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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刘半农（1891—1934），文史学家，名复，原名寿彭，后改为半农，晚号曲庵。1891年5月27日生，江阴人。1917年夏，受蔡元培校长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后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先后发表《灵霞馆笔记》、《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译作、杂文和评论，宣传新思想，抨击保守派，倡导文学革命。1920年3月，赴欧洲深造，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后入该校语音实验室工作，次年转至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攻读实验语音学、创声调推断尺和“刘氏音鼓甲钟”，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被外国以国家名义授予最高学衔的中国人。同年秋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辅仁大学教务长、北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文史部主任，并创立北大研究所语言学实验室。1934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方言方音时不幸染病，7月14日，在北京逝世，年仅44岁。一生著有《半农杂文》、《半农谈影》、诗集《扬鞭集》、方言民歌集《瓦釜集》、《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刘半农
口述：刘育伦
1925年，父亲拿到了博士学位，就回国了……
说起我的父亲刘半农，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当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化名王敬轩和钱玄同表演双簧戏，另外则是他创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了。第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他创作《叫我如何不想她》是在1920年，那时我刚刚出生，自然是一点也不记得。
1920年2月，父亲被北京大学派到英国去留学。因为当时母亲还怀有身孕，他走了之后家中无人照顾，所以父亲就决定把母亲和姐姐一起带到英国。。
到了英国之后，父亲在伦敦大学上课，在那里呆了大约有一年的样子。1920年8月，我和妹妹在英国出生了，是龙凤胎。我们的降临自然给家庭带来了欢快和惊喜，但也增加家庭的负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经济拮据，父亲不得不考虑换个地方留学。他听说法国的生活水平比较低，需要的钱少。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五口人，飘洋过海从英国到了法国。在法国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到了1925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就回国了。
当时我实在是太小了，对英国和法国都没有深刻的印象。姐姐比我大四岁，她对于那里是有很多记忆的。
1926年3月18日，听说外面出事了，后来才知道是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从法国回国之后，我们先是回到了老家江阴，没有几个月，父亲就又到北京大学去报到了。我们在夜里上船离开江阴，第二天早上到无锡，然后在无锡上火车，陆陆续续地走了几天，到了天津，然后再从天津到北京。当时还赶上了军阀们在打仗。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家住在协和医院旁边的帅府园。1926年3月18日，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到二叔家里，姐姐小蕙那时已经在孔德小学上学了，父亲则去了北京大学。不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二叔家里听说外面出事了。二叔就和母亲商量着去学校接我的姐姐，在这个节骨眼上，姐姐自己回来了。那时我们也闹不清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到了后来才知道是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我记不清父亲那天是什么时候回到二叔家里的，只记得他匆匆忙忙地来去了几次，脸色阴沉、忿然。
刘半农：是真名士自风流（2）
在二叔家吃完晚饭，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妹几个坐了三辆人力车回家。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倚在父亲的膝上，感觉到萧瑟不安。第二天，我们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一夜没睡。他怀着很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呜呼三月一十八》，并教我们在家里反复背诵着。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死者今已矣，生者肯放他？！”
1931年以后，父亲常常练习书法，也经常有朋友让他写字。我那时十几岁了，他就让我在一旁帮他研墨、准备纸张。1933年，父亲的好朋友李大钊被杀害了，父亲心情悲愤极了。
他给李大钊写墓碑的时候，依然是我给他在旁边磨墨，一个很简短的墓碑，他反反复复写了很多次。当他写到“某年某月死”的时候，父亲沉重地给我解释，写墓碑一般都不用“死”这个字，而是用“仙逝”、“过世”等等。之所以用“死”，是说明这个人是死于非命。
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在我的家乡被称为刘氏三杰
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在我的家乡被称为刘氏三杰。我的二叔刘天华和三叔刘北茂，都是著名的音乐家。在音乐方面，他们兄弟几个的合作是很默契的。当时父亲和二叔刘天华借了五块钱一起离开家乡到上海讨生活。后来，二叔刘天华要改造琵琶，就给远在法国的父亲写信，父亲就在法国给他搜集了资料再寄到国内，并且从音韵学的角度给二叔提出意见。二叔去世之后，父亲写了一个挽联：体力过人，毅力过人，乃缺年寿；为家门哭，为艺术哭，摧我肝肠。这个挽联生动地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手足情深。随后，在父亲倡议下，他会同二叔的弟子们编辑了二叔所著的全部二胡和琵琶曲稿，这些曲稿现在依然是音乐界的经典文献。
三叔刘北茂原本是燕京大学教英国文学的副教授。二叔去世之后，三叔在父亲的建议下，在三十多岁改学了二胡，后来到音乐学院当了教授。最近我听说他的全集也快出版了。二叔的弟子大多数都是演奏家，能作曲的人很少。而三叔一生作了一百多首曲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父亲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我们家里有暗室，可以自己冲洗照片
在几个孩子当中，父亲比较钟爱姐姐。姐姐非常聪慧，她出生在法国，在文学上很有天赋。姐姐小时候曾经翻译过一本《朝鲜民间童话》，父亲逐字逐句地为她做了订正，后来还出版了。我小时候，父亲曾经教过我读《孟子》，不过我天资不好，父亲教了没多久就意兴阑珊了。
那时候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父亲教我们摄影了。父亲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我们家里有暗室，可以自己冲洗照片。父亲曾经自己做过一个照相机。那个照相机是拿硬纸壳做成的，镜头是一个针孔，利用针孔来成像。这种照相机十分简陋，但是也能照出相片来。我记不清楚照相机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只记得我们小孩子晚上早早的就睡觉了，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研究。
那时候，我们住在大阮府胡同，他和我们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拿着照相机到院子里，把照相机对着一个静止的事物放好，打开快门，过个二三十分钟关上，照片就算照好了。那时候胶片也不像现在的胶卷，是一张一张往外抽的。后来在照相馆里还用这种照相机的。
父亲还给我买过一种机械的玩具，是从法国带回来的，法文叫“MECANO”，也就是积木，上面有些螺丝钉之类的东西，可以任意组合。他经常在我们小孩子睡觉之后，自己搭出一个大玩具来。
蔡先生为父亲做了三件事：一是为他写了墓志铭，二是写了两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还有就是为父亲的讣告拟定了标题……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从内蒙考查方言回来之后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当时以为是感冒之类的小病。在我们家当时住的大阮府胡同请了一个中医，看了两次没有好转，又请了一个姓梁的西医，但是还是没有治好。于是胡适建议我们到协和去医治。
当时家里人是很不愿意到协和的，因为我的二叔刘天华，还有他的一个女儿都是因为得了“猩红热”在协和去世的。因为这个顾虑，我们都不愿意让父亲住到协和去。但是当时协和医疗条件是最好的，最终我们还是把父亲送到了那里。协和规定，病人进去之后，要先洗脚，然后把胡子头发都剃掉。经过这样一折腾，父亲上午住进去，下午两点就去世了。那一天是7月14日。
作为长辈，蔡元培先生十分爱护我父亲。父亲去世之后，蔡先生为他做了三件事：一是为他写了墓志铭，二是写了两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还有就是为父亲的讣告拟定了标题。父亲去世之后，很多人都对父亲做了评价，在众多的评价之后，我认为蔡先生的评价最为精当，他说：自然科学家习惯于机械的实验、数字的统计，虽有时也有大胆的假设，而精神是收敛的；文学家习惯于高尚的理想、菽妫的语言，虽有时也有严格的写实，而精神上是放任的。两种长技，不易并存。培根以科学者而莎士比亚编剧本，歌德为文学家而于植物学上有所发现，张弛自由，最为难得。我们的刘半农先生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大意）这里面不免有长辈对于晚辈的溢美之辞，但是也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父亲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两个方面。
梁漱溟：最后一个大儒的人生侧面（1）
人物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办《光明报》，为“民盟”言论机关。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多岁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
梁漱溟
口述：梁培恕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妹或者侄女照看，而他则是抗战的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
我1928年出生，父亲1988年去世。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到我二十岁，父亲很少在家，在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很难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跟父亲有关的故事来。
童年记忆深刻的两次“逃难”，父亲却都不在场。一次是1932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且开始南下威胁到河北，住在北京的人也人人自危，纷纷逃难。那年我4岁，哥哥7岁，母亲带我们先去张家口又从那里辗转大同，住在我的一个表舅家里。那个时候，父亲在山东邹平，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正在进入实质阶段。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三个月，母亲在1935年已经去世，这一次带我们逃难的是堂姐培昭，从山东去青岛