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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饮冰室主人的晚年片段（1）
人物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在当地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来往密切；回国后又曾组织进步党争取宪政。1920年后，脱离政界，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一生完成一千二百万字以上，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1932年，林志钧所编之《饮冰室合集》对其著作的搜集较为完备。有关其生平的资料，则以丁文江、赵丰编订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最为丰富。
梁启超
口述：梁思礼（梁启超之子）
早年跟康南海的一番谈话，让父亲眼界大开，觉得不能再读那些古书了……
父亲从小在家乡就被誉为“神童”，他很小就中了秀才，然后又中了举。之后他到了万木草堂，碰到了康南海（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万木草堂，他跟康南海一番谈话之后，眼界大为开阔，知道了世界上的许多事，觉得不能再读那些古书了。从此之后，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里面，都闪现着“康梁”的身影。
“公车上书”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父亲25岁的时候，“戊戌变法”开始了。在“戊戌变法”中有个有意思的事情，光绪皇帝接见父亲，但是却没有办法听懂父亲的广东话，而父亲又不会说普通话，所以只给他封了一个六品的小官。但是父亲却私下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舆论上，他在《清议报》、《时务报》上撰文鼓吹变法，由于他“笔端常带感情”，文章很能感染人，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父亲逃亡日本，在那里待了十几年。在开头那几年，他学习日文，看了许多当时日本翻译的欧洲的那些文章，思考了许多问题。后来他又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报》，把国外的一些事情和观念写成文章，在开启民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对于当时和后世的人们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经谈到过父亲对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曾经亲口对我说起过在南开听父亲演讲的情况。
我跟父亲的关系是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
父亲的子女一共有九个，我是他最小的儿子。他最喜欢的孩子是我的大姐梁思顺，其次就是我了。父亲对我的喜爱，除了老年得子的原因外，还因为我出生后不久，我的第一个妈妈（李夫人）就得了乳腺癌去世了，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又都出国去学习了，包括他喜欢的“大宝贝”梁思顺和“小宝贝”梁思庄。那一段时间，父亲很悲伤，也很空虚。我出生之后，他把对其他子女的爱全部都倾注在了我的身上。从我出生到他去世，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给了我太多的爱。
有时候他给在国外的孩子们写信，经常会提到我。这些信你都可以在他的年谱长编里看到。我跟父亲的关系是他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他。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对于他的书房“饮冰室”印象非常深，后来天津有关方面修复“饮冰室”的时候，多次找到我，然后根据我的记忆进行修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梁启超：饮冰室主人的晚年片段（2）
父亲晚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政治，在我出生前后，他已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了，所以我一两岁的时候跟父亲和我的母亲（王夫人）一起住在清华园。那时我们有时住在北京，有时住在天津（那里是父亲常住的地方）。我现在还记得在北京的时候，父亲带我一起到起士林去吃西餐，坐车回到清华园，还带着一个大大的蛋糕。
“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那个地方所有孩子都不让去
在天津，我们有两处房子，一处是我们家里人住的，另外一处是父亲的书房“饮冰室”。当时我们家有很多孩子，亲戚朋友的孩子们也经常到我们家玩，至今我还很怀念那种大家庭的氛围。“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为了不打扰他的写作，所有孩子都不能到那里去。如果他允许你到那里去，简直是很大的奖励。当然我是经常受奖励的，有时候他写作累了，常常把我抱到椅子上面，把着我的手以我的名义给大姐写信。他管我叫“老白鼻”，我则管大姐叫“亲家”。这里的“亲家”不是儿女亲家，是“干亲家”，因为我大姐的许多孩子年龄都比我大，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干儿子和干女儿，这也是父亲给我们规定的，借此来增加整个家庭的幽默氛围。包括我的名字“老白鼻”，其实是“老baby”的音译。
当时他书房里面的大书柜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书柜上面摆满了线装书，他收集的许多珍本奇本，都汇集在那里。那时我只有三四岁，兴趣当然不在这些线装书上。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国外的时候买的一盒一盒的明信片，都放在柜子下面。我去他的书房之后，总是拿着那些明信片翻来翻去，就像看小人书一样，他有时也在一边给我讲解。这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知道了达·芬奇、知道了米开朗琪罗。总的来说，童年的家庭气氛对于我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
有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寄希望于袁世凯，但是那一段时间他也很矛盾
现在的人们评价父亲，大都会说到他的“一生多变”。怎么评价父亲这个“一生多变”，我觉得，要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与时俱进”。时代变了，所以他才“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最初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参与“百日维新”，一起保皇，后来又分道扬镳；他对袁世凯的态度，也经历了“仇袁”、“和袁”、“倒袁”三个阶段；这样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太多了。我觉得父亲的一生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一生，为了探索民族富强的道理，虽然走过弯路，但是目标却始终不变。他一生的著书立说和参与政治，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目标。
有一段时间父亲曾经寄希望于袁世凯，但是那一段时间他是很矛盾的。他曾经有过成立国会、实行三权分立、议会制等一系列想法，并希望能通过袁世凯来实现这些想法。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书生，想法虽然好，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办法实现。尤其是后来袁世凯称帝，父亲只能又站出来冒着很多风险坚决反对袁世凯。后来他在天津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他的好学生蔡锷在那次活动之后就去世了。父亲非常喜欢，和敬重蔡锷。在我的记忆中，饮冰室里只挂有一张大照片，就是蔡锷的。修复后的饮冰室也是如此，只挂有蔡锷的一张照片。蔡锷去世的时候，父亲是北平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为了纪念蔡锷，父亲在北平图书馆的旁边建立了松坡图书馆。父亲去世之后，他的一些书桌、文房四宝以及很多收藏的书籍，都根据他的遗愿捐给了松坡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
梁启超：饮冰室主人的晚年片段（3）
后来父亲终于绝意于政治，决心退出政治，专心搞他的学问。
但是他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政治，五四的时候，中国作为战胜国，山东的主权理应归还中国，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又把山东划分给了日本。父亲当时正好身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他写信给林长民，意思说中国要亡国灭种了。林长民写了一篇揭露巴黎和会的文章传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北大的学生就一起起来抗议巴黎和会，这也就是历史上的五四运动。父亲在那个时期还是为了抵抗国家的屈辱不停地呐喊。
从国外回来之后，父亲的影响超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但是反过来说，在政治上，他依然是一个失败者，只是一介书生而已。
名人的后代只是名人的后代，事实上，梁启超是梁启超，梁思礼是梁思礼……
父亲一生爱国也影响到了他的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九人都是爱国的。我们中间有七个人在国外学习，又全都回来参加国家的建设。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父亲去世太早。1918年之后，父亲绝意政治，曾经许过一个愿：60岁之后他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教育子女上面。结果，他57岁就去世了，我没能得到他的直接教育，否则的话，我的古文、国学方面的底蕴要比现在好很多。父亲很希望他的子女当中能够有一个搞自然科学的，我现在搞工程也算是了了他的一个遗愿，虽然这条路是我自然而然地走过来的，也没有去刻意选择。
有这样一个父亲，我觉得很光荣。也许有很多人觉得有一个伟人的父亲，身处他的光环之下对于自己会有影响。在这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名人的后代只是名人的后代，事实上，梁启超是梁启超，梁思礼是梁思礼，我们是各走各的路。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很有前瞻性。虽然他的很多思想都没有能够实践。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
父亲去世后，对于他的褒贬一直不一。新中国建立之后，曾经有一段极左思潮的时期，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依然被认为是“保皇党”。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当时如果这样的一个父亲，无疑会波及到子女，但是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我当时在搞两弹一星，是属于尖端的技术，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否则的话，我的命运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受到更严重的批判？被狠狠地打倒？这在那个时代里是都有可能的。就是这样，我也是属于“靠边站”的一类人，可能是在技术上还要用我。不单单是我，我的几个大哥哥大姐姐，都没有能够逃脱被批判的命运，而且他们的遭遇比我的要更差一些。
在我们所里，造反派是占绝大多数的。当时这些所谓的造反派经常互相批斗，激烈的时候还会动手。后来我就躲开这些造反派，专心搞我的工作。但是家里还是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到了我母亲（王夫人）的家里，把东西都抄走了。而我，由于在行动上受到限制，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也没能在她的身边，也没能把她的骨灰保存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后来我在父亲墓的旁边种了一棵树，并且把它命名为“母亲树”，以此来纪念我的母亲。
沈钧儒：最年长的七君子（1）
人物简介
沈钧儒（1975—1963），字衡山，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法学家、教育家。1875年1月2日，生于浙江省嘉兴，早年为清光绪进士，后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沈因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沈钧儒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并组织了救国会。1936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沈钧儒先生又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1945年10月，救国会在重庆召开大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沈钧儒先生被推举为主席。后来他创建并领导中国民主同盟，于1947年，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赴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沈钧儒先生曾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务。1963年，沈钧儒因病逝世，终年88岁。
沈钧儒
口述：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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