调动的时候还联系过这个工厂呢）。当然发动机上的油嘴要比喷灌机上的油嘴精密得多，我只是举例说明当年进口产品之艰难。韩丁说他和太谷农机厂一起研究使用陶瓷做喷嘴，中国有丰富的陶瓷原料和悠久的加工陶瓷的技术，经过努力他们生产出了陶瓷喷嘴，虽然不如不锈钢的耐久性高，但强度、耐磨性都已经达到了要求。他还拿给大家看，瓷的喷嘴五颜六色的，挺好看，但有的用肉眼就能看出来嘴歪，每个成本才九分钱。他表达他的观点：应当就地取材，不要迷信外国搞大、洋、全。现在喷灌机已经很普遍了，不过我不知道现在的喷嘴是什么材料的。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龙要走了
〖DS2。3*2W〗〖HT0”BS〗看〖HT〗到一篇谈张昀先生早逝的新闻，就想到要写这篇文章。因为医疗问题早逝的科学界人士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中科院数学所常务副所长龙瑞麟先生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例子。
称龙瑞麟“先生”不能体现他的真实风采，因为这“先生”两个字显得他有些老，实际上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才50出头。龙是湖南岳阳人，英俊儒雅，精力充沛，假如他活到现在，大概还会是女孩子们崇拜的偶像。人的一生大概也很难看到几个这样风雅而深沉的男子了。他是著名数学家——在国际上，而在中关村，该排队买大白菜的时候，他也一样要去拉板车的。
他回湖南老家，给萨爹带回来一段腊鱼，那鱼活着的时候一定极大，只一块肋排挂在墙上就有手风琴那样大。那一次以后，才知道鱼也可以腊。
数学所80年代的平房宿舍里，周末或者傍晚经常可以看见他在门外摆个小桌做他的工作——两个儿子要考学，占了家里的两个办公桌，太太是中学老师，经常要有学生来补课，堂堂数学家体贴妻儿，只好到门外搞研究了。那时候人少讲究，如果是夏天，英俊而风度极佳的龙先生就是一件跨栏背心伏案工作了——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人奇怪。
他能唱非常优美的外国歌，有的时候就和他的太太一起在房间里唱，我们在外面也能听见，很浪漫的感觉。
他是80年代后期才搬进楼房的吧，小三间一套，排队排上的，因为有两个子女，所以是三间；但因为是两个儿子，同性子女，只能是小三间；异性子女呢，就可以大三间了。一直住到去世。清廉自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分，直到今天，也没听说科学院从知识分子中提拔的干部有哪个因为贪污给抓了。
以他的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应该是长寿的类型，可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负担太重了，而给他们的关爱又太少了。钟家庆、张冬冰，哪个不是乐观、爱锻炼和好人缘？依然挡不住一个个“英年早逝”。
龙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