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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沈从文说话（1）
这个冬天，老人来到我的家里，穿着宽宽大大的棉衣，坐在我家客厅的同样宽宽大大的藤沙发上，浓浓的夹杂四川口音的凤凰口音，黏黏糍糍，声音细细的、低低的。他絮絮叨叨。你必须用心去听。你听明白了，你感到天庭被一只上帝的手打开。那是集半个多世纪人生经验和创作经验的声音。你仿佛被谁推了一掌，茅塞顿开。
这个冬天因为这个声音，我温暖。我心温暖。其实我多么讨厌南方的冬天啊。万木凋零，到处死气沉沉。我所居住的这座南方城市极其平淡。一切都处于萧瑟之中，使我的身心皆活泼不得。我无意之中将老人请进客厅，那真是上天赐予的。
得到这份“巨匠之声”非常偶然。那天我在网上无意之中看到介绍这本由沈先生的助手王亚蓉所编的《沈从文晚年口述》，知道书内还附有一张CD，是沈先生晚年几次谈话的录音。我简直惊奇不已。我无法想象沈先生是如何说话的。我只在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中知道沈先生“湘西口音很重”，说话非常难懂。我急切地来到书店，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得到这份意外的惊喜。
耐烦。这是沈从文先生最爱说的一句话。
我欣喜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我听到老人说话的一刹那感觉是神奇的。我并没感到意外。我感到无比的亲切。他的浓重的乡音我还是听懂了一些。我非常喜欢那“轻轻地说话的语气”，那真是无比天真的。
——一切都要经过训练……大家讲我有天生啊……绝对没有。我是相当蠢笨的一个人，我就是有耐烦，耐烦改……巴金什么的说我“最耐烦改了”，因为我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我文字就通顺了……
——根据个人的浅薄经验来说呢，要是一个作家写到十本书以上，左右，他就统一上达到一个平衡，就站得住，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可以发展……
我读过沈从文的多少书？我读了多少遍沈从文？我曾将《边城》抄在一个笔记本上。《从文自传》、《湘行散记》中的许多篇什也会不经意地浮上我的心头。《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姓文的秘书》我读过无数遍。我曾在人文社出的《湘行散记》小册子的扉页上记道：“（1997年）5月15日我在去湘西吉首、永顺、保靖、凤凰的途中读过……在回北京的列车上，我又重读了一遍《老伴》，那个成衣铺卖绒线的十三岁的少女深深感动了我……”（这个少女后来就成了《边城》里翠翠的原形。）我也曾请汪曾祺先生将“耐烦”两个字为我写过。记得当时汪先生还不太情愿……汪先生嘴里啧啧道：“两个字……这，这怎么写……”，还是先生的女儿汪朝在一旁瞎出主意：“就两个字，你就给他写吧！”我还不知趣地说“这是沈先生……”汪先生瞪眉直眼的，那表情就似他画过的一幅画中的那个人，那类似八大山人的老和尚滑稽极了……他提着毛笔趔趄着，还是为我在宣纸上写下了“耐烦。做什么事都要耐烦”几个字。
——可是我究竟真正“懂得”多少沈从文的“耐烦”！这些悟透创作经验的妙论，我若是早在十年前知晓，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从个人的眼光来看，我已虚掷了太多的时光，在沉溺于人事纷繁中流逝了太多的生命。我听到这样的声音似乎稍稍迟了点。深秋季节，我曾将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读完。我在一篇读后感式的小文中述道：“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我怎就偏偏只喜欢这些‘过时’人物的文字？孙犁、汪曾祺、沈从文……这都是‘新潮们’不屑的人物啊！这些‘过时’的人，他们都是一些能把话说清楚的人，他们总是用最简洁明白的文字，说平常的道理。”我深深知晓他们的价值，我也很愿意学习他们。而我由于疏懒，荒芜的心竟又对平常的日子说不出一个字来。是老舍先生说过吧：“有得写没得写，每天都要写五百字。三天不写手就会生的。”汪先生也曾批评过我们“手太懒”，而浮躁的我们总是沉溺于声色红尘之中，耐不得寂寥。。 最好的txt下载网
听沈从文说话（2）
沈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能力，我非要靠了这只手活下去，愿望尽管好像很伟大，工作能力很低。”他又说：“是不是先做记者，把笔下弄活它。……短篇这个东西就像跳舞，它各种都要跳啊……它处理的好像是一切不离开人情吧。”
汪曾祺画作《葡萄》
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仿佛看到遥远浩淼的天空里的一颗星星。不是很炫目，但是恒久地，就这样远远地、默默地发光。不炫耀、不卖弄、不造作。我想，凡具备大师情怀者，皆怀有这种谦逊的品质和透彻世事的眼光。
谈话中，沈先生有几次笑声，是很耐人寻味的。在这里我很愿意和读者共同分享。在湖南省博物馆的那次讲演中，沈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当他说到：“我是1928年就混到大学教散文——那也是骗人了——教散文习作……”沈先生笑起来了，那笑声中有孩子般的纯真，非常稚气。一副很可爱的样子。而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谈到扇子文化，沈先生说：“马连良《空城计》拿的那个扇子太晚了。”他又孩童般的笑了，笑声柔柔的，亲切明澈，从笑声中似乎可以触摸到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热爱，感到他在他的领域里是巨大的、坚强的。而说到文学，沈先生说“我的书呢，（19）53年就烧掉了，烧到什么程度呢……”这句话没有说完，突然噤住了，而改口说“我在文学方面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绝对没有”，从口吻中明显让人觉察到这个生命是受过挤压之后的样子，让人觉得这个生命在许多岁月里是很卑微的。听到这样的声音，稍微知晓一点沈从文生活情形的人，肯定会在震惊之余感到心酸的。最有意思的是，沈先生说：“我是标点符号现在还不通顺，还要我的老伴来帮我改，哪个文法不对了，哪个文法又不对了。”沈先生轻轻地笑了，仿佛谁轻轻地拍了一下手，整个会场都笑了起来。“因为我根本就不懂文法，我怎么对了，不能对的。”笑得非常滑稽可爱，让人感到这个人在生活中还暗藏着机智和小小的幽默。其实，从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中，是能看出这是一个很智慧、很懂得幽默的人。（书内有一则王亚蓉与沈先生在火车上的对话，说到沈先生1969年冬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的生活，沈先生说：“一个人就住在学校的一个大教室里。空得什么都没有，就是看到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羊，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这是多么干净准确的描述啊，这是通过一双智慧的眼睛观察到的生活场景。准确、生动、明净，气味、声音、色彩都在里面。读之无比感人！）——而话锋一转，沈先生说：“现在我们知道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极其严肃认真地说，“我的写作恐怕是受契诃夫、屠格涅夫的影响”，他说，“我总觉得写什么东西，把这个地方风景或者插进去写。人是在这里活动呢，效果就出来了。”同时，“文字还是要紧的”，“要能够驱遣文字”，他说，“太方言化了不行，受不了，走不通。”他举例说“像我们凤凰那个‘给个毛恰恰’”，下面轰地笑了起来，沈先生自己也笑了，真的煞是可爱。
从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在这个冬日我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是温暖的。沈先生说到要多读书时，他说“其次还是要多读书，读书不必是受影响，是受启发”，这真是非常别致和新鲜的见解。之后沈先生说“要能够去跑，能够挨饿，能够不怕冷”。沈先生自己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本钱就是小学毕业”的人，用自己手中的一枝笔，真的打下了一个天下，并且佐证了自己的所言。这真是一个绚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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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读书记
今夏甚热，闲来便读董桥、黄裳和汪曾祺的文字解暑。三联出的董桥自选集《从前》，由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自述文丛”中的《黄裳自述》和《汪曾祺自述》两卷。以上三种皆装帧精美，图文并茂。所选内容也好，读之尤喜。
多年前在上海曾买过一册由陈子善所编著的《你一定要看董桥》，那应该算是较早介绍董桥到大陆来的书，文中介绍董桥文章“有两晋六朝的风流绮丽”，“收放之间，精神相挽”，受此书的蛊惑，我相继捧回《董桥散文》和《从前》两卷，我选读了其中的一些篇什，如《云姑》、《寥寂》、《湖蓝绸缎》等，皆甚好。但总体说来，董桥的作品对于我辈来说，似乎华丽了点。倒是黄裳的随笔，浅显明白，出神入化，那是最好的读书类
的文字了。《海滨消夏记》简直美妙极了。“《禾熟》一诗，是写水牛的： ‘万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此诗佳甚。近来多见水牛，种种姿态皆可入画，亦可入诗，然无此新意亦不能警策也。”“那一年不知为什么多雨……隔壁的农民一次在住
汪曾祺画作《丁香》
处附近的河边捉到一条四五斤重的黑鱼，他并不走开，说，黑鱼总是成对的，这里一定还有一条雌鱼。果然，没过半小时，他又捉起了另一条……”皆生动有趣，那些文字仿佛要跳将出来，立于眼前，这正如沈从文在湖北咸宁劳动写给黄永玉的信中所言“牛比较老实，猪看似忠厚，实则狡猾，稍不留意，它则从你腿裆间溜走”。令人忍俊不禁。
汪曾祺还是最受看的：“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跑警报》）我曾对朋友说起过，看汪先生的东西，文字是再简约不过了。但他那些通俗明白的文字，仿佛有鬼，有风，有雨，有音乐，有风俗，有气息。就是这么出神入化。令我辈呆望出神，品咂之余，扼腕叹息。
前不久在北京，到汪先生生前的住处看了看。我们对汪先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甚至是狂热的、偏激的、排他的。就像追星的少男少女为贝克汉姆、菲戈，为萧亚轩、周迅、疯狂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天下文章不能给姓汪的一个人给做光了。可我就是痴迷，发自内心深处的痴迷。谁又奈何得了我呢。
汪先生的文字是颇具飘逸之气的，很迷人。前天又将汪先生的手稿《老董》、《当代才子书后记》、《闻一多先生上课》等几篇找出一读，真是一种享受。《老董》是汪先生1993年写的，由龙冬供职的《追求》杂志刊发。汪先生当然不会主动给《追求》这样的青年读物写稿的，是应龙冬的要求。汪先生这样的人，稿子给哪个青年人拿去他是不大计较的，只要是他信得过的人。《后记》是为野莽主编的“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而写。“当代才子书”是野莽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主意，完全是出版行为。选了忆明珠、贾平凹、冯骥才和汪曾祺为第一辑。汪先生是不大赞成用这样的书名的。可由我帮助组稿，汪先生也就随它去了。《闻一多先生上课》，是为他与丁聪在《南方周末》合作的“四时佳兴”专栏而写的。当年写了一组。另外还有《面茶》、《才子赵树理》、《诗人韩复榘》等，汪先生交给我送到丁聪家去，由丁根据文字插图。
说到给丁聪送稿，就像当年萧乾到冰心家送稿一样，我记起当时情景，如今想来也十分有趣。丁先生家住在西三环昌运宫，离我供职的报社公主坟不远，汪先生为我写好楼号门号及电话，我便带着汪先生的手稿，先给丁先生家打了电话。我捎上家乡的两只符离集烧鸡，便骑车来到昌运宫的4号楼。丁先生夫妇都在家，正准备出门，丁先生说黄永玉和黄苗子从国外回来，有一个聚会在朝阳（区），还要让他去接冯亦代先生。因此，我在那坐着就很不安，立即起身要走。但丁先生并不急，一个劲要我再坐一会。问了一些我工作的情况。我说我是通过读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而记住丁聪这个名字的。说到老舍，丁先生来劲了：“老舍的书是要我来插图，《二马》、《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都是我插的。”丁先生感叹地说：“‘文革’年间没画画，1979年才恢复画，我解放得最晚。”那年丁聪已八十一岁（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